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口商会商事纠纷调处机制及启示

汉口是长江流域的重要港口,其近代商业活动极其活跃,经济发达,商事纠纷种类十分丰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汉口商会以其特殊的商业地位逐渐成为汉口地区解决商事纠纷的中坚力量。近代汉口商会在商事纠纷化解过程中的理案记录,从调处主体、调处依据、纠纷类型和调处程序等多个层面积累了诸多的实践智慧,可为我国现代商事调解的发展提供蓝本,推动商事调解走向调解主体专业化、受案范围特殊化和解纷服务市场化的道路。

单位犯罪归责模式之证立与义务违反说之提倡

刑事合规改革中“双不起诉”的做法在实体法上并无根据,亟待对单位犯罪体系再审视。基于“存在—机能—规范”的分析框架,从“单位犯罪是谁的犯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单位犯罪”和“规范中的单位犯罪应当如何解释和建构”三个方面证成单位犯罪本体责任的责任根据。虽然单位不是自然人般的生物体,但确是人格体,以义务违反作为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核心,有助于单位行为与罪过的认定、预防目的的实现以及本体责任论据的补强。同时,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建构单位所担负的义务体系,不仅能够说明单位的责任根据,也能够说明单位成员的范围和责任根据。此外,归责模式应当采组织本体和职员类推的二重进路,处罚模式以双罚制为原则、单罚制为例外。

抽象危险犯的正当性检讨——兼论醉驾入刑的若干问题

“醉驾入刑”是风险社会语境下刑法预防转向之体现。欲厘清醉驾入刑相关疑议,应先阐清其不法内涵;学界普遍认为,《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危险驾驶罪采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形式,然抽象危险犯只是一种拟制危险,其处罚基础需进一步说明。从风险社会语境出发,以法益论和规范论两种进路检讨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基础,并得出结论: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区分并无太大意义,维持人们对规范的期待,使人们能够自由行使自身权利,才是对危险行为进行规制的理由。基于此规范—安全性理论,对醉驾条款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我国互联网法院管辖制度研究

我国互联网法院管辖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管辖案件类型集中、受案范围具有“动态性”、管辖方式具有灵活性、与基层法院涉网案件管辖存在包含关系。目前该制度存在现有管辖范围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管辖模式与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不适配、管辖案件的跨地域性与法定地域管辖规则相冲突、协议管辖规则适用泛化等问题。对此,应当将互联网法院管辖模式转变为专门管辖、对现有案件管辖范围某些“特定类型”作“减法”、对现有案件管辖范围以“列举式”方法作“加法”、拓展部分类型案件的管辖连接点、优化互联网法院的意定管辖规则,以符合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

关于我国两岸健康权保障现状及发展的思考

在全球化风险时代下,健康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备受瞩目。在国际人权法下,健康权概念的不断完善凸显人格自主、人格尊严等价值观念的持续落实。我国制定相关民刑事法律规定和卫生健康具体法规,给予公民必要的救济,保障公民的健康安全,增进社会的民生福祉。我国内地与台湾地区目前分属不同的法域,对公民健康权的保障措施有所不同,但同样为维护公民健康权益而不断完善自身法规。同时,在新时代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两岸需迫切回答和解决健康权功能规范的完善及健康权保护的时代新挑战问题,为公民的健康权益保驾护航。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中独立董事侵权责任机制探析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未对独立董事进行类型化区分,未明确独立董事侵权责任认定标准,大都保留着“签字即担责”的行政责任认定做法,并且在比例连带责任下仍存在独立董事过责失当的问题。为准确认定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中的民事责任,应以独立董事的角色定位为切入点,分析现有过错认定标准与归责形态的弊端,结合现实情况引入商业判断规则、职业审慎标准以及限定赔偿制度,合理设计独立董事阶梯式差异化责任承担形态,构建公平合理的独立董事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低空经济中飞行活动对人身的损害及刑法应对——基于对eVTOL飞行器的思考

低空经济是指以航空载运与作业装备技术为主要工具,以低空空域为主要活动场域,以低空飞行活动为最终产出形式的系列经济活动构成的经济领域。低空经济下,人身损害的对象既可能是地面人员,也可能是飞行器内的空中人员。低空经济下的飞行模式可以界分为有人驾驶、基于人体操控的无人驾驶和基于程序设定的无人驾驶。低空经济在飞行区域、飞行技术以及飞行规则等方面所具有的显著特点,造成不同飞行模式之间以及同种飞行模式之间均存在人身致害风险。对于低空经济下人身损害的刑法保护应当秉持积极刑法观,坚持驾驶主体责任和产品主体责任的二分立场,在理解和适用现行刑法规范时应当严格贯彻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以此发挥刑法在惩治新型犯罪与保障公民自由中的规范价值。

