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我国政治学语境下,韧性理论围绕治理现代化意义上长治久安、和谐共生的政治系统愿景而建构,治理韧性的本质属性与目标则可以理解为政治治理体系效能较强,以及国家与社会各领域的自主性发展与运行形成较强的生命力、抗逆力、复原力与可持续发展性。中国以文明型国家的国家传统,形成以国家、社会、民族相互塑造而延续千年不辍的韧性,韧性的理念深度蕴含在中华文明品质与国家建设中。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明韧性作出了最好的阐释,而“两个结合”为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如何汲取文明韧性,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指明了基本原则与实践方向。中华文明韧性与中国国家韧性的叠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以文明韧性为基底、以国家韧性为依托、以共同体韧性为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探索更丰富和更具韧性的治理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国家治理,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韧性因素,持续建设韧性国家,从而能够塑造对抗现代性风险的韧性政治,其经验可为人类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数字技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机理、风险及其防范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在地蕴含人民精神生活富有、人民精神生活发展平衡两个层面的本质规定性。当前,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渗透到人民精神生产、分配、交往、消费等实践环节,加速了精神生活富有、精神生活发展平衡理想精神图景的到来。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出发,结合人民精神生活实践的运行逻辑,探讨数字技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可以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提高精神生产效率,助力满足精神生活的多维需要;能够优化精神文化资源配置方式,助力促进精神文化产品的全民享有;能够打造多维高效的交往矩阵,助力凝聚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能够优化精神消费生态,助力推动精神消费的理性自觉。同时,数字技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面临数字垄断可能提高精神生产的成本、数字壁垒可能扩大精神产品分配的不公正性、“信息茧房”“数字鸿沟”可能影响精神交往互动深度、数字依赖可能导致精神消费异化等风险。因此,防范数字技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需要提升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人们的数字素养和能力,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数字技术和精神生活的引领,健全数字技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制度机制。

由分化到平衡:面向共同富裕的乡村治理人才发展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乡村治理人才在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有研究侧重于探讨某类乡村治理人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或其发展问题,缺乏乡村治理人才队伍整体与共同富裕相联系的针对性研究。对重庆的48名乡村治理人才采取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获取原始材料,运用扎根理论探索乡村治理人才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与共同富裕的联系,逐步编码并提炼出41项初始概念、21项副范畴和5项主范畴,最终确定面向共同富裕的乡村治理人才发展逻辑。该逻辑涵盖了乡村治理人才发展所遵循的“需求—路径—能力—村庄形态”链条及其与村庄发展程度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乡村治理人才在实践发展中的规律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联系。乡村治理人才的发展需求集中在人才存量结构与人才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人才队伍稳定性不足、专业人才整体缺乏等方面,发展路径以党政机构主导为主体、乡村居民共治为根本、社会力量协同和企业主体参与为重要方式,基于结构、数量、规模、组织化程度、流动性5个维度建构的发展能力面临可持续挑战,乡村治理人才的不同发展需求、发展路径和发展能力的综合作用使村庄发展形塑出人才缺失型、人才流失型、人才稳定型、人才吸引型等不同形态。4种村庄形态与先富型、小康型、帮扶型3类村庄发展程度之间存在互为前提的联结关系。“分化”作为贯穿这一发展逻辑链条中的突出特征,事实上是农村农民共同富裕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面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乡村人才振兴角度看,亟待推动人才缺失型、人才流失型村庄向人才稳定型或人才吸引型村庄转化,进而以乡村治理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平衡促进3类不同发展程度的村庄共同走上富裕道路。在政策选择上可从优化乡村治理人才资源配置、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人才引育机制、培养乡村治理专业人才、促进村(社)干部职业化、推动城乡人才自由流动等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发展壮大。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系统化运作及其提升策略

从政治系统来审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其具备系统的整体属性和运作体系,组织力表现为系统内外各要素有机结合的整体力量。在政治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下,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系统的复杂多样易引发组织力的滞后困顿,出现组织力困境;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以独特的政治优势规范了“输入—转换—输出”的系统运作流程,通过与内外部环境的多维互动和功能互补形成反馈闭环,构成一体化的循环链,由此决定了持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一项动态的系统工程。解析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运行工作,其在现实生活中仍然面临内外部因素共同刺激而导致的领导力弱化、凝聚力式微、执行力失范和服务力缺位之困境,组织力水平尚未达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性目标要求,这进一步倒逼农村基层党组织从各个环节入手构建提升组织力的有效策略:政治系统“输入”环节调动“党性—结构—民意”的整合性,政治系统“转换”“输出”环节激活“集成—巩固—共生”的驱动性,政治系统“反馈”环节释放“价值—功能—制度”的交互性。上述策略统筹保障组织的系统化运作及其组织力整合后的正向提升,进而为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持续性发展提供实践遵循。

