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样的人可称为“教育家”

区别于“教育工作者”这一概念,汉语中的“教育家”是对极小部分教育工作者的一种尊称。教育本身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理论。教育家说到底必须是教育实践方面而不必是教育理论方面的“家”。单纯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单纯的教育学者很难称得上教育家。教育家应该是教育实践领域中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不论官方授予称号还是民间赋予称谓,都需要考虑人们心中的那杆秤,需要顾及现实语境中占主导地位的“接受心理”,不宜过于随意,门槛不宜过低。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具有“教育家天赋”的人在良好的制度与文化土壤中通过长期教育实践的滋养、锤炼乃至考验“生长”出来的。作为教育实践人才金字塔之塔尖部分的“教育家队伍”的规模十分有限,“我们需要成千上万的教育家”这样的说法有罔顾可能、用力过猛之嫌。在认识、判断乃至推动教育家队伍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上需要有足够的理性。

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变革模式及其对我国数字化拔尖人才培养的启示

伴随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潮流,我国也将高等教育数字化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本研究基于“政府-院校-社会”三角驱动模型,将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变革分为四类模式:均衡驱动模式、社会导向的混合驱动模式、政府与院校导向的混合驱动模式、政府驱动的单轨模式。论文重点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印度、中国8个国家在四类高等教育数字化变革模式方面的具体特征,进而对高等教育数字化四类模式以及各国在数字化变革的制度、技术平台、资金、教学、科研、管理上呈现的差异特征进行评价。基于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变革模式的研究,本文为我国数字化拔尖人才培养提供如下三点启示: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前沿模型构建产科教支撑的复合型数字化人才培养内涵;以立足特色、兼具均衡的高等教育数字化模式驱动复合型数字化拔尖人才培养改革;基于内外协作、多元创新探索优化复合型数字化拔尖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

中小学教师教学范式现状调研及变革路径探索

范式是科学发展的底层逻辑,只有从范式层面推动教学改革才能真正改变课堂形态,只有推动教学范式从“输入为本”转变为“输出为本”才有望破解我国基础教育始终无法突破“创造性思维培养”的桎梏这一改革难题。为了解全国教师教学范式现状,并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准实验法对全国范围内共33683名教师教学范式和近20所中小学推进教学改革的情况进行调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教师仍主要遵循“输入为本”的教学范式且各地区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遵循不同教学范式的教师在教学活动实施方面差异最为显著;人工范式是撬动教师教学范式转变的关键因素;评价导向是教学改革参与积极性的关键影响因素。由此,研究提出以推动教学范式变革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以教学实践行为作为教师教学范式的判断依据、以教学改革项目作为推动教师教学范式转变的重要路径、以评价导向转变激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改革等建议。

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理论模型、测评工具及应用

本研究通过对42名学术型博士生及24名博士生导师的扎根理论探索,形成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的初始“五因素结构”模型;之后通过对527名学术博士生的问卷调查,最终形成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三因素结构”模型,包括研究过程创新、研究结果创新和学术研究品质三个因素,并编制了相应的测评问卷,因素分析等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应用研究表明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相对较低,特别是研究结果创新和过程创新能力,男生、由内部动机驱动读博、学术就业期待、参加学术会议较多、不存在导学矛盾等的博士生自我评价的学术创新能力相对较高。研究最后提出了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培养的相关建议。

面向人机协同的教师数智素养:测评框架、现状审视与优化路径

人工智能能否在教育领域发挥变革性作用,关键就在于人工智能能否有效地与教育者和学习者实现有效的协同。对教师而言,有效的人机协同不仅要求其具备人工智能素养和数据素养,还要求其将二者进行有机融合,形成“数智素养”。面向人机协同的教师数智素养由基本数智知识与技能、高阶数智思维能力、数智信念与伦理三个维度构成。对上海市1017位中小学教师调查发现,当前教师面向人机协同的数智素养尚未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教师面向人机协同的数智素养水平会受到任教学校类型的显著影响,而其部分维度则会受到教龄、职称和任教学科的显著影响。本研究据此提出如下优化路径:以夯实知识基础和重视思维培养为重点,推动教师数智素养的可持续发展;以提高高级职称教师和文科教师数智素养水平为着力点,以点带面实现教师群体素养水平的整体发展;以将数智素养内容融入教师教育课程为基点,促进人机协同时代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发展。

