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些不容易发表的“作品论”

喜欢作品论。作品论直接针对具体文本,帮助读者阅读,帮助作家提高制造阅读感觉的能力。看一篇评一篇的作品论,最过硬,不受“干扰”,排斥“认知作战”;甚至无需知道作者,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六亲不认”。好作家写差作品,差作家写好作品,常有的事。写过很多作品论,其中几篇发表不顺,一篇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一篇《细节人物及其它——毕飞宇的〈玉米〉浅析》,分别在写成五年、七年后,才在《文学自由谈》和《文学报》刊出。在中国,指名道姓的批评文难发,尤其批名家名作。

且看汤博士如此“祛魅”

汤达博士的《通读沈从文可以给现代文学祛魅》发表后,我们收到王乾荣先生此文。其文多从现代汉语语法角度对汤文挑错。文章在“汤粉”看来或有吹毛求疵、装作读不懂之嫌,其中亦有编辑疏漏令汤博士“躺枪”之虞。然而,字词句乃文学作品之基石,正确的语法使用才能保证文气脉络的顺畅。此亦“文学自由谈”应有之义。

2025年《文学自由谈》征订启事

不流俗,不跟风,努力表达文坛民意;见性情,见水平,呈现文坛不同风景。请关注并订阅2025年《文学自由谈》!在我们的阅读中,有《文学自由谈》和没有《文学自由谈》是不一样的。

柳青《在旷野里》:一半清气,一半锐气

柳青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在《人民文学》新年第1期发表了,这是一部写于1953年而且雪藏了七十年再面世的作品,不能不引人特别关注。这部作品没有写完,作者柳青在文稿最后也标注“未完”,注明日期:1953年10月7日。它为什么没有写完?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们先看这部作品写了什么。故事发生在1951年的陕西关中渭河两岸——主要是南岸,靠近秦岭终南山的一个县。朱明山以县委书记身份刚刚到任,突然接报.

从民间视角回溯“鲁郭茅巴”的滥觞

“鲁郭茅,巴老曹”这个广为人知的现代文坛六大家的提法,学界认定来源为1956年2月27日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开幕时所作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报告第三部分结尾中说:“鲁迅的创作开创了整个新文学的历史,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切文学遗产中对我们最亲切的,也是最宝贵的和最有价值的,我们必须首先认真地加以研究。郭沫若的《女神》开辟了一个新诗的时代。作家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赵树理都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初载《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后收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6月,第35页)

墨池坊15号

温州文联入驻墨池坊15号,是1983年。1983年前后那个时候,“文学”俩字之于中国青年,可谓宏亮宏大宏伟,大众洪流涌进文学之河。那是温州文联的高光时刻。温州文联掌管着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刊物《文学青年》,发行量高达八万多册,而且刊物还有函授学员十多万人!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铁凝、张承志等十多人是《文学青年》的顾问。红得发紫,这是那时文坛奇葩。《人民文学》曾经请教《文学青年》,学员队伍这么庞大,是怎么做到的?《文学青年》掌门人、毫无心计的庄南坡先生一五一十做了回答,《人民文学》的函授学员很快人山人海……我1979年和林斤澜熟悉上。

方言的运用要适当

小说中如何运用方言,一直是不少作家们议论的话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些名家就提倡运用方言,像老舍、周立波、赵树理等老一辈小说家,大都能认识到方言的独特魅力和其在小说创作中的不可或缺性。老舍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无论怎么说,地方语言运用得好,总比勉强地用四不像的、毫无精力的普通官话强得多。”老舍《我的“话”》。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小说的开头,就像作者抬起脚,迈进一道门槛。这道大门,既然设定了门槛,要迈进去,就要有勇气,有智慧。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欧美现实主义作家的长篇小说,尤其是史诗性长篇巨著,开头的进入都比较慢,笔触都搭得较远,比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从顿河两岸的环境写起。这样的开头,对读者的耐心是极大的考验,当代作家已经摒弃了这种写法。

黄裳先生一句不易察觉的话

接连读到两本新书。一本是葛剑雄的《往思录》,2024年出版,当然是新书。另一本则是萧宜的《凭窗忆语——笔会十年师友录》(以下简称《凭窗忆语》),2018年3月出版,距今六年,也还能看作新书。从网上先看到了后者,见作者名字“萧宜”,眼睛一亮,买回后便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为什么会急着想看这本书呢?因为记得有过一场十分惹眼的文艺论争,那是黄裳先生针对张中行先生“第三条道路”观点的批评。

圈子化与粗鄙化(外一篇)

常常听人说,如今文学不景气了,越来越边缘化。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这一届读者”出了问题,不爱读书;有人则认为是现在的作家不行,写的东西没法看。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我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当前文学创作呈现两个极端:一是传统文学圈子化,自娱自乐,排斥大众读者;二是网络小说粗鄙化,直接拉低了读者审美水平。

