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领域新进展——评王龙飞《全民皆兵: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1937—1945)》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学术成果丰硕。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推陈出新,自然成为众多学人思考的重点。①其中区域抗战史无疑是将抗战研究推进至更高水平的重要选择,“进一步推动区域抗战史研究,应该是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可能取向”②,“专门针对某一区域的抗战史研究也同样十分重要”。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度挖掘——评《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南京大屠杀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以来,南京安全区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十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于南京安全区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多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国际委员会西方人士、安全区设立与运行、安全区与各方关系、安全区内难民日常生活等领域,大多仅涉及安全区研究的一部分,缺少对安全区的系统性研究。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于1995年出版的《南京难民区百日》,虽然以“难民区”冠名,但作者的旨趣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论述。作者坦言,“本书所述内容并不是日军占领下南京难民区的生活”,而是“以战后日本人没有注意到的美国传教士的记录为基础,并参考日本军方的资料,将身处事件旋涡中的他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补充进去,全面描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

近代日本殖民主义与琉球复国问题研究

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以吞并琉球王国为起点,逐步炮制“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帝国。日本战败投降后,由于国际因素交叉支配,琉球未能像朝鲜等殖民地那样实现民族自主,仍陷于日本县政与美军占领“双重殖民地”状态。琉球民族坚持其复国愿景与实践,长达一个半世纪。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开罗宣言》等国际原则,吸收处置日本殖民地的经验与教训,尊重琉球人的民族自决权,真正解决琉球主权归属这一国际化问题。

从封捧儿到刘巧儿:陕甘宁边区婚姻自主艺术典型的塑造

“封捧儿婚姻纠纷案”是20世纪40年代发生于陕甘宁边区乡村的一桩普通民事案件。该案件经马锡五入情入理的审判而成为新闻报道,当事人封捧儿经文艺界编演,被塑造成一个时代妇女刘巧儿反抗封建买卖婚姻、争取婚姻自主的艺术典型。虽然该故事的内容与史实之间存有一定差距,但并不影响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和民众的观赏性。通过对该故事的系统剖析,可以展现一个边区婚姻自主故事的发生、发现及其艺术典型的塑造过程,进而理解延安时期政治与新闻、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简体字——以一份手写油印本为基础的量化分析

简体字的使用并非始于中国共产党,而是自汉字产生以来一直就有的演化趋势,甚至南京国民政府也颁布过简体字表。只是国民政府并没有实际推行,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即有使用简体字的实践。不过从中共抗日根据地来看,对简体字并无统一的态度和政策,有的根据地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有的坚决反对使用,反映了简体字使用过程中的矛盾和张力。以一份手写油印稿《考察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报告》为例进行统计,在3.5万余字中,使用简体字190个。其中有84个字渊源甚早,在先秦至明清时期就陆续出现了。与国民政府颁布的简体字表324个字比较,有87个相同,73个为新增。与根据地文字学家罗竹风统计的300余个简体字比较,有86个相同,54个为新增。根据地简体字的使用,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简体字改革提供了经验。

“撤退是战斗的继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湖南

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作为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在武汉正式成立,后因武汉遭临沦陷危险,第三厅人员陆续撤往衡山、长沙等地。撤退途中的第三厅在湖南开展诸多常规宣传工作,也充分利用地方资源进行文化抗战,包括布置双十节扩大宣传工作、开展戏剧宣传周、筹办联合公演、组织木刻作品展览等。第三厅还积极参与征募寒衣、慰劳伤病兵、社会宣教、长沙大火善后等活动。这些活动是湖南文化抗战持续繁荣的体现,离不开国共合作下第三厅诸多爱国人士的接续奋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视阈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与德国分别在亚太和欧洲发动侵略战争而全面引发的,因而有两个策源地。中国战场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即已形成,中国抗日战争有力遇止了日本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使得日本在亚太地区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受到延阻。中国抗战是最早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使得日本数百万陆军被牵制于东方战场而无法脱身,中国战场获得国际舆论的广泛尊重和赞扬。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野观察,中国抗日战争是以中国抗战力量为主体、以中国为主战场的国际性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

日本何以战败——战后日本军史专家对陆军大学教育的反思

日本陆军大学采用德国教学方式并吸收其战争理论,以战术教育为中心,强调实地训练,倡导先制攻击、速战速决和研灭战。经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陆军大学的教育中形成了精神主义和白刃战思想。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史专家在对战败原因和军事教育的关联进行总结时认为,陆军大学强调实用战术,轻视兵站与情报,缺乏对战略思维的教育,其培养的毕业生在指挥作战时无法达到歼灭战的目的;由于忽视对游击战的教学研究,其毕业生无法应对中国全民族抗战;对美军研究的缺失,导致陆海军协同作战与岛礁战不利。但是,这些反思和总结基本停留于战术层面,对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日军战争犯罪与陆军大学教育体制的关系等问题则有意回避。

论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而这一转折点的基础便是各族人民开始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了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地处西北和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各族人民认识到,中华民族团结对于取得抗战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并提出一系列加强各族人民团结的建议;第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沦陷区人口的大量内迁,不仅促进了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的经济、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促进了这些地区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正是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四夷宾服”的传统民族关系开始被新型的“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民族关系取代。这种新型的民族关系逐渐建立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形成的过程。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外交政策的若干反思

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外交上的失败,一在对朝政策上,一开始没有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及时主动调整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在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期间虽暂时扩大了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巩固和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和宗主国地位,但又不自觉地成为列强尤其是日本借手中国夺取朝鲜的工具。二在对日外交上,先是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侵朝活动采取绥靖政策,将朝鲜置于中日共同保护之下。继而在战争爆发前夕的中日交涉中重虚名,拘泥于中朝宗藩关系,一再中计,为日本发动战争提供可乘之机。在战争爆发后的中日和谈中,没有利用“高升”号事件和马关谈判期间发生的日本互徒刺杀李鸿章事件,主动交涉,为中国争回一些有利条件,反而让日本化被动为主动。三在对列强外交上,过度轻信和依赖,结果被列强真假参半的承诺“骗苦”。在决定开战之后错误地同意和选择列强中最为亲日的美国作为战时中日两国侨民的保护国和中日和谈的唯一调停人。清政府外交上的失策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外交无小事,弱国更需要外交!