从战略发展看我国研究生教育走向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高端人才供给和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使命,是新思想、新知识产生的重要源头,是知识经济、数智时代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是强国建设战略的重要支撑。研究生教育是本科教育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最高学历教育,其主要特点是寓教于研、知识生产。它包含三个方面的涵义:第一,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具有高层次性;第二,研究生教育在学习传承人类知识文明的基础上要进行知识生产;第三,“研究生教育”顾名思义“研究”是其核心。研究生在参加课题研究、进行专题调查等研究活动中学习,使其在本学科、专业领域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高技能人才培养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体系

高技能人才对于国家发展十分重要,而当前我国高技能人才数量相对不足,这一状况亟待破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首次把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战略性人才范畴,由此高技能人才培养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站在高技能人才培养和成长的视角观察,国家宏观职业教育体系的设计还需进行反思和优化。

打造高素质乡村教师队伍 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与保障,高素质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力图打造一支师德高尚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乡村教师队伍。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教育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为此,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如何应势而动,破解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现实困境,亟待我们集思广益、倾力解决。

数智时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国际趋势及本土启示

数智时代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对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需求。在数智时代,全球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呈现出以下六大趋势,即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战略、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组织能力、培养全球高科技创业者、数字赋能创新创业教学、加强创业生态系统建设和关注创新创业影响力。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既要回应全球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也要深入结合我国新发展格局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需求,从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的领导力与组织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内容与方法的适切性和有效性,以及打造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开环生态等方面着力。

粤港澳大湾区大学协同创新能力评价:基于四大湾区的比较研究

产学研协同是区域创新的主要方式,大学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源,科学评价大学协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三螺旋的分析框架,运用三螺旋信息法,通过SCI-E论文数据,建立四大湾区大学三螺旋协同创新能力衡量标准,刻画粤港澳大湾区大学协同创新能力的变化曲线。研究发现,加快大学集聚发展、扩大合作交流、制订战略协同、创新组织平台、稳定政策支持是四大湾区提升大学协同创新能力的基本经验。与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相比较,粤港澳大湾区大学与政府的双边耦合度较强,大学与产业、政府与产业的双边和三边耦合度均较弱;2013-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大学与政府的耦合度逐年下降,大学与产业、政府与产业的耦合度偏低且无明显变化,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边耦合度变化呈不规则曲线,在2015年后变得愈为松散。为此建议:一是对标国际,加快差异化发展;二是引领协同,推动先导性发展;三是互通互融,实现共生共享;四是加快改革,促进内生优质。

凸显类型特色的“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的路径分析——以英国经验为例

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确立为“职教高考”制度奠定了逻辑起点。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质的规定性对“职教高考”制度构建提出应然要求:职业教育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要求基于“职业标准”测评学习成果,职业教育以技术知识为知识论基础要求考试内容与方式要理实结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要求普职考试成绩等值。然而,当前我国“职教高考”制度构建面临三大困境:一是职业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不衔接,二是升学导向下“职教高考”逐步与普通高考同质化,三是中职生升学渠道依然狭窄。分析英国具有“技术教育”特色的“职教高考”制度可以发现其制度构建包括以下三方面经验:一是以国家资格框架统一资格标准,二是凸显技术教育特色的考试内容与考核方式,三是与名校录取制度衔接的升学通道。基于我国职教改革取得的成就和英国经验,文章提出我国“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的路径:架构《国家资历框架》,从教学标准建设转向资格标准建设;基于“职业群”设计“职教高考”的专业类别和考试内容;采取在真实情境下考核职业能力的考核方式;建立普职成绩等值的“高校招生分数转换”制度。