用文学打开心灵之门

曾经,我们的心灵封闭了很久。改革开放一声春雷,震开了作家与国人的心灵之门,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五彩斑斓又千变万化的心灵世界。打开心灵之门,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文学的呼唤。中国当代作家要回应这种呼唤,为中国与世界留下珍贵的心灵档案。

谁能说出真正的保罗·策兰

这是一段发生在当代中国诗人之间的旧事,关于近些年在国内受到“追捧”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这段旧事涉及了著名翻译家钱春绮,“朦胧诗”旗手北岛,“后朦胧诗”代表人物王家新,在翻译界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黄灿然,以及多位有影响的翻译家,在此记录下来,或许对喜爱策兰和外国翻译诗歌的读者有些许启发。事情是由王家新的译作开始的。虽然在1980年代初“朦胧诗”如日中天时就已出道,但王家新获得更大的影响则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普遍将其视作“后朦胧诗”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书边草(续)

一重读沈从文《边城》。书前有他1934年写的一则题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至于文艺爱好者呢,或是大学生,或是中学生,分布于国内人口较密的都市中,常常很诚实天真的把一部分极可宝贵的时间,来阅读国内新近出版的文学书籍。他们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同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所控制,所支配……”整整九十年过去了,文坛的这种习气,似乎依然如故。沈从文说的“文坛消息家”一词,却很新鲜,如今似乎没有这个词,或者说不用这个词了。但是,“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都还健在,这几个词,延续至今,依然在用。

作家的热闹和孤独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说,读书和写书真正需要的是寂寞而不是热闹。尤其作家,本应是一种孤独的职业,越是优质的作家,越该标配孤独寂寞——“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就是作家本该有的样子。说这话时,我正重读《雪国》,自然而然地眼前叠影出川端康成清瘦的面影。巧合的是,四月某日凌晨,作家朋友胡性能在微信圈发文:惊梦四时醒,海棠花未眠。

鲁迅的譬喻(外二则)

闲来读书,从都德短篇小说《磨坊文札》中读到两个譬喻,一曰“善良如面包”,一曰“爽朗似黄金”,颇觉有趣。和它们近似,还有鲁迅在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中形容大学问家王国维的。鲁迅此文谈的是文物的处置。本事如下:此前,历史博物馆将清朝留下的大内档案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罗转卖给日本人。这一事件引起纷纭物议。而王国维和老师罗振玉站在同一立场。鲁迅指他被弄成“夹广告”的三明治,“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火腿之喻,从两片面包夹肉块的三明治而来,意思是他充当中间的“火腿”。且分别看“老”和“实”。

《巴比伦铁塔》(百花文艺出版社)

梁宝星,199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选载,已出版小说集《海边的西西弗》《塞班岛往事》。小说集《巴比伦铁塔》由10个机器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组成,10个短篇小说相互独立,但又因为都是机器人题材,且都是对机器人俱乐部的书写,所以又相互关联。《机器人俱乐部》是关于俱乐部内部的构造,通过家庭、局部的书写,表达现实中的荒诞。《乙》写的是报废机器人的故事,由于无法再对俱乐部做出贡献,无数个机器人被烙上了乙的字母,遣送至韦斯特兰,在机器人生涯的末端依旧心存希望。

小说里的门房与现实里的门卫

一可能是年纪大了吧,现实感太强,对文字反倒冷酷起来。读法国小说《刺猬的优雅》,看到里面有个饱读诗书的老太太,躲在豪华公寓当门房,偷偷坐拥书城,过着充沛的精神生活,有着纯正的审美品位,还跟有钱的业主共进烛光晚餐,谈起恋爱。年轻时我对这样的故事往往没有抵抗力,从中能得到希望,觉得社会每个角落都藏龙卧虎,人间随处都有浪漫情缘。现在的我则太世故了,享受之余,不免时时“出戏”,总疑心作者缺少社会阅历,过于浪漫主义了。

王彬彬看懂《我爱我家》了吗?

2024年,不只迎来金庸诞辰百年,还是家庭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播出三十周年——你看过这部剧吗?我小时候就看过。斗转星移,我进了某师范大学任教,面对一茬茬将要走上中学语文讲台的师范生,有时会建议他们:你想练就教学口才,探索新奇的上课语言,未必得去钻研那些高深的教育学论著,留心揣摩文兴宇、宋丹丹、杨立新和梁天主演的120集《我爱我家》就可以了。

《悲伤的西班牙》(安徽文艺出版社)

本书系安徽文艺出版社“名家精品典藏”系列之一,收录了著名作家严英秀最新创作的中短篇小说6篇,包括《水边的阿狄丽娜》《