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易替之際河南地區的官民互動——以北大圖書館藏《韶山雲門禪院帖》爲中心

宋金易替之際,河南地區頻遭戰火,更經歷數次政權變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韶山雲門禪院帖》公文碑拓片,是這一時期澠池縣韶山雲門禪院與僞齊、金、南宋各政權官府申訴、交涉,最終以贖買方式收回僞齊所拘占寺產水磨地基的存證。公文碑包含一份“公據”,五份“朱鈔”,模勒文書行款、花押、鈐印,高度接近文書原貌,不僅記録了禪院與官府互動往來的全過程,也提供了宋金時期民間輸納錢物“鈔”的寶貴樣本,更揭示了王朝易替之際,官、民各方的利益訴求,基層社會債務、訴訟關係的延續性,及基層群體以維持、拓展自身生計爲核心的生存之道。

輗、軏、軛、衡、槅考辨

本文討論古代車上幾個重要部件的名稱—輗、軏、軛、衡、槅。《論語·爲政》“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句自漢代以來多有歧解,清儒梳理舊注和文獻,認爲“輗”“軏”是鬲與轅、衡與輈交接處鑿孔貫穿後插入的木製或金屬關鍵。考古學界則有學者將馬車輈頭承托衡木部分或套在輈最前端的青銅飾件定名爲“軏”,也有學者稱秦始皇陵銅車馬輈、衡相交處穿輈縛衡的繩索狀曲形鍵爲“軏”。出土文物定名與文獻記載不盡相合。獨輈馬車一衡兩軛,衡是垂直於輈的水平横木,軛是左右成對綁在衡上扼住牛馬頸部的“人”字形器具;槅是一根中央拱起、兩端連接牛車雙轅的圓木棍。三物本不混。東漢雙轅馬車將衡改進爲曲形拱架,“衡”與“槅”的差異縮小;後取消車衡,軛直接縛轅,變成與牛槅相近的侈脚軛,“軛”與“槅”“衡”的功用和形制重疊,是相混之始;南北朝時用牛槅駕馬,“槅”“軛”遂徹底混同難分。中古以來文獻多混淆“軛”“槅”“衡”,王力主編《古代漢語》“文選”和“通論”關於“輗”“軏”“軛”“衡”“槅”的解釋也牴牾錯漏,不可不辨明。

《秦記》研究

學界對於《秦記》的研究較爲薄弱,《秦記》的性質、内容、記録特徵、流傳、《秦記》與《史記》的關係存在諸多争論之處。重新研究得以確證:《秦記》是秦國與秦代的國史,上起秦襄公元年,下迄秦二世三年。《秦記》是編年體史書,其記録特徵是“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即記時僅載年而無月日,記事以秦國爲中心。雲夢秦簡《編年記》所記秦國大事具有《秦記》的記録特徵。《秦記》在西漢尚存,已嚴重殘缺,毁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的赤眉火燒長安宫室,《漢書·藝文志》不載,曹魏阮籍所撰《秦記》屬於雜事。《史記·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六國年表》等所載秦國編年記事主要源自《秦記》,《秦始皇本紀》附録的秦君立年及居葬,當是摘録自《世本》、《史記》、譜牒、檔案等文獻。

中古道教與佛教存在“終末論”嗎?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漢學界在研究中國古代宗教時,習慣於用基督教的Eschatology (漢譯“終末論”或“末世論”),或Messiah (漢譯“彌賽亞”或“救世主”)等概念,比附中國中古時期佛教與道教經常論及的天地毁滅、人民死亡、神靈救世的末日想象。近年來,已有部分國外學者反思這種將東西方宗教表面相似的觀念作直接比附的做法,但國内學界對此問題尚欠缺深入思考。本文首先從印度佛教的宇宙論入手,勾勒出印度佛教宇宙論對道教劫期説的影響。强調中古時期的佛教與道教,都是秉持宇宙周期循環往復的時間觀,這種宇宙論模式本無所謂世界的“終末”;只有秉持直綫、單向歷史發展觀的西方宗教,才存在“終末論”。其次,揭示出中國本土傳統思想對於佛教宇宙論的影響與改造問題。印度佛教宇宙論原本認爲天地周期性毁滅與人類道德水準高下之間並不存在關聯性,但中國本土思想一貫强調“道德性災異觀”,六朝前期的道教直接將宇宙劫災的發生與人類的道德水準緊密關聯。這種思維模式甚至反過來又影響到六朝後期一度流行的中國撰述佛典。