网络信息安全监管法治体系实施研究

网络安全事关整体的发展与安全,出于现实与长远的需求,网络信息安全监管法治体系的理论研究应时、应需、应势、应责,基于执法主体的视角,从法学领域中走出传统的学科范式,面向实践与实战,坚持开放交叉、融通、协作、多学科共同协同研究的路径。网络安全关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主要可以分为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三大领域。网络信息安全监管法治体系中的运行路径包括规制路径、管制路径、自治路径、智治路径。应从监管实践现状角度切入,设计监管实施路径、监管法治监督体系、监管法治保障体系。

政府采购行政裁决与司法裁判程序衔接问题研究

政府采购行政裁决被试点用于处理政府采购投诉,借助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职能,很好地解决了政府采购中的各种争议。现行法律制度下,可以对行政裁决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使裁决机构面临着被司法机关审查的情况,与通常情况下裁决机构不成为司法审查对象的行政裁决机制设计不相符。为充分发挥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的职能,有必要将政府采购行政裁决机制的职能定位为处理平等主体间政府采购合同订立及履行纠纷的程序,完善其调解、处理损害赔偿纠纷等各种功能,逐步向着准司法化的方向予以改革,完成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程序与司法裁判程序的直接衔接。将政府采购监督检查职能、与行政合法性相关的举报投诉处理工作及行政处罚工作与行政裁决相区分,在行政裁决之后取消行政复议,不将行政裁决机关作为司法裁决程序的被告,优先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处理不服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的诉讼,延长行政裁决的期限,赋予行政裁决结果的可强制执行性,推动提升政府采购行政裁决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检察机关监督治理虚假仲裁的理论证成与完善进路

仲裁是当事人解决经济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然而,部分当事人开始恶意利用仲裁程序的准司法性、私密性,从事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虚假仲裁行为。立法应明确检察机关可对虚假仲裁直接进行监督,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启动撤销之诉的职权。参照虚假诉讼罪设置虚假仲裁罪,增加虚假仲裁的违法成本。构建其他相关部门与民事检察部门之间的线索双向移送、反馈机制,形成监督合力。健全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机制,拓宽虚假仲裁发现渠道。强化调查核实权,强化证据认定监督,及时发出检察建议、纠正意见,直至提出抗诉。构建事前和事后并举的全过程监督制度,在发现虚假仲裁后及时向仲裁庭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自查自纠;发现违法犯罪线索,检察机关还应及时移送侦查,查证属实时严厉惩处,希冀以强化检察监督破解虚假仲裁治理之困境。

正当防卫的私法逻辑——民事正当防卫的理论反思与规则重构

我国现行民事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处于“休眠”状态,国内民法学界关于民事正当防卫的研究热情远远低于刑法学界对刑事正当防卫的关注。正当防卫权本源于权利主体的自我防卫本能,拓展于法律的授权与规制。民事正当防卫具有双重属性:权利的自由行使与实现和确保私权社会化的紧急救助。民事正当防卫制度与刑事正当防卫制度相融又彼此独立。有必要从私法逻辑进一步细化民事正当防卫的范围和正当性判断标准。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体系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激发了数据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使之成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数据安全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关键要素和基础保障,在数据自身质量、数据使用过程、数据技术发展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亟需针对数据安全治理中数据规范、数据开放、数据流转、数据监管、数据人才等方面存在的困境,从数据安全预警、政府治理监管、数字社会公平、数字经济发展等不同层面构建我国的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同时,从完善立法保障、强化数据安全管理措施、设置专门数据监管部门、制定数据开放共享标准规范和打造数据安全智能监管平台等路径展开推进,构筑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体制,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贡献力量。

新型涉网犯罪案件数据化讯问模式构建

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新型涉网犯罪类型和手段日趋多样化,并呈现出科技化、智能化、职业化、高隐蔽性等特征,也致使相关审讯工作陷入困境,亟需向数据化讯问转变,借助大数据技术搭建数据化讯问模式规范体系,帮助审讯人员划定侦查范围,解析犯罪动机,刻画犯罪人属性,并据此制定有效讯问策略,同时通过丰富基础数据库资源,构建统一的数据管理体制,提升数据处理技术水平和强化相关专业培训等举措不断完善数据化讯问模式的构建。