太行抗日根据地换订契约研究--以土地契约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主要通过换订租约、清债换约和确权立约三种方式领导民众换订契约。县政府是确定土地产权的主要核定机构,村级农救会与村减租委员会等乡村职能机构是开展换订契约的基本单位。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一些乡村守旧地主不愿换约,以及部分干部工作失误,土地政策的实施一度受阻。中共通过启发民众抗争心态、提升干部的群众意识等方式应对,最终有力地推进了政策的实施。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抗战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实践历程,以及注重实际、权力下移乡村和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文化特征。

国际经济合作的期待与虚化——以抗战后期利用美国资本的讨论与实践为中心

抗战后期,在大后方的报刊上,关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利用外资的文章骤然增多,掀起一场奥论热潮。对利用外资的高度关注,既有身于四大强国、战后实现工业化的刺激,也是孙中山在一战后倡导国际经济合作的延续。透过这场舆论热潮及其与相关政策的关联性评判,可以洞察近代中国利用外资过程中观念、制度、实践之间特殊关系的重要面相。在这场讨论中,中国各界普遍存在对美国资本的期待,但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对美国资本又保持一定的警惕性。美国方面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同时对中国建立自由经济制度失去信心,其回应相当消极。尽管利用外资被国民政府视为战后重建的基本经济政策之一,但由于整体经济和政治环境的限制,具体的政策设计难以实施和推进。这一时期,对美国资本的急切期待逐渐被虚化,成为纸上谈兵。

论国民党将领张灵甫

抗日战争时期,张灵甫先后参加正面战场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大会战,在战场上多次负伤,对抗战有很大贡献。不过,对于张灵甫及其所在的第七十四军在抗战中的表现,现有论述多有拔高或不实之处,需要从一手资料入手予以纠正,避免以传讹。解放战争时期,张灵甫指挥的美械装备整编七十四师,是最先向解放军发动进攻的国民党军王牌部队之一。1947年5月,张灵甫在孟良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七十四师全军覆没。此时的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丧失人心,不久之后败退台湾地区。评论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历史事实出发,以国家民族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准绳,以历史潮流发展的方向为旨归,力求全面、准确、客观。

“摘桃子”:战后伪满大陆科学院的接收权之争

伪满洲国政府所属的大陆科学院,是日本为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经济和资源掠夺而创立的综合性科学机构,规模宏大且研究领域广泛。抗战胜利后,在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政治军事形势下,国民政府经济部、教育部、卫生署和中央研究院,以及东北地方当局等,在伪满大陆科学院接收过程中意见分歧,互不相让,对接收权反复争夺。在国共内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伪满大陆科学院接收工作一波三折,“剧情”一再反转,致使该院损失惨重,由各方争抢的“桃子”,变成食之无味的“鸡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行政部门低效无能以及争权夺利的内耗,使科学事业备受伤害。

第九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论坛综述

中国抗战大后方史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10月19—20日,第九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论坛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本次论坛由《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联合主办,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抗日战争纪念网协办。来自国内20多所大学及科研机构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论坛开幕式由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党总支书记鄢晓彬主持。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兵器工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兵器工业指生产枪炮弹药等常规兵器装备的工业门类,是军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始于晚清洋务运动,持续推动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并促进中国近代军事的不断进步,因此得到史学界的长期关注,其中又以抗战时期作为重点。正如王建朗指出,近年来抗战军事史研究的一个走向,是“兵工生产与武器装备等更为具体的如何保障战争的实证研究”的兴起。①就研究对象而言,抗战时期的中国兵器工业可以分为根据地兵器工业和国民政府兵器工业两大部分。其中,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兵器工业始于1931年官田兵工厂的创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最重要的工业门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战领导权

为促成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中共出于民族大义,承认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国家政权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保留自己的独立性,并发挥对抗日战争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作用。由于中共认定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和争取抗战胜利,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使中国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超越,自己要想担负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就要在持久抗战的相持阶段,同时实现对日本和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双重强弱转换,从政治领导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从而能够决定抗战的胜利和中国的命运。虽然抗战的相持阶段尚未完成就转入战略反攻,中共又受到种种打压和限制,但国共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平衡甚至反转已经出现,这为战后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增加了致胜的码。

“战争历史记忆与展陈”研讨会综述

2024年11月9—10日,“战争历史记忆与展陈”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60余名专家学者、纪念场馆负责人和编导参会。

《大处着眼:持久战与〈论持久战〉》出版

桑兵著,中华书局2024年10月出版,35万字,78元。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持久战的讨论是具有枢纽作用的关键问题之一,《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系统阐述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重要著作。作者桑兵近年重写大历史,试图以枢纽型的历史环节为中心,深入探究前人语焉不详、争论不休甚至误读错解的重大问题。其中持久战与《论持久战》为其抗战系列的开篇。伟大的著作理应有高明的解法。

《金陵永生:魏特琳传》出版

张连红主编,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30.6万字,60元。该书由张连红教授主编,是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集体攻关的学术成果。这部传记书写了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1886—1941)不平凡的人生传奇。魏特琳于1912年来华传教,并投身于中国妇女教育事业。1918年至1940年间,魏特琳在金陵女子大学任教,曾任该校教育系主任及代理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