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五“中国题材”挂毯寻踪

本文利用新发现的档案和实物材料,推断路易十五送给乾隆皇帝的“中国题材”挂毯至少有四件尚存于世。作者通过对故宫博物院藏四件玻璃底片上的挂毯照片,与欧洲现存“中国题材”挂毯实物和设计原稿进行对比,发现路易十五送给乾隆皇帝的这套挂毯在规格和图像内容上都作了相当大的改动。这种改动显示出法国将其作为国礼时所进行的变通。相关信息的追踪,不但丰富了我们对“中国题材”挂毯织作史和流通史的认识,也为探讨中法宫廷交往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细节线索和样本。

石涛《罗浮图》册与《罗浮野乘》的相关问题——兼论卷轴山水画与山志版画插图的关系

石涛晚年出佛入道,对于道教仙山罗浮山十分向往,以罗浮山为题材创作了不少山水画。本文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所藏两册石涛绘《罗浮图》册为中心,通过比对,指出石涛依据的乃是韩晃《罗浮野乘》一书,石涛不仅抄录《罗浮野乘》中的诗文,而且构图也来源于书中的版画插图。《罗浮野乘》初刊于崇祯十二年,再刊于康熙四十年,作者认为,石涛作品依据的是康熙版,而且进一步指出,17世纪蓬勃发展的出版业与视觉文化催生了精彩纷呈的山志版画插图,为山水画家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创作源泉。

四川内江东兴区大治乡马鞍山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一造像点概况马鞍山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大治乡土主村,距内江市市中心33公里,与安岳县毗邻[图一]。造像分布于土主山东北面崖壁上,海拔393米。摩崖造像现存13龛,分布于一东西向的崖面上,整体保存状况较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内江市东兴区文物管理所对该摩崖造像进行了普查,并编号13龛。2020年8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内江市东兴区文物管理所对该造像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依据三普编号,将该造像点的龛像从东至西依次编号为第1-13龛[图二]。马鞍山摩崖造像题材丰富,佛道兼备。

故宫木结构建筑用材树种概述——兼论故宫古建筑由明至清的用材变化

本文以故宫博物院近年在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合作过程中所取得的大量木构件用材树种鉴定数据为基础,对故宫木结构建筑用材树种加以概述,并介绍了楠木、硬木松、落叶松等几种主要用材在明清宫殿建筑中的使用情况。此外,还以紫禁城中一些建造年代相对明确的个体为标本,分析了建筑的用材模式,尝试归纳故宫古建筑由明至清的用材变化规律,从而将用材特点作为建筑年代认知的一个补充视角,以期更好地解读故宫古建筑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和重要价值。

探本溯源 回归常识--罗世平教授访谈

王中旭:罗老师您好!受《故宫博物院院刊》委托,我想就您的学术历程、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作一个访谈。据我所知,您以前画过油画,也作过西方美术史的研究,那么,请问您转向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契机是什么呢?罗世平:我在湖北艺术专科学校(现湖北美术学院)美术系学习的是绘画专业,毕业后留校,当时学校为培养美术史论的教师,安排我做阮璞先生(以下简称阮先生)的助教,因此我就从画画转到了美术史论。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西禁垣内窑址发掘简报

明中都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是明初首座按照京师之制建造的都城。该城址共有三重城垣,内为宫城,次为禁垣,外为郭城。配合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2015年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与山东大学、故宫博物院合作,对明中都遗址开展了持续的考古工作。

似是而非的“归平”:从善化寺三圣殿1934年斗栱测图谈起

山西省大同市善化寺三圣殿是重要的金代早期木构遗存,也是研究宋辽金时期北方地区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和匠作谱系的重要实例,其单杪双下昂六铺作斗栱尤为稀珍。作者重读1934年测图,注重观察、测量实物,在分析大木尺度的路径中,下昂造斗栱似是而非的归平设计得以浮现。本次成果为后续进一步展开匠作示踪研究积累了重要数据。

故宫学背景下的中国中古文物文献整理研究

2023年是故宫学提出和创立二十周年。故宫学是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显学,不仅链接古今,而且贯通世界,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故宫学背景下,疏理这二十年间,中国中古文物文献整理研究的若干热点,以见故宫学的广博内涵和发展轨迹,揭示故宫学对中国学术的重要影响。

