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生成逻辑、内涵阐释与实现方略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是实现“双碳”目标愿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立足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深刻阐明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生成逻辑;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要求,系统阐释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深刻内涵;围绕协同推进减污降碳的现实挑战,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实现方略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对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同根同源同过程特性的系统性认识、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开展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创造了坚实的实现基础。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源自协同学理论与国际绿色低碳发展实践的结合,其核心在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以兼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增加经济增长绿色动能,全面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效益。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须切实健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制度、培育拓展生态环境市场、推动减污降碳科技协同创新,建设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基于城乡差异视角的分析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克服长期以来“三农”金融服务中面临的缺乏标准抵押物的“痛点”和信息不对称的“堵点”,有望加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让广大农民得以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的差异,进而基于不同等级的数字鸿沟展开异质性讨论。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城乡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但明显更有利于城镇家庭,即城乡间存在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差距拉大的危险;分维度来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也提高了城乡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且更有利于城镇家庭。(2)数字鸿沟是制约数字金融发展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在城乡家庭都逾越一级和二级数字鸿沟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城乡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即数字金融发展要更好地促进城乡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提升,其关键在于缩小数字鸿沟。因此,必须加快构建数字金融的包容性发展路径,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培育的体制机制,不断弥合“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提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

数字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及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以2013—2021年中国A股上市的实体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地级市层面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数以及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存在一定差异。从作用机制看,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等,并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和企业效率等内部优化手段,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从实现路径来看,目前数字金融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主要是通过企业创新发展、共享发展和协调发展这三个路径发挥作用,而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路径的作用并未有效发挥。同时,有效的金融监管是数字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的必要保障。因此,应加强对数字金融的政策支持,积极探索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等潜在路径,充分发挥创新发展、共享发展和协调发展路径的积极作用,并以适度监管保障数字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技能工资差距——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随着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的数字技术发展,数字经济必将对中国的就业和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使技能工资差距呈现新特征。通过测度2018年中国各行业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普通最小二乘法、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与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低技能劳动者工资收入,且能缩小低技能群体和高技能群体内部中低收入差距;(2)数字经济能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时间投入效应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提高工作强度,缩小技能工资差距,但职位晋升效应难以充分发挥;(3)数字经济对不同行业部门和不同社会资本群体的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据此提出继续推进数字技术发展、积极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对高收入的规范与调节路径、完善对低技能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并以数字化改革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建议。

转型金融:内涵、框架与未来展望

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低碳转型成为全球共识,各国纷纷提出碳排放控制目标以及净零时间表。传统的绿色金融无法满足碳密集型企业的转型需求,导致各国距离实现净零目标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转型金融应运而生,并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从转型金融的概念出发,阐述转型金融在优化资源配置和管理转型风险方面的功能作用,并结合国际市场实践明确转型金融的发展前景。通过阐释转型金融发展的逻辑机理,对比分析国际上主流的转型融资方法,形成转型金融发展框架的五大核心要素。为此,今后应加强顶层政策体系的协同与约束力度、统一和完善转型金融的界定标准,并积极开展转型金融相关的理论创新。

企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市场就业风险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微观形态,对劳动力市场将产生深刻影响。在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探讨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就业风险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劳动力需求弹性衡量劳动力市场就业风险,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就业风险的影响,发现企业数字化能够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风险,总体上具有积极的就业效应。从作用机制来看,企业数字化通过生产力机制与资源机制对劳动力市场就业风险产生影响,前者表现为替代效应与规模效应,后者表现为融资效应,其中替代效应深化就业风险,而规模效应与融资效应缓解就业风险。实证结果表明,生产力机制的规模效应与资源机制的融资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这两个效应均显著存在。在数字经济所催生的企业数字化过程中,借助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发展,进而改善经营状况,对化解劳动者就业风险,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具有积极意义。