技术重塑治理关系与数字治理“内卷化”——以“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

目前,推动来自数据资源的技术驱动与政府行政体系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数字治理对民众和政府具有双向赋能意义,但需要有效协同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之间的关系、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困境。以A市“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数字治理的“内卷化”生发于数字信息在行政体制内运行的不同阶段。在诉求信息输入阶段,信息传播的跨时空性使群众从逐级传递变为直接面对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实现对诉求处理全流程的监督和考核,形塑了去中间化治理主体关系,导致治理内容、数量和成本不断增长,同时基层政府自主治理的空间减少。在诉求信息筛选阶段,现实诉求以简化和标准化的信息形式在热线数字系统中闭环流转,治理实践中诉求解决的情境关系出现脱域。原先可以在治理情境中被识别的不合理诉求和反复提交的诉求,伪装成单一诉求从而突破原有治理结构的抑制,挤占了大量的治理注意力和治理资源,破坏原有的治理传统与治理规则,造成“无理”诉求工单在热线系统中的空转。在诉求信息处理或执行阶段,受到科层压力与信息传递的乘数效应影响,诉求治理的责任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由于压力过载产生目标替代行为。数字治理“内卷化”是数字技术逻辑对治理逻辑与治理关系的改造,使数字技术从辅助治理的工具手段转变为主导基层工作的关键变量。数字技术对治理的反噬后果,不仅表现为治理效能的低效增长,还体现在工具理性思维对人本思维的侵蚀与替代。破解数字治理的“内卷化”问题,需要审视数字技术引发的治理关系变革,发挥数字信息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支撑作用,在市域层面重点发挥数据挖掘的决策辅助功能,厘清各个治理主体关系责权利边界,避免数字化的过度监督。数字治理要辅助场景式治理,重点激发基层组织和群众的主体性。

政策衔接:政策有效性的一种实现机制

政策衔接作为公共政策实践中的常见现象,是不同政策间相互连接和协调的政策过程,旨在确保关联政策的连贯性、互补性和协同性,呈现结果与行动相统一、共性与个性相融合的特征。在现实场景中,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公共政策常常面临一定程度的分立与冲突,导致政策执行者往往面临工具不统一、目标不一致等难题。为了提升政策制定和执行效能,在多重任务导向下,政策衔接成为政策有效性的一种实现机制。首先,在政策衔接功能上,关联政策的目标弥合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方向的明确性、工具组合使用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手段的合理性、资源整合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资源的匹配度。其次,在政策衔接过程上,通过政策转译实现与上级政策的衔接,延展政策的情境适用性;通过政策协同实现与同层级政策的衔接,提高政策的系统整合性;新政策通过政策接续实现与旧政策的衔接,增强政策更迭的稳定性。最后,在政策衔接的结构保障上,为消除治理结构中的不利干扰,采取赋能正向行动的可行性建构,提升政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政策的合意性与稳定性;借助程序与结果的合法性建构,确保政策衔接过程符合制度规范和社会规范、衔接结果获得内部认同和社会认同,避免政策制定者的偏离行为破坏政策有效性。总之,政策衔接的三种样态及其相互交叠,有助于缓和科层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张力、缓和专业治理与整体治理的张力、缝补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裂隙,共同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与时间命题,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政策试验的议题情景与多重功能——基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考察

政策试验是中国改革的常用话语叙事,各级领导人对政策创新的试验路径均给予肯定。政策试验通过局部地区的试点开展,构建议题学习网络,增进多主体互动,利用各方知识开展认知学习,从而推进政策创新与治理变革。从不确定性的视角,提出政策试验的“议题情景—功能定位”分析模型,区分政策试验的四种类型,即生成型试验、测试型试验、倡导型试验、拓展型试验,并分析不同试验类型的功能定位。生成型试验适用于深度不确定性的决策议题,政策干预的选项及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决策系统提出概念性质的愿景目标,传递出新信号,鼓励地方政府开展创新探索,将愿景目标转化为操作方案;测试型试验适用于政策干预的内部效度具有不确定性、决策系统已经确定的政策选项,通过局部试点进行评估学习;倡导型试验针对外部效度的不确定性,通过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试验,从差异性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校准政策工具;拓展型试验针对内部和外部效度已经得到检验的政策工具,决策系统通过议题再建构,将新理念、新工具拓展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考察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改革历程发现,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经历了地方创新、多方参与、扩大试点、议题再定位的演化历程,发挥了方案生成、效果检验、经验推广、治理变革等多重功能,这些功能互相衔接,共同构成了政策试验的功能图谱。在改革过程中,多方主体之间具有持续的互动学习,经由概念学习将模糊目标转化为创新方案,经由评估学习、示范学习、迭代学习,将地方探索的成功经验纳入国家政策。研究表明,政策议题的不确定性对试验模式的选择具有直接影响,政策试验的组织模式及功能定位在不同阶段具有差异性。

