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

创意写作热潮在当下方兴未艾,论文梳理了创意写作国内、国外两条历史传统。就国内传统而言,论文围绕“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一论争,以“写作课”的变迁为着眼点,勾勒了清华-西南联大-北大等高校的发展脉络,带出近百年来国内高校对于文学写作教育的不同理解;就国外传统而言,论文把握“创意写作”在美国兴起的核心问题意识,即文学教育应该更文学化,而不是更科学化,并就此以爱荷华大学为案例展开历史化的分析。在对于中外传统梳理、分析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创意写作在国内发展的现状,并对未来发展予以展望。

作为创意城市基础设施的创意写作

创意写作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体现的是城市的文化创造力。作为创意城市基础设施的创意写作具有物质性、媒介性、公共性和实践性的特性。创意写作重塑了城市行动者网络:一方面,它以自我为方法,不仅要主张和捍卫城市公民人人写作的主体性权利,还要寻求对主体性的反思和超越;另一方面,它以附近为路径,在城市陌生人中探索作为“栖息地的创意写作”。创意写作为重新审视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同于反映论或者共生论,创意写作与创意城市进入到“纠缠”和互动式的互文和互嵌。创意写作不仅切实推动了城市文化更新和功能再造,还塑造了城市居民的新的文化感受力,推动了城市居民文学体验的创意化,更增进了艺术审美、文化产业和城市空间的跨域流转。

编年体、双线合一与戏剧性——《河山传》艺术形式分析

作为一种疏朗型写作的长篇小说文本,《河山传》在充分彰显贾平凹非同寻常概括和提炼能力的同时,也在艺术形式上体现出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编年体方式的自觉运用,二是一种双线合一艺术结构的营造与设定,三是戏剧性手段的适度运用。除此之外,《河山传》在艺术形式上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一种以不写为写的暗示性描写方式的精妙运用。

无法终结的20世纪——重估米兰·昆德拉的历史遗产

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冷战的阴影再度降临,但也使世界重新获得了一个观察20世纪整体性的方式,进而感受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世纪带给当今世界的深远影响。而米兰·昆德拉的去世,则构成了20世纪还远未终结的诸多象征性事件之一。而昆德拉对冷战时代的独特思考,对媚俗文化的持久批判,对历史“恐怖”的深刻揭示,对小说精神的执著探索,依然有现实的警醒意义。昆德拉的文学书写,因此既构成了人类思想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回望20世纪进而瞩望人类远景的无法忽视的历史遗产。

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地域文化意义

“大文学观”是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它提供了一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学研究路径。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层面对地域发展的关注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要求我们以不断变化的、动态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学与文化研究。以大文学观观照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揭示了地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透视二者的互文、互动,聚焦地域文学既表现出地域性,又展现出超地域性的复杂面貌,使得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不仅具备宏阔的理论意义,更具有一种将文学与现实、与社会、与时代结合的实践价值。

重铸小说讲述者的“王国”——评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

《欢迎来到人间》是毕飞宇积十余年之力创作的长篇小说,表达了对长篇小说新的思考和理解,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长篇小说叙事方式的考量和自信。他改造了长篇小说讲述的“全知视角”或“上帝视角”。小说只有一种声音即讲述者的声音。讲述者对一切一目了然无所不知。但这个无所不知不是传统的,而是对传统的“逆向”对话,是要重建小说叙述的主体性,重新掌控小说叙事的“主权”。这是叙事立场,也是叙事态度,体现了讲述者的主体性。他要超越小说的“现代”叙事学,试图将现代叙事学升级为“2.0版”。这注定是一个险象环生、难以察觉甚至被误解的挑战。他构建了小说主角的发育史,发现了人物精神世界的“虚无和幻影”,由此实现了对当下小说如何保有先锋精神的诉求。这是作家创作的小说“讲述者的王国”。