歐陽脩與佛道關係新論

歐陽脩身後,關於他本人的最終信仰,後人往往各據所聞,大抵不歸於佛,則歸於道。這些長期流傳的佚聞傳説,與歐陽脩著作中一貫排抑佛老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其中最具代表者,當屬葉夢得“臨終讀《華嚴》”“嵩山觀蘚文”及釋子“敬明教(契嵩)服圓通(居訥)”之説。然葉氏所記無非影響之談,而敬服之事,也全係後世僧徒添油加醋而成,皆真僞錯雜,難以徵信。此外尚有不少零碎傳聞,多漏洞百出,不足爲憑。至於歐陽脩手訂《居士集》中保存的那些爲僧道而作的詩文,其意或在因勢利導,勸人還俗;或在托物言志,思閑思歸;與其筆下作爲隱喻的仙翁、仙宫之語一樣,都不能視爲個人信仰的確證。逐一清理相關傳聞,可見普遍存在的叙述模式及其背後被有意無意誤讀的歷史依據。從現存史料,特别是代表歐陽脩晚年信仰立場的《居士集》與《集古録跋尾》等書來看,歐陽脩終其一生都未曾真正親近過佛道兩教,實爲一位頗具理性主義精神的儒者。

清華簡《禱辭》補議

清華簡《禱辭》簡2“徇徇”、簡8“[石旬][石旬]”應讀爲“營營”,形容群氓來歸時的狀貌。簡3、8“■■”可讀爲“呴呴”“姁姁”“嘔嘔”“區區”,指言語顏色和樂悦好貌。簡4“父余兹邦”之“父”應讀爲“輔”。簡16“去■”及新蔡簡“叙■”、楚帛書“■”應讀爲“除去”。簡17“畜于宗社”之“畜”應讀爲“效”,獻納。簡19“蝓”應讀爲“蠋”。簡13—14“始氓以某邑之不宜,氓家及其丈人……”應斷句爲“始氓以某邑之不宜氓家,及其丈人……”。簡17—18“使此邑之三千夫,二千户”“使此邑之閒于厲疾”及“使此女之乘此美馬”的“之”可能是音節助詞或韻律占位詞,其他一些句子中的“之”亦然。簡5—6、21、23“遷諸於邑之於處”可能是由“遷諸於邑”和“邑之於處”雜糅而成,相當於“遷諸於邑、處於邑”。現在的語序與押韻需求有關。

後唐、後梁史書與《舊唐書》列傳的編纂

後晉最初修“唐”史以唐高祖至後唐明宗爲時間斷限,不計哀帝,與《舊唐書》最終呈現的、從唐高祖到哀帝的唐存在很大不同。雖然晉初的修史計劃没有實現,但《舊唐書》依然不同程度利用了多種後唐史書,致使列傳中保留了許多具有後唐色彩的文字表述。而在采據後唐史書的同時,後晉史臣還利用後梁實録編纂列傳。《舊唐書》最終以李唐爲框架,却取用後唐、後梁史書,從根本上是受文獻不足徵的現實條件所迫。