美好生活: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成都市的经验观察

城市治理逐渐向智能化、智慧化和敏捷性方向发展,同时不断融合绿色、宜居、包容等新理念。已有成果探究了美好生活的内涵、特征和建设路径,相对忽视了数字治理的生活维度,少有研究将美好生活置于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进程中予以详细分析。研究提出城市数字治理美好生活逻辑的新命题,重点揭示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过程中美好生活逻辑的实现机制。城市数字治理嵌入居民微观生活实践中,并通过改变居民个体进而改善群体生活模式和生活经验。成都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美好生活的逻辑转向,并通过五种机制逐步推动居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即通过政策设计机制实现高品质宜居引领市民生活方式变革、通过数字助推机制实现全链条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完善全领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通过服务进阶机制健全全周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通过托底与提升机制实现全覆盖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城市数字化治理折射出居民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通过技术和社会的高度融合实现美好生活的建设,进而促进国家现代化。研究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城市生活治理新模式,拓展了城市治理中的生活维度,同时为相关部门建设高品质居民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启发。

城市治理要坚持以人为本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动力。一、城市治理为何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是天地间唯一的精灵。“以人为本”的理念根植于对人类需求和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在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的具体语境中,“人”就是“人民”,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

以韧性思维推动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发生深刻变革,新产业、新领域大量涌现,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城区常住人口在1 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超大城市不仅仅凸显在巨大的人口规模,还表现为更高的战略定位、更复杂的公共事务、更具不确定性的复合型灾害风险,以及更繁重的城市安全运行压力。例如,2023年,京津冀地区遭遇历史罕见的强降水灾害,造成多个城市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坏;2024年,武汉冻雨造成部分区域交通瘫痪,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使广州等地发生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严重的次生灾害。

人口变迁视角下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挑战与路径

超大城市因其具有无可比拟的规模经济效应、资源集聚效应和创新发展能力,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和增长极,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超大城市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的空间延展,当人口变迁给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带来新挑战时,在“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治理理念下,积极探索我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面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等人口变迁带来挑战的改革创新路径,创新推动符合自身特点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之路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有助于不断提升系统治理、协同治理、智慧治理和精细治理水平并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潜在的超大城市及其他城市治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超大城市流量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与发展方向

流量是信息时代的关键词。超大城市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流量的大规模聚集,呈现出“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特征。与之相适应,超大城市治理就必然要求在流量的治理方面形成一定之规、取得显著成效。从发展进程看,国内主要城市在流量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城市流量治理的侧重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意识到流量的重要性,并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因此,总结主要超大城市流量治理的经验,是提升超大城市治理能力、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要之举。

人口流量与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议题

如何有效应对海量人口流量所衍生的一系列治理难题,始终是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之源。当前,城市治理的空间结构已经从传统的实体二元结构演变为虚实结合的三元结构,即以各种治理单元为基本表征的地理(物理)空间、高速流动的社会空间,以及与上述两类实体空间交相映射的虚拟数字空间。相对于问题普遍存在于各类城市区域的数字空间治理,人口流量对于超大城市地理和社会空间治理的影响尤为突出,并衍生出一系列独有难题。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和必由之路,二者深刻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开创性事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新问题、新挑战、新考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背景下,保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对全面深化改革显得尤为重要。保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既是改革目标前瞻性、改革谋划全局性、改革执行稳定性的重要保证,也是在改革实践当中检验政治定力、高扬道路自信和提振内外信心、应对改革风险和掌握战略主动的必然需要。发挥领导之能、坚持民生之要、确保制度之效、稳固经济之实、激扬改革之力、厚植文化之根,有助于保持战略定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保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当中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历史续篇也是时代新篇,而保持战略定力则是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朝着正确目标和方向前进的有力支撑与重要保证。

情感治理的场景实践与新型乡村共同体的构建——基于S市农村睦邻场景的类型化分析

情感是理解乡村共同体的关键词。在正视乡村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乡村治理场景中情感治理与新型乡村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乡村共同体的建构逻辑。结合“国家—社会”和“空间—行动者”的双重视角,可以从空间场景、主体结构性互动、关系生产对情感治理与乡村共同体的关系进行阐述,其中基于空间场景的情感资源是共同体构建的前提条件,基于主体结构性互动的情感运作是其动力来源,而情感再生产则是其价值基础。以S市农村老年人睦邻场景为切入点,按照空间形态和功能特征划分场景类型发现,不同场景中国家和政府与基层社会的情感互动过程体现出情感治理的空间依赖性,新型乡村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乡村空间场景的情感积淀、国家与社会嵌合的新型共同体结构、基于情感再生产的关系柔化和认同。为此,要充分发挥情感的工具和功能性意义,基于乡村资源特质为情感联结创设空间载体,依靠情感资源开发和累积行动为乡村共同体提供结构性参与条件,以情感再生产凝聚共同体意识,从而实现私人情感向公共精神的转化、国家权力渗透与乡村自我运作的双向促进。