面向“移民时代”的人口管理一体化新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管理不仅是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础工程,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世界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进入“移民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管理的对象先是在传统“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基础上,基于人户分离逐步增加了“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等内容;后又基于跨境流动增加了“跨国流动人员”“境外人口”等内容,发展成为“实有人口”管理。现阶段人口管理呈现分散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从对象看,人口包括公民和非公民;从范围看,管辖已经涉及境内和境外;从身份看,可能同时存在多个身份且动态变化;从体制看,职责分工配置相对分散;从技术看,缺少覆盖复杂身份类型的唯一身份代码。面向“移民时代”的人口管理新格局,应当体现更加有利于保护权利、促进发展、维护安全、增进融合的原则,并在实现路径上以系统化的理念为引领,以协同化的机制为保障,以数字化的平台为驱动,以一元化的体制为愿景,推动人口管理格局由分散化向一体化方向演进跃迁。

刑罚执行场域中重新犯罪影响因素研究

刑罚执行场域内监禁矫正是世界各国控制犯罪体系中的核心措施。我国的犯罪率和重新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这迫切需要对刑罚执行场域内影响犯罪因素进行正确认识与科学评估。我国监狱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措施,在惩罚犯罪,改造罪犯,促进刑满释放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预防和降低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涉及罪犯个体特质和社会治理的诸多因素,是涉及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系统工程。通过定量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监狱矫治、亲情帮教、刑罚体验与重新犯罪关联性,把握重新犯罪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为改革完善刑罚执行政策、调整教育矫治项目奠定理论基础、政策支持和实践保障,从而预防和减少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

政治安全视域下境外非政府组织网络话语的象征形式探析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境外非政府组织设置的人权、环保、经济、安全等网络议题表现出意识形态倾向性、网络话语共享性、叙事方式故事性的特点。在“后殖民主义”理论背景下,境外非政府组织网络话语对殖民主义和殖民文化进行历史叙事,建构文化归属和身份建构的“混杂”范式,包含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同时,面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网络话语从象征形式到殖民文化的转化逻辑和话语运行模式,“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范式和批判视角又提供了一种对殖民文化进行话语批判的可能性。

从裁量到强制:原告缺席可以按撤诉处理的制度省思

原告缺席可以按撤诉处理是我国诉讼法上的独创性制度,反映了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相互塑造的深层机理。从运行现状看,立法文本上的“可以”按撤诉处理在司法实践中成为“应当”,程序裁量规范演绎成强制规范。制度扩张的主观动因在于按撤诉处理能够实现诉讼程序的快速终结,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满足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立法上缺乏约束条款为扩张提供了客观条件,我国对撤诉结案方式的政策性激励是制度扩张的现实动力。受制于司法运行的现实环境,该制度的真正缺陷不在于违背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而在于侵害当事人的处分权,进而造成制度的整体不效率。只有将原告两次缺席和被告同意撤诉设置为按撤诉处理的前提条件,才能制度性约束法院审判权以消减规范外因素的不当干扰,进而真正保障当事人处分权并实现纠纷实质性化解的政策目标。

商誉保护的挑战与因应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商誉侵害呈现诋毁产业化、领域集中化和手段专业化等特征,我国商誉保护面临着维权依据混乱、侵害认定不一、机关权限不明等法律挑战,需从明晰商誉侵害的刑事罪名体系、完善行政监管规则及其配套措施、统一商誉侵害的民事司法规则等方面入手,构建全方位和一体化的商誉保护协同机制,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

论西塞罗的法律修辞学——以《为诗人阿尔基亚辩护》为文本的分析

修辞学被认为是言说的艺术,这种言说技艺是通过言辞中的理性和情感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展开的。西塞罗是在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修辞学理论,西塞罗的法律修辞学可以从理性说服和情感说服两方面来进行分析。利用论题学中的类比、对反、省略三段论等逻辑论证的方式来展开理性说服。情感说服通过展现辩护人自身及当事人的优秀道德品质,利用怜悯激发听众对当事人的同情,利用罗马公民的爱国热情调动民族精神来达到说服的目的。以其演说词《为诗人阿尔基亚辩护》为文本展开对理性说服和情感说服在实践中的运用,西塞罗的法律修辞学影响了罗马法的政治性因素,促进了罗马法的技术性因素的发展,是罗马法律科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基于舆情分析的环境类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网络舆情在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舆情形成具有表现形式多变性、参与主体多样性、发展趋势突变性等特征。舆情作用是政府、聚集群体、网民相互博弈作用的结果。对环境类群体性事件舆情动态演化过程进行分析,通过探测舆情信息源、监测舆情传播渠道、引导舆情内容、化解冲突爆发、恢复平息事件四个方面提出各个阶段舆情分析治理路径,从而实现有效管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