宋元砧基簿問題再探——以兩件未被討論過的元代砧基文書爲中心

南宋時期出現的砧基簿,雖經宋、元、明學者多方研討,但仍存争議,且缺乏實物論證。本文揭示了兩件未經研究的宋元砧基文書實物:一爲元江西道源書院砧基文書,形成於元中後期,因襲宋末學田砧基簿,堪稱宋元學田砧基簿的代表;一爲元江西林塘砧基文書,由宋末名臣江萬里後人在元朝置造,具有分家析産産權證書的特點。兩種砧基簿的内容、格式可以證實一部分以往對砧基簿的研究論斷,但均未提及學者强調的土地“打量畫圖”。砧基簿在其演變中,受不同時期、官府、理念的影響,會出現不同内容格式的官民文本。最晚到南宋後期,以李椿年、王鈇爲代表的兩種經界法都成爲製作砧基簿的基礎。林塘砧基簿是一份由於社會背景發展而導致某些要素不全,因家族分家析産需要而置造的産權備忘録,主要面向家族内部;而道源書院砧基簿爲應對宋元之際部分學田被霸占的困境,特意凸顯了田土糾紛、宣示産權的内容。隨着宋末以來核田簿、魚鱗圖册、類姓簿等土地簿籍愈發嚴密成熟,官民共有的砧基簿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元中後期以後,砧基簿可能完全成爲民户自行置造並保存的財産證明書了,這種形式的砧基簿在明初還有存在。

吴本《東觀漢記》襲用姚本和聚珍本佚文考——以文津閣《四庫》本《東觀漢記》的標注爲綫索

東漢朝廷組織編撰的《東觀漢記》,不遲於元末就已散佚淨盡,清代姚之駰和《四庫》館臣先後輯集兩個本子,後者在收入《四庫全書》之外,還印成聚珍本,廣爲流行。姚本和聚珍本都未注明佚文出處,今人吴樹平輯録的《東觀漢記校注》因此襲用了65條來自兩者的佚文。今見文津閣《四庫》本《東觀漢記》幾乎每一條佚文都標注文獻來源,依託文津閣《四庫》本,可以發現這65條佚文中,有35條來自《永樂大典》,30條輯自他書。分析可知,只有19條出自《東觀漢記》,其餘有24條是《大典》誤録范曄《後漢書》、謝承《後漢書》、張璠《後漢記》或《册府元龜》等文獻,有11條誤輯自俞安期《唐類函》或陳禹謨本《北堂書鈔》,有11條則是姚之駰或《四庫》館臣誤輯自《太平御覽》、袁山松《後漢書》或司馬彪《續漢書》等文獻。這19條可以信據的佚文,應從更爲原始的古書和《大典》而非姚本或聚珍本中輯録。

據出土戰國至西漢文獻説“乾”的字詞關係及構形理據

“乾”字始見於戰國秦簡,秦西漢簡帛慣以“乾”記{乾}乾燥。{乾}乾燥的用例始見於戰國楚簡,記作“倝”■。楚簡又以“倝”■“汗”■等字記{旱},“”可視爲同源詞{乾}乾燥、{旱}的共同本字。{乾}乾卦楚簡記作“倝”,西漢簡帛記作“鍵”“建”,記作“乾”之例始見於約屬新莽時期的敦煌簡牘。結合字詞關係及文字構形綫索看,“乾”字可分析爲从“水”之省形“乙”表水乾意,是{乾}乾燥之本字。辨識字詞關係時,文章對里耶簡、上博簡、天星觀簡等簡牘中的涉{乾}乾燥辭例作有新解或補議;檢討九店621號楚墓竹書中所謂{乾}乾燥之用例,將五個舊釋“■”之字改釋爲■“(氣)”,考證該段簡文可能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食氣養生論述。

《史記·夏本紀》校札

中華書局本《史記·夏本紀》:皋陶曰:“於!慎其身脩,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集解》:鄭玄曰:“次序九族而親之,以衆賢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史記》卷二,中華書局,2013年,第96—97頁)“衆賢明”,日本高山寺舊藏平安朝末期寫本、我國臺灣地區藏安倍時貞寫本,以及除清同治年間刊刻的金陵書局本之外的宋元明清諸印本並作“衆明”。《殿本考證》指出“今《尚書疏》引鄭云‘以衆賢明作羽翼之臣’”。點校本以金陵書局本爲底本,張文虎局本校記云“‘賢’字吴增,與《書疏》引合”(《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一,中華書局,1977年,第25頁)。金陵本和點校本據《尚書正義》增補“賢”字,理由不够充分。