资本脱实向虚矫正新思路:基于市场结构的非对称性

资本“脱实向虚”严重制约着实体经济发展,优化资本配置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脱实向虚”现象的成因机制展开分析,探讨治理资本“脱实向虚”的新思路。运用动态优化方法推导出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最优垄断加价率计算公式,并对比分析1998—2020年中国、美国、德国多部门最优垄断加价率与实际加价率间的量化关系。研究发现:(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资本“脱实向虚”的起点;(2)中国、美国、德国实体经济产品的实际利润率普遍低于最优利润率,并且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实际利润率低于其他国家;(3)美国和德国虚拟经济实际利润率的增长并未导致其实体经济实际利润率的相对(相对于最优利润率)下降,虚拟经济的发展并未以牺牲实体经济为代价,而中国存在生产性资本逃逸至虚拟经济现象。因此,应深化改革当前金融体系,调整市场结构非对称性,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绿色治理、技术进步与就业

在经济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企业绿色治理和就业增长的双赢成为现阶段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挑战。首先,构造包含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的两部门模型,结合理论文献分析企业绿色治理影响就业的技术进步路径及其行业异质性;其次,利用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数据构造公司绿色治理指数,并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公司绿色治理水平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绿色治理水平与就业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表明,技术进步是绿色治理促进就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3)分样本检验表明,绿色治理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对重污染行业就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就业产生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技术创新与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存在行业差异。其中,技术创新在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均表现为遮掩效应,即技术创新会弱化绿色治理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技术效率仅在非重污染行业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绿色治理通过影响技术效率进而促进非重污染行业就业。因此,政府可以进一步完善企业绿色治理政策框架,推动企业开展绿色治理行动,实现就业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红利;企业要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充分考虑绿色治理对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不同行业的企业要密切关注不同技术进步方式对就业的影响,确保绿色转型与就业增长协同发展。

数字赋能、市场分割与出口产品质量

数字经济对企业的生产选择和贸易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采用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与中国国家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市场分割的视角出发分析数字赋能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赋能、市场分割均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提升作用,而数字赋能和市场分割的交互作用却会抑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赋能和市场分割的交互作用会对国有性质、有海外子公司、位于中西部地区和生产非高技术含量产品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更明显的抑制效果。此外,数字赋能和市场分割会通过提升企业市场势力、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强进口强度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据此提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立全要素、全过程、全数据的质量保证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双控视角下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绩效,可以为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现实依据。借助数字经济与企业发展相关理论梳理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碳绩效的内在机制,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的影响与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具有对碳排放总量的提升效应与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第二,路径检验表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扩张效应提升碳排放总量,通过技术进步效应降低碳排放强度;第三,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规模较大、高技术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加积极的碳绩效。因此,应推进从能耗双控制度到碳排放双控制度转变,构建高效的数字化转型赋能体系以及更为绿色的制造业企业生产体系,广泛推行地区减排降碳产业政策试点工作,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合力,协同促进制造业企业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降低。

健康公平视角下的城乡居民医疗支出不平等研究——基于生命周期模型

促进健康公平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建立居民医疗支出内生决策的生命周期模型,根据实际数据采用模拟矩估计法估计城乡居民偏好参数,通过模型求解揭示居民的医疗支出行为特征及城乡差异,并讨论相关政策对城乡医疗支出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城乡居民的生命周期最优医疗支出均呈现倒U型,但医疗支出水平具有明显差异;收入差距、主观偏好差异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差异是造成该现象的重要原因且重要性依次降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升医疗技术以及引入普惠型健康保险可以有效缩小城乡居民医疗支出差距。因此,应增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性,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广惠民保等普惠型健康保险,进一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以缩小城乡医疗支出差距。

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创新风险?——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赋予传统企业新的发展契机,同时重塑研发流程和重构研发组织带来的双重成本不确定性引发了企业创新风险的变动。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结合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对创新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对创新风险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即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其对创新风险会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2)企业数字化对创新风险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抑制作用更为明显;(3)成本不确定性是企业数字化作用于创新风险的主要机制。企业在数字化前应进行风险评估与规划,在数字化后要根据所处数字化阶段实施差异化的研发支持措施;政府部门应当实施针对性的数字化政策,以有效应对企业数字化引致的创新风险困境。