景德镇市董家岭横弄清真寺遗址发掘简报

清真寺遗址位于景德镇珠山区董家岭横弄12号,西距昌江约490米,南距南河2600米,北距御窑厂南门550米,属景德镇老城区中心地带[图一]。据口述史材料和既往研究,清代景德镇伊斯兰教众曾以清真寺及其附近区域为主要公共活动场所,积极展开远距离陶瓷贸易活动。因此,景德镇清真寺对于了解景德镇陶瓷贸易人群和贸易形式具有重要价值。

清代国家祭礼等次制度研究

清代国家祭礼分大祀、中祀、群祀三个等级,其礼仪要素具有普遍性,但也有较大的等次差别。群祀与大祀、中祀存在巨大的礼仪鸿沟,大祀与中祀之间也有礼仪等次差异,同一坛庙不同祭祀和不同神位之间礼仪等次差别明显。清代国家祭礼的等次差异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理清清代国家祭礼礼仪要素共性基础上的等次差别,既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清代国家祭礼,也有利于透彻地了解特定的坛庙祭祀。

海外回归的两件粟特彩绘浮雕石床前档图像

本文对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办公室返还中国的两座石棺床底座的前档图像做了详细介绍,并联系其他相同类型的石棺床或石椁图像,如2000年西安北郊(北周长安城东郊)发现的北周同州萨保安伽石屏、2003年在安伽墓附近发现的北周凉州萨保史君石椁、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的隋虞弘石椁、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美秀美术馆购藏的北朝后期石床围屏、20世纪初河南安阳一座北齐墓出土而流散海外的石床围屏上面的图像,指出两个石床前档的中心构图是人面鹰足的祆神斯洛沙(Srō?)护持着神圣的火坛,证明这两件前档图像的祆教文化属性,并参考安伽、史君、虞弘的族属,推测拥有这两座石床的墓主人应当是信奉祆教的入华粟特人,很可能是北齐都城邺城或附近的胡人聚落首领——萨甫。

《明正德皇帝罪己诏》析议

1972年江苏无锡出土一件明正德九年(1514)京本誊黄“诏书”,其前有序文、中有宽恤事宜二十七款,末署“京本誊黄”,加盖“皇帝之宝”,但无题名。此诏书《明武宗实录》和《明史》等官书不见记载,但其对了解明中期宫廷、社会、经济、赋役、民生、刑事、吏治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冯其庸先生《瓜饭楼藏文物录》(下)题此件名为《明正德皇帝罪己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冯氏捐献此件名为《正德皇帝罪诏》。本文依据原诏内容并非皇帝“罪己”,参酌以明廷三殿两宫四朝重大火灾后诏书,并以九条史料作旁证,析议其不应作《明正德皇帝罪己诏》,似应作《明正德皇帝宽恤诏》。

重构语境——明清时期的“六根清净图”

明万历《方氏墨谱》《程氏墨苑》刊印了“六根清净”墨样,构图恍若月下竹影,竹梢圆轮实则为梵字金刚笑轮。前者墨锭另一面铭“六根清净”,印“生欢喜心”,正、背图文呼应且互补,后者的编者程大约更借题挥斥胸臆。方本此墨与布袋弥勒合款;至清乾隆十六罗汉像屏之上,类似竹图则与因揭陀尊者相表里,寓意安养于极乐世界。从合款到移植入更广阔的语境,图样在流转过程中经艺术家们创作重组,其精神内涵潜移默化。以“六根清净图”为线索,可见利用各种象征元素不断重构语境的过程,以及跨媒介、跨阶层、跨族群、跨文化的交流互动。

金、元双胞本《维摩演教(不二)图》的风格、图式差异及时代特征

本文通过研究故宫博物院藏传北宋李公麟《维摩演教图》和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王振鹏《维摩不二图》的风格与图式,分析二图之间的细节差异,认为故宫本体现了金代特征,应即马云卿本;大都会本临自故宫本,为元代王振鹏所作。