唐代“上清道”的身份覺醒與法脉建構

學界長期認爲上清道是唐代道教的主流道派,但此觀點實際是對唐代道教情況的誤解。唐代“上清道”的團體身份和法脉譜系是人爲建構的結果,與歷史真實並不完全吻合。此身份認同和師承譜系最早出現於司馬承禎時代,與司馬承禎本人的經教傾向密切相關;後經李含光弘揚而爲唐人所接受,並與茅山完全挂鈎。中晚唐時期,衡山和天台山中師承可上溯至司馬承禎、王遠知的道教團體,重新提出上清宗師的傳承譜系,其譜系與茅山的單傳系統存在差異,反映着各自的特殊訴求。在完整考察唐代“上清道”由“觀念”到“現實”後,可發現《茅山志》等後世材料和不少當代研究混用唐代“上清法脉”的多種記述,而未區别不同記述産生的背景原因及彼此差異,所得結論誤導道教史的整體框架。

“外文鉛餅”的百年考證與釋讀——兼論其與絲路希臘式錢幣的關係

學界習稱的“外文鉛餅”的發現已逾百年,尤其20世紀70年代以來,類似鉛餅大量出土。國内研究側重於探討其與漢武帝發行的“白金三品”之間的關係,國外學者則更關注鉛餅上面疑似希臘文的來源,並試圖破譯。本文旨在回應一些依然懸而未決的核心問題:“外文鉛餅”與“白金三品”到底是什麽關係;發行者或仿造者爲何要在其上增鑄疑似外文的字符,寓意何在;倘若它們確爲外文字符,應如何定性、解讀;“外文鉛餅”和漢代絲綢之路沿綫西域各國的希臘式錢幣是否有關。問題的最終解決仍有待於新的考古成果,特别是中外錢幣資料的發現。

“定計”的明與暗:秦簡所見基層官府物資付受的計校過程

深入辨析學界聚訟紛紜的里耶秦簡8-75+8-166(遷陵致郪縣追書)、9-1至9-12(陽陵卒文書)等材料,可復原秦代基層官府物資付受的計校過程:每到年底,官府對每項付受事務的統計文書分别定稿,文書用語稱“定以(物資名稱+數量)付/受(某縣)某官某物計”,故此過程可稱“定計”。“定計”之前,付方可先向受方確認此事的名目、日期等,即“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名爲報”;“定計”之時,由付方官府製作計文書並徵求受方的確認回覆;受方若拖延逾年,則須上呈校文書説明情況。跨縣付受“定計”的過程中,付方往往承擔更大責任與風險,受方却相對輕鬆,加上距離遥遠、程序繁瑣,故雙方爲了推卸責任,都傾向於在文書上來回推諉,乃至於形成了某種“共謀”的默契,使計校事務年年遷延不決。在“明”面上極其繁密的律令刑罰之下,“暗”面的操作“巧法”也在孳生傳衍。注目於中國古代官僚制下計校管理的歷史,不可忽視這“明”“暗”兩面的“合力”。

發現南三閣:《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版本系統研究之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的現存版本皆源自《永樂大典》,且無一例外地經四庫館臣之手編訂删削,但在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多有因館臣私鈔而流出的版本;七閣《四庫全書》修繕告竣後,南三閣藏書允許赴閣鈔録,亦多有南三閣傳鈔本流布於世。這些因不同途徑流傳於世的版本,差别微小,爲判定版本來源與版本系統帶來很大困難。儘管如此,仍可根據版本比對並輔以傳世史料,排除傅圖本、重圖本爲南三閣傳鈔本的可能,基本判定中大本爲文瀾閣傳鈔本,南圖本爲文宗或文匯閣傳鈔本,並進一步認定現存浙江圖書館的文瀾閣補配本除了包含文瀾閣原本及清光緒間丁丙兄弟補配的内容,還摻入了文宗或文匯閣本《要録》的若干卷册。通過對現存《要録》與南三閣相關若干版本的探討,不但釐清了該書的部分版本系統,爲更好地利用《要録》提供了便利,也爲進一步發掘版本研究背後更爲廣闊的歷史學意義奠定了基礎。