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形成机理及优化机制

在新就业形势下,大学生求职择业观面临重新定向,深层次剖析隐藏在大学生背后的就业价值取向特点及其变化规律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研究”(NCSS)数据库,分析我国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的结构演变,发现:正常时期大学生把经济收入和个人兴趣作为择业并重的首要因素;极端应激情况下工作轻松和社会贡献共同成为学生择业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直接就业依然是大学生最普遍的毕业去向选择,但慢就业趋势逐渐增强。借用大学生社会化模型,大学生就业取向的形成一般是平衡个人背景、院系制度、校外环境等多重规范性压力的结果;基于就业意向的强弱和自主性高低,当代大学生就业取向分化为开创型和保守型、顺应型和从众型四类,呈现多元趋势。对此,高校优化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引导机制,需要发挥重要他人作用建立全员联动机制,坚持全过程分阶段引导,并落实就业价值取向的分人分类精准引导的“三全”路径。

建设教育强国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逻辑、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

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建设教育强国,建设教育强国也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两者可统一为“教育共富”。这既是一个整体理念,又是一个系统互动过程。遵循这一行动逻辑,建设教育强国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应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水平不高、教育和产业脱节等问题。对此,主要有四项应对措施:一是坚持公平为先,坚守教育共富的公平底线;二是信守质量为本,重点统筹推进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三是完善教育投入,构建兼顾“渐增投入”与“重点投入”的教育共富投入机制;四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以增强教育共富的驱动力。在此基础上,可以系统地构建一体化的“三螺旋双循环”模式以推进教育共富。

教育家精神及其中国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论述,高度凝练和概括了当代中国教育家和优秀教师所具有的精神风貌,既为教育实践者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他们的日常言行确立了准则,与此同时也启发了教育理论研究者对教育家精神的深入思考。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出发,继续思考教育家精神这一问题,可以发现精神性是教育家的自性;教育家精神即人格化的教育精神。因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中国教育家具有独特的精神品质和追求,具体表现为至诚报国之情、弘道成人之志、必仁且智之心、为师为范之态,它们共同构成以“情志”和“心态”为核心成分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支持、发展成就与未来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政策供给不断加大,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职业院校在留学生培养与管理、境外办学品牌建设、标准推广、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成效显著。同时,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支持和保障政策不完善、政校企协同的常态化机制尚未形成、境外办学平台建设仍需加强、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还需加强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统筹规划与政策保障,完善政校企协同服务“一带一路”的常态化机制,深化境外办学平台内涵,提升院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能力。

新教学需要“抓大统小”而非“抓小放大”

“课”不仅是教师专业实践的计量单位,也是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抓手,的确值得关注。然而,“课”只是学校教育教学的最小运作单位,如果就课论课,只关注课时及与其相伴的课堂或课文,而不关注存在于“课”背后各个层级的“课程”,那么就是“抓了小(课时/知识点)而放了大(单元、学期、学段/育人)”,这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强国

所谓强国,一是指强大的国家,二是指使国家强大。经历了近代的积贫积弱,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或使国家变强大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基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提出了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农业强国、贸易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等目标。

全球性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指向与国际经验

为了适应全球化变革带来的挑战和提升大学的全球竞争力,各国高等教育纷纷开始做出改革,建立全球性合作,培养具有全球视野、批判性思维和全球治理能力的全球公民。全球性大学就在这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悄然出现。全球性大学不仅需要承担起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多种职能;更重要的是,全球性大学需要考虑到不断变化的世界,使学生适应变幻莫测的经济、政治、社会,最终参与到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

大力推进科创教育 促进学校教育的创新发展

大力发展科学教育、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是当前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重中之重。回顾我国的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对于科学教育(广义)的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不可谓不深,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豪迈口号,到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师生及家长、社会对于理科教育的大力投入,加上高等教育阶段理工类学科的地位,都显示了举国上下对于科学教育的偏爱偏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与时代传承——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导论》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培育现代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素养、道德修养和文化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在现代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浪潮中保留并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资产,让它们在新的社会语境下焕发生机,成为现代教育各界必须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