绘画所见永乐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的文化交流

永乐时期(1403-1424),明朝与帖木儿帝国是当时亚洲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经济文化均处于各自辉煌阶段。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牵马图》残本、《海东青图》以及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细密画《花园宴会图》,是记载这一时期两国经济文化交往的珍贵历史图像。画面中出现的大西马、海东青、猎豹,呈现出当时亚洲宫廷狩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而织金服饰、青花瓷,则显示了中国文化对帖木儿帝国贵族生活的深入影响。明朝使者出现于失剌思的宫廷宴会中,更是印证了永乐时期明朝西域外交活动的重要时刻。上述绘画文物,对于拓宽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相互关系的研究视野与研究路径,具有典型的意义。

双面插屏:《弘历及妃古装像》新见——兼论弘历妃即孝贤皇后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宫旧藏文物中有一套“清人画弘历及妃古装像”,是共用一个文物号的两幅卷轴画。故00006524-1/2为弘历像,故00006524-2/2为弘历妃像。作者在故宫南迁文物清册中发现,这两幅绘画在清宫时期原本不是卷画轴,而是硬木插屏的正背两面。遂追踪溯源,明确了该文物的清宫原藏地为景山寿皇殿,且通过文物南迁清册找回了现已佚失的文物参考号“咸三1”,同时梳理了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对其形制改变的过程。作者指出,所谓“弘历妃”实为孝贤皇后,而该插屏是中国古代帝后画像装潢史中现存的孤例,建议定名为“清高宗帝后古装像合装插屏”。

荆门林场遗址西汉车马坑性质探析——也论赐葬外藏椁及其制度的形成

荆门林场遗址车马坑是一座西汉早期诸侯王墓的外藏椁,椁内放置有一组由人俑、车马模型构成的出行队列。外藏椁的形制仿照帝陵,人俑的形制也显示出与西安地区的一致性。椁内器物上的“物勒工名”皆为中央工官,“轻属车”可理解为作属车用的轻车,即兵车用作仪仗之车;人俑中明确可知有“侍御史唐(?)奴”,承担护丧职能。整个车马坑应当是中央赏赐给墓主的一具外藏椁,椁内有序放置的车马、人俑队列可能是象征用以送葬(护丧)的仪仗队伍。林场遗址车马坑为探讨诸侯王丧葬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材料,西汉赐葬制度中的某些内容在西汉早期已经形成,文帝时期对于陵墓制度的建设可能远比文献记载的要丰富和深远。

圣王、高士与神仙:南朝陵墓拼砌砖画的布局与意义

至迟在南朝萧齐时期,形成了陵墓拼砌砖画的完整形制,并且至少在萧梁时得到沿用。墓壁后部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如同屏风围绕在墓主周围,借这些“不宾之士”,强调帝王“明王圣主”的品质和追求,是南朝特有的政治文化和观念的反映。墓壁其他部分为由龙虎引导的上层“天人”和下层仪仗出行的组合,总体上以仪仗卤簿表达墓主身份并以升仙为目的,由于墓室空间的限制,这一部分被挤压而显得布局奇特。透过对南北朝陵墓和墓葬图像的对比观察,或许有助于墓葬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

两周莒国重要铜器辑遗与相关史地疏证

非考古发掘所得的传世铜器,其分域分国研究是金文资料史料化与商周古史重建的重要基础,须以精准的史地考证为前提。通过铭文史地信息的梳理可知,西周吕仲仆爵、繁卣、方尊、簋及东周莒大史申鼎等,悉属鲁东嬴姓莒国礼器,可补两周莒国历史复原的史料之阙,亦有助于姜姓吕国传世铜器的有效甄别。

明初“表笺之祸”补证

明清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因文字触犯忌讳被朱元璋诛杀的案例。清代史学家赵翼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明初文字之祸》,这篇文章被后世学者广泛引用,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其中个别案例提出质疑,甚至进而怀疑明初文字狱的真实性。事实上,朱元璋在《教民榜文》中曾明确宣布,因为所上表笺中存在“诽谤”文字而诛杀了一批地方学官,为文字狱的真实性提供了不容置疑的铁证。此外,学者们质疑文字狱时提供的证据也未必可靠,比如有些学者一口咬定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并未遭到朱元璋诛杀,而是一直活到建文初年,但仔细分析其论证依据,其实存在很大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