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随着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逐渐走进居民家庭。基于此,文章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金融素养、风险偏好和收入水平、家庭消费性支出两条链式中介路径正向促进家庭投资多样化。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刺激消费性支出,优化互联网投资渠道并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大股东融资决策吗?——基于股权质押动机的视角

从股权质押视角切入,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该影响主要通过增强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支出和提高质押风险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抑制了大股东将所得资金用于自身和第三方的非支持型股权质押,且该抑制作用在风险承担水平较高、存在机构类非控股大股东、民营、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低和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中更强。研究有助于理解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和大股东行为的作用机制,为政府宏观调控、引导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借鉴。

欲速不达,事宽则圆——政府施政风格与企业IPO行为

本文基于政府工作报告对政府施政风格进行了衡量,以IPO行为为切入点,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施政风格越激进,在政府干预动机和企业迎合动机的驱使下,当地企业IPO越活跃,表现为过会可能性更大以及排队等候期更短。此外,在施政风格越激进的城市,企业在新股上市时的短期表现虽然会更好,但在上市后会发生业绩的迅速变脸。本文不仅丰富了政府公共治理和IPO领域的研究,而且对于如何转化政府职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住房资产、债务与家庭消费

由于住房资产与负债相互影响,住房资产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明确。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以有房家庭为样本,对住房资产、住房债务与家庭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总体来看,住房财富能够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支出,对消费升级也有促进作用,而住房债务则显著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和消费升级,而且不存在住房债务对家庭消费的门槛效应。交乘项回归系数表明,住房债务对住房财富效应有不确定影响,具体而言,住房债务削弱了住房财富对消费支出的效应,但是却扩大了住房财富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与债务对首套房家庭消费的影响要大于多套房家庭,对食品、衣物以及交通通讯支出的影响显著;从消费升级角度看,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显著,而住房债务仅对城镇家庭消费升级影响明显。政策启示是:稳定家庭杠杆率、释放住房财富流动性、优化差异性信贷政策。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中国与RCEP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为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本文立足2010-2020年相关面板数据,系统考察RCEP区域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研究结论显示:RCEP国家间数据流动限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群聚特征,且国家区域面积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成正比;RCEP区域内中国开展数字服务贸易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该效应能削弱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带来的负面影响;RCEP范围内的海岛国因其孤立于海外,更加愿意与他国进行数字服务贸易,中国应该更加关注。

农民工返乡的家庭决策分析

本文分析中国农民工返乡趋势及原因,采用四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构建“阶段×农民工×老年人”三维数据集,实证考察影响农民工返乡决策的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研究结论显示:农民工返乡是家庭决策下的理性选择,家庭养老需求的增加使得农民工返乡的概率会有所提高。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思路来看,提高养老金待遇、提供养老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子女对老年人的照料,更加明显地降低农民工返乡概率。

企业ESG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探究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深入的当下,ESG作为评价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综合指标,是否在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时受到关注?本文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企业ESG对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影响,以探究机构投资者在投资时是否具有ESG偏好。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机构投资者在投资时具有ESG偏好。本文为了解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偏好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也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

新金融工具准则与商业银行会计信息的稳健性

为了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2017年我国对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了修订。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至今会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别是会计信息的稳健性产生影响吗?影响程度如何?这是会计信息使用者和监管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新金融工具准则在金融资产的分类原则、核算方法以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方法上有了重大改变,对会计稳健性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选择最为基础、最牵动微观主体利益和经济系统安全的商业银行群体为研究样本,采用Basu模型研究了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稳健性的影响。我们研究发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引入,显著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稳健性。在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的不同阶段,上市商业银行的会计稳健性存在显著变化。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前的2015-2017年,会计稳健性表现不稳定特征。准则开始实施的2018-2019年,会计稳健性表现较差,自2020年开始稳健性表现向好。最后,本文并未发现审计师的规模和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对会计稳健性存在影响。

实体企业偏爱理财能反哺主业吗?——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微观证据

聚焦微观实体理财数据,考察实体企业偏爱理财对主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扩大理财活动显著抑制主业发展,未能反哺主业,理财活动方式、收益类型与期限结构均表现出不同程度抑制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民营企业、非产能过剩行业、影子银行水平较高地区的理财活动抑制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实体企业扩大理财活动通过“流动性供给挤占机制”和“营运资产挤出机制”最终抑制了主业发展。

创新要素的空间流动与区域创新发展——基于创新要素集聚的视角

加快创新要素流动是释放要素优化配置红利和增强供给侧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08至2019年我国30个省级单元的数据样本,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创新要素流动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以及创新要素集聚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创新要素流动显著促进区域创新发展。与创新人员要素流动相比,创新资本要素流动的影响更明显,且创新资本要素的空间集聚有助于强化创新资本要素流动的创新驱动效果。