经典的生成与东北作家群的文化身份认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群落,他们是受“五四”精神指引的启蒙知识分子,是孤独悲壮的流亡者,是不在地的东北叙事者,他们在进入左翼阵营之后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但又在融入抗战文学的话语洪流之后表现出主体身份认同的差异性。东北作家、流亡文人、左翼先锋、启蒙知识分子等多重身份使东北作家群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极具身份标识性的作家群体,而其作品经典性的生成也正是基于这种主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因此,从主体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切入,揭示东北作家群与其他文化主体之间的内在差异性,可以为我们重新厘定和审视东北作家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圆桌论坛

2024年5月24-26日,“地方性与世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译介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25日下午设置了“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圆桌论坛。原计划1小时的对话一经展开,思想火花的碰撞便让现场的气氛迅速升温,专家之间的辩论让原本文质彬彬的会场充满张力与强度。现将记录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建构主义VS本质主义:与童庆炳老师分歧的关键所在——陶东风、赵勇对谈录

一“审美意识形态”是某种妥协的产物赵勇:陶老师好!您与童庆炳老师之间可以谈论的话题很多,但为了让这个对谈相对集中,我想聚焦在您和童老师的争论这里,因为我觉得这场争论非常有学术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童老师与您是师生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好;另一方面,从2004年起,你们又围绕着“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学的边界”“文化研究”“文学终结论”等问题展开了持续几年的学术争论,在整个文艺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重回现场:生命因文学而常青——宋遂良教授访谈录

一结缘文学:从湖湘到齐鲁宋健:宋遂良教授您好,很荣幸能够对您进行访谈。前不久,2023年6月17日,山东师范大学以您的名字为题举办了《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展》,通过手稿、信札、照片等文献,呈现了您长达70年左右曲折但丰富的文学人生,您可否简要概述一下您文学人生的起步和过程?宋遂良:我1933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949年考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革命工作。

1980年代京派作家的“忆往”与“怀人”

1980年代初,重回文学场域的现当代作家纷纷开启了回忆叙事。其中,京派作家如沈从文、萧乾、卞之琳等人,各自在不同的驱动下展开了回忆书写,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和故人的怀念,构成了“忆往”与“怀人”书写系列,其中既有对个体经历的回溯,也有对过往历史的建构。京派作家的回忆叙事既有某种共通性,也有因各自不同的写作心态和现实境遇,而产生的歧义性言说。更重要的是,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的忆往与怀人之作,展示了个体的回忆叙事如何最终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资源与社会资源,参与并影响此后的文学史图景生成。

返本开新:文学研究的范式开拓与跨界融合——叶舒宪教授访谈录

一如何比较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先行者肖景匀:叶老师,您好!您在1980年代的研究内容都与神话原型批评或结构主义批评相关的。即使到现在,仍有一些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坚称,“比较”应该发生在文本或内容之间,而非借助外来理论分析本土文本。请问您如何完成原型批评与中国文学的嫁接?是否担心这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水土不服”?

“我仍然寄希望于电影”——戴锦华教授访谈

一电影与公共性杨宸:戴老师好!本次我受《当代文坛》之邀对您进行访谈,内容主要是关于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思考。我想从您最为关切的电影谈起。我注意到这几年您常常使用“电影之死”这一说法,其中的一个重要意涵是“胶片死亡”,也就是在数码革命冲击下,胶片基本退出电影制作。然而,对许多人来说,数码介质似乎并未影响他们对电影的观看。那么,您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数码介质取代胶片对电影的冲击与“改写”?