责任型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基于D市S社区的个案分析

责任型社区融合了责任政治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双重意蕴,充分体现“自治”的内涵。打造责任型社区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责任型社区突显了党建引领下基层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D市S社区的个案分析发现,责任型社区的建构逻辑遵从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求,通过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最后实现人人享有。在“人人有责”的层面上,通过情感治理以及邻里互助机制“找回群众”,使群众树立起自身的责任认知,从而主动承担参与基层治理的责任,由此构建了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在“人人尽责”的层面上,协商民主和责任型社区建设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在具体实践中,多元化协商平台搭建了社区群众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载体,使得社区群众有渠道反映问题、有平台商量问题、有路径解决问题。责任型社区建构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人人享有”,体现出“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在这个过程中,责任型社区的建构体现出以民主促民生的治理路径,有效治理的本质是解决好人的问题以及盘活基层治理的社会功能。总的来说,让基层群众树立责任意识、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责任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中国超大城市运行管理现代化:体征指标与量化评价

超大城市具有经济基础好、人口密度高、运行强度大和管理幅度宽等特征,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载体和重要基石,其运行管理现代化是我国探索科学、高效和可持续的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根本保障。基于对超大城市的概念界定和特征阐释,从管理组织结构、综合统筹体系、专项业务能力和社会参与机制等四个维度,构建中国超大城市运行管理现代化的业务范畴与内容体系。依据数据可量化性、可得性、代表性,通过筛选关键指标、确定权重以及标准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等步骤,初步构建中国超大城市运行管理现代化指数。基于此,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四个超大型城市进行运行管理现代化指数分项评价。结果显示,四个超大城市之间各具优势、互有长短,在综合评价中北京排名第一,上海、广州和深圳位列其后。作为一个典型巨系统,中国超大城市运行管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顶层设计、周延规划、规范标准和法律保障等前置条件。可以通过技术赋能、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等途径,提高城市运行管理现代化的整体效能。此外,应加强分工协作,引导社会多元利益主体深度参与,通过提升业务能力实现中国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以系统观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与进路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蕴含丰富系统观念智慧的系统性工程和结构性体系。系统观念则是在承认事物普遍联系的基础上,遵循整体性、协同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思维原则,具体把握事物的系统规律、系统联系与系统存在,从而实现事物本身结构与功能的调整与优化的一种思维方式,能够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整体推进和统筹全局的哲学意指和方法论主线。以系统观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深刻的出场逻辑,它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内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观念蕴含、中国共产党民主系统观念实践的经验总结等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必然结果。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深刻的系统观念呈现,蕴含坚持五大民主实践环节的有机串联的整体性特征、坚持多元民主发展主体的系统共进的协同性特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保障的层次性特征、守正与创新相统合的与时俱进的动态性特征。以系统观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以系统观念进行应然与实然相统合的整体性把握,着力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系统化完善,在各层次、各环节、各领域、各方面进行整体性规划,以及在优化民主与民生事业、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协同发展向度方面实现协调互动和统筹兼顾,从而优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部结构,促进民主效能提升。

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与遵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迫切要求和历史使命出发,对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全面部署。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化类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其重要属性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然是其重要属性和思想灵魂。《决定》强调“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对此,需要认识到,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是形而上学在文化上的表现,往往导致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决定》聚焦“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和比较优势指明了方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推进,也关系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定位和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注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践原则,对坚定文化自信、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理论基础、符号标识与意义建构

形象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内在体系,是主客体之间发生有效互动与联结的重要载体。形象分析是厘清各种关系图式分野、对人类所需的意义进行阐释的客观需要。关于形象的研究主要形成图像论、符号论与意识形态论三种理论取向,这些理论都突出了形象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立足于形象的生成过程及其多层级转化机制,并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亦是多层级不断发生互动与意义关联的动态发展过程。有必要从形象研究的理论谱系中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生成机制、符号标识与意义建构,进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强有力的解释,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理论基础。在具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与叙事中,应依据历史记忆符号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源、依靠政治文化符号具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体、依托语言文字符号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意。有必要在整体性视角中兼顾历史性与现代性、统一物质性与精神性、融通共同性与差异性、贯通民族性与世界性,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多维互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对于提升国家形象、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