投资者情绪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基金资金净流入视角

本文探索了投资者情绪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投资者情绪对基金业绩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开放式基金存在“智钱效应”,基金资金净流入较大的基金业绩表现要比资金净流入小的业绩好;投资者情绪对基金业绩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当投资者情绪积极时会显著提高资金流入基金,从而使得基金业绩得到提升。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疫情等重大事件会增强投资者情绪对基金业绩的影响,提高基金业绩对投资者情绪的敏感度。

友谊是否恒久远?——过去的合作对风险投资的伙伴关系形成及成功退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风投市场数据,构建成对风投机构数据集,研究风险投资之间过去的合作对风投机构伙伴关系的形成以及成功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去的合作越深入,两家风投机构的伙伴关系越紧密,联合投资成功退出的可能性越小;经机制检验发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风投机构有同质化倾向。进一步分析中使用Pajek软件构建联合风投网络,研究发现网络位置对风投机构伙伴关系及成功退出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风险投资实务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当联合投资的成功退出绩效下降时,风投机构应尝试突破已有的合作关系。

董事会社会资本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董事会作为投资活动的主体,嵌入于各类复杂的关系网络,其社会资本能够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以2005~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实证检验了董事会社会资本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两者间的关系以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社会资本能够发挥资源支持、监督治理和战略咨询三大功能,有效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当法律环境或信任环境较薄弱时,董事会社会资本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作用将会增强,反映了社会资本对我国各地区当前不完善的法律、信任等制度环境的替代补充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独立董事社会资本较非独立董事社会资本能够更为有效地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企业供应链话语权如何影响实体投资?——基于商业信用视角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数据,实证研究显示,以商业信用度量的企业话语权对实体投资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即众多话语权较小的企业实体投资会随着商业信用的增加而增加,而少数话语权强大的企业则相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投资随话语权的变动中介了这种非线性关系,并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二者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在货币政策宽松而非紧缩时期,倒“U”型关系显著;国有企业倒“U”型拐点比非国有企业出现得更晚。

银行风险双渠道交叉传染研究——基于网络结构的视角

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银行风险传染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和上市银行股价高频数据,构建了银行风险沿同业拆借直接渠道和信息溢出间接渠道交叉传染的复杂网络模型,并进一步通过仿真模拟发现:相较于单一传染渠道,双渠道交叉传染下银行系统的核心资本损失率更高,即只考虑一种传染渠道会低估银行间的风险传染效应;与完全连接网络结构相比,中心-边缘网络结构更加贴合实际,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的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后一种网络结构中造成的核心资本损失率更高,其风险溢出不容忽视。

对RCEP直接投资是否实现了技术利益?

从RCEP协定框架酝酿谈判以来,东亚、东南亚与大西洋地区主要国家的利益融合机制开始逐步形成。文章主要探讨对RCEP成员国的企业直接投资是否实现了技术利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直接投资相比,该技术利益是否更大。研究发现:2009-2019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对现RCEP成员国进行直接投资总体获得了更高的技术利益;对现RCEP成员国进行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技术利益,总体高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技术利益。此外文章还进行了必要的检验和拓展性分析,所得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充分运用RCEP机制实现企业利益提供经验启示,也是从利益融合视角探讨RCEP机制成效的一次尝试。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风险承担与投资效率——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文章利用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和作用“黑箱”。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机制检验显示,企业风险承担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仅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高时,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才得以生效。文章从企业风险承担角度深化和拓展了股权质押对投资效率的作用路径研究。同时,为约束企业质押后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与参考。

损失厌恶会限制股票市场参与吗?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损失厌恶心理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参与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损失厌恶程度加深会抑制家庭参与股票市场,并降低家庭在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较高的损失厌恶会通过影响主观信任进而降低家庭参与股市的可能性。此外,本文发现金融素养和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减弱损失厌恶心理对于股票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在低收入、低净资产以及城市家庭中,损失厌恶心理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为理解认知偏差与家庭金融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控股股东私利与策略性股票更名

本文从股票更名的动机出发,考察了企业策略性股票更名行为与控股股东私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私利提高了发生策略性股票更名的可能性,并且在策略性更名公告期伴随有明显的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支持了策略性更名的私利动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更易发生策略性股票更名事件,同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较高以及主营业务利润较低时,控股股东出于私利动机进行策略性股票更名的可能性更大。

百闻不如一见: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企业债务资本成本

非财务信息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受到机构投资者和外部债权人的广泛关注。文章从获取企业非财务信息的途径之——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视角考察了其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利用2013-2020年深圳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发现,投资者实地调研活动通过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内部控制质量以及减少企业代理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成本,且在非国有企业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降低作用更加明显。利用文本分析对高管答复语调进行拓展研究后,结果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