当代写作教学的两个“系统”——对黄平创意写作文章的一点回应

黄平《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一文,梳理了创意写作的国外和国内的传统、现状,读后获益良多。我1960年代曾在北大中文系当过写作课教师,下面以我的经历,对黄平的国内历史传统部分做一点补充。因为没有进一步查找资料,做必要的调查,这里谈到的事情可能不很全面、准确。

批评视域中的中国21世纪文学——洪治纲教授访谈录

一虚构写作:不少长篇小说的思想穿透力偏弱曹霞:洪老师好!很高兴有机会和老师做一个访谈,那我们就从老师最近关注较多的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谈起吧。洪治纲:21世纪以来,在虚构性写作中,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一直挺可观。有些作家始终保持两三年一部的写作进度,有些作家则沉淀多年推出一部。即使有些作品热闹一时,但绝大多数很快都变得悄无声息。我每年都阅读一些重要作家或反响热烈的最新长篇,但极少作品能勾起我的阐释欲望。不知道你是否存在这种感受?

文学研究该如何作业?——朱国华教授访谈录

一反思社会学棱镜下的文学动力.陈开晟:朱老师,您好!依照反思社会学反思对访谈语境、访谈者站位以及论题稍作澄清是非常必要的。您对采访的理想对象、问题或状态有什么想法?

拯救与反叛——重读《牛虻》(上)

《牛虻》是一部典型的“革命+恋爱”式的作品,其革命的背景虽然是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青年党为民主自由的斗争故事,但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文学教科书,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它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学效仿的创作模式,追寻它的历史踪迹,有助于我们汲取作品精华,烛照当下创作。本文试图从阅读史的过程中,重新梳理一条《牛虻》在中国曲折变化的阐释史。于是,从版本学的考证、主题的阐释、典型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人性的深度发掘等几个角度,阐发本人对这部作品的重新定位,即:拯救和爱情(包括自我救赎)的母题,无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是不可抗拒的描写元素,它既成为许多西方作家作品摆脱不了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影响着中国近80年来的文学创作。然而,在宗教母题之上的另一个太阳——人性的光辉却是照亮这部作品的圣灵,作品所塑造的牛虻形象就是“第一位格”充满着人类之爱的“典型人物”——无论是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爱情的执念奉献中,抑或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平民的普世之爱,作品都有着巨大的超越时代和超越阶级的文学史意义。它引发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去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俯视人性,还是仰视人性呢?!

拯救与反叛——重读《牛虻》(下)

《牛虻》是一部典型的“革命+恋爱”式的作品,其革命的背景虽然是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青年党为民主自由的斗争故事,但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文学教科书,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它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学效仿的创作模式,追寻它的历史踪迹,有助于我们汲取作品精华,烛照当下创作。本文试图从阅读史的过程中,重新梳理一条《牛虻》在中国曲折变化的阐释史。从版本学的考证、主题的阐释、典型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人性的深度发掘等几个角度,阐发本人对这部作品的重新定位,即:拯救和爱情(包括自我救赎)的母题,无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是不可抗拒的描写元素,它既成为许多西方作家作品摆脱不了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影响着中国近80年来的文学创作。然而,在宗教母题之上的另一个太阳——人性的光辉却是照亮这部作品的圣灵,作品所塑造的牛虻形象就是“第一位格”充满着人类之爱的“典型人物”——无论是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爱情的执念奉献中,抑或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平民的普世之爱,作品都有着巨大的超越时代和超越阶级的文学史意义。它引发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去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俯视人性,还是仰视人性呢?!

图谱与景观重塑——《芥子园新说》系列版画作品的艺术趣旨

作为一套中国美术史上高度程式化的教学范本,诞生于清代的《芥子园画谱》是中国古代绘画教学的程式化巨作,在传统中国画的学习者与研究者中可谓尽人皆知。它总结了历代绘画技法,将之进行解构,以局部作为一种学习切入点,甚至将之成为临摹的新景观,从而成为许多学画者的案头必备书目,广泛流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每一个进入中国画领域的艺术家必须经过的一道门。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去熟悉化”的若干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问题和方法,但需要以“去熟悉化”的研究对现有经验进行再陌生化处理,反思、质疑、修正文学史建构和文学批评中已经累积的成果,特别是文学研究中习以为常的观念、方法、逻辑和论述等。“完美理性”推测“有限理性”、文学史发展脉络、文学史结构以及整体性论述等问题尤其值得重视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