元代傳入中國的希臘—阿拉伯知識——再論元《秘書監志》中的回回書籍和儀器

本文討論元《秘書監志》中所提及回回書籍和儀器,嘗試對尚未被破譯和釋讀存在争議的條目提供解決方案。鑒於大部分書籍與儀器的希臘淵源,將結合希臘—阿拉伯學最新成果,闡述其傳入伊斯蘭世界的經過和發展情況。通過比對中世紀伊斯蘭學科分類體系,可知回回書籍乃依循當時主流學科分類標準,精選若干學科中最有代表性的權威著作匯集而成,堪稱代表當時世界前沿知識水平的圖書館。這些書籍的傳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殷代軍情傳遞中的兩種彙報形式

殷代軍情傳遞與彙報行爲,自武丁時期延續至帝辛時期,已成爲對外戰争中的固定“制度”。彙報内容或爲監察敵情,即傳遞敵方軍事行動消息,或爲報告受敵方侵擾及其所帶來的損失;彙報形式則可分爲直接彙報與代爲彙報,其中代爲彙報又可細分爲命令較低等級貴族報告與請較高等級貴族向商王報告兩種類型。軍情彙報形式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外服貴族身份地位的差異,從中可進一步觀察殷王朝政治運轉機制。

新見明洪武三年浙江處州府遂昌縣小黄册復原研究

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印本《後漢書》和《魏書》紙背文獻中,保留了大量明洪武三年處州府小黄册原件。這些新見史料爲考察册籍基本内容,如登載事項、人户類型、人口比例、田土類别、税糧繳納以及土地占有情況等問題,提供了實物支持;亦有助於推動整個明代黄册制度、里甲編排原則與輪役方式的研究。當時由於印製書籍需要,原本完整的小黄册册籍被裁切,導致葉碼錯簡不一。今以其中留存人户信息較多的遂昌縣十五都某“里”小黄册爲例,以殘存的“里長甲首輪流圖”爲主要依據,結合原書圖版,對比書寫筆迹、墨色、行距和格式特點等,綴合文書,盡量還原明初小黄册的歷史原貌,並初步分析其文本信息和史學價值,爲進一步研究提供基礎史料。

明正德刻本《孫可之文集》底本指實——兼論底本實物的探求

宋蜀刻本《孫可之文集》是正德十二年王鏊刻本的底本。蜀刻本現存兩部印本,一部經元翰林國史院入明文淵閣,另一部乾嘉時被顧抱沖收藏,前者被認爲是王鏊傳録所據,亦即正德本之底本。有學者認爲顧藏本爲初印,國史院本爲剜版後印。藉助新的彩印複製本,可以確認:顧藏本經描潤,國史院本有挖紙改字而非剜版後印,二者刷印時間相近。顧藏本的特異之處與正德本高度吻合,是正德本的實際底本。指實底本實物,對於準確把握版本關係、刊刻過程中的文本變化等問題,有重要價值。辨識是寫是刻,離析“文本總和”下的各層次,是印本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史料批判工作。

宋金之際慶陽官員的動向與心態——以《鄭祖吉墓誌》爲例

《鄭祖吉墓誌》的誌主出身江南名族,北宋末年通判慶陽,在宋金之際的變亂中輾轉仕宦宋、齊、金諸政權並終老於此。參與《墓誌》製作的誌主親舊亦均有類似經歷,這反映出慶陽地區的北宋官員在宋金之際普遍選擇留居當地、歷仕諸朝的動向。僞齊、金朝對慶陽控制意願和力度有限,仍較依賴北宋舊官實現統治,後者亦在亂局中抱圑自保,得以維持門第不墜。墓誌在行文中刻意回避朝代更迭並隱諱誌主歷仕諸朝的經歷,這種叙事策略顯示該群體在入金以後對金朝仍保持一定心理距離,他們的政治認同與政治選擇並非同步。從金代陝西地區墓誌文獻中宋金易代史事的書寫方式來看,這種對金朝既服從又疏離的心態在陝西地區的官宦家族中長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