技术融合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技术融合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的关键。推动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背景下,研究技术融合究竟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问题尤为重要。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技术融合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技术融合的深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技术融合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外资企业以及沿海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技术融合深化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固定成本投入效率,最终实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支持力度会在技术融合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技术融合,搭建高效的交流合作平台,加速优质要素资源流动,重点培育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数字经济驱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是供给—需求实现总量平衡、结构适配、质量协同升级的关键连接点。揭示数字经济下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重要启示。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包含数字生产及其下游部门的四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发现:数字要素部门的资本积累对总产出增长有棘轮效应;一旦发生负向的需求冲击,数字经济将有助于宏观经济保持韧性,避免短期总产出大幅减少;数字要素部门的相对独占性将可能削弱扩张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面对数字经济兴起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冲击,中国展开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政策实践。具体包括:发挥数字经济的高能增长极作用,协同推进需求总量调控与供给体系质量提升;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力,构建适应数字技术创新周期的宏观资源筹措、调峰和配置机制;激活数字经济的要素黏合效应,形成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的宏观治理体系。

政策不确定性的市场效应:基于错误定价视角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但政策调整潜在的不确定性可能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采用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总体上倾向于修正股票错误定价,且高估样本和低估样本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修正高估股票的错误定价,而加剧低估股票的错误定价。投资者情绪和市值管理是主要作用机制,且投资者情绪机制占主导作用。进一步考察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2007年之后、民营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货币和财政两类内部政策不确定性均会增大高估股票的错误定价程度,减小低估股票的错误定价程度,而贸易和汇率与资本项目两类外部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则相反。因此,需要充分认识预期管理在金融市场监管中的重要性,关注政策不确定性对资产错误定价的影响;科学制定经济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降低政策变动潜在的不确定性,缓解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平台经济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平台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对优化资源配置和加快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平台经济数字化驱动、中心化治理与生态化发展的三大特点,使其能够通过供需协同和要素协同这两大核心机制来推动有效治理,实现产业链主体的赋能培育、结构的优化平衡以及治理的高效有序。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平台经济主要通过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以及新兴产业建链来发挥作用。平台经济更好地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两点:在对平台企业的监管思路上,注意发展和规范的平衡;充分利用产业政策引导平台发挥好“链主”作用。

流量变现、价值创造与中国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平台经济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新引擎、新渠道和新支撑。随着平台用户增量触顶,中国平台经济整体上已经进入从增量竞争向存量竞争过渡的关键转型期,新发展阶段下实现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对中国平台经济领域不同商业模式的核心特征、运行机制、外部性影响进行深入分析。首先,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升市场交易效率和平台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融合三个方面论述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次,分析流量变现和价值创造两种平台商业模式的主要特征及产生基础,并比较两种模式与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致性及其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以用户真实需求为核心、以提升平台内交易效率为目的,最终能够实现多方互利的价值创造模式是中国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政府应继续加强平台经济的科学监管,引导培育数字平台经济价值创造模式的外部基础,平台企业应该平衡流量变现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加强数字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

中国的代际流动:多维视角下的动态比较分析

促进代际流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多维度分析当前中国代际流动的动态特征以及各维度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代际流动系数的分解探讨不同维度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教育的代际流动性要显著低于职业的代际流动性,并且教育与职业相互之间有显著影响,教育对职业代际流动的贡献超过50%,父代职业对教育代际流动的贡献为11%左右;母亲—子代的代际流动性显著低于父亲—子代的代际流动性,但更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2018年家庭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性相比2010年显著下降,并受个体职业选择的影响;父代—女儿的代际流动性显著低于父代—儿子的代际流动性,城镇的代际流动性低于农村的代际流动性;代际流动性与年龄之间关系总体呈现U型,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个体代际流动性最差。因此,需要综合多个维度评估代际流动现状,通过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加强弱势群体人力资本投资以提升其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能力,改善代际流动。

环境分权与企业生产率--来自“国控源环境数据直报”政策的经验证据

环境分权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环境事权的分配,而“国控源环境数据直报”政策本质上是一次调整环境分权化水平的改革。将该政策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在短期内会显著抑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抑制作用会逐渐消失。结合环境分权理论进一步阐释和验证该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潜在影响机制,发现该政策主要通过挤出企业研发投入、抑制企业寻租行为和激励企业自愿规制环境行为等机制抑制企业生产率。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所有制、行业污染密集程度和地区市场化水平等特征会对环境分权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环境分权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揭示,可以为政府健全“国控源环境数据直报”政策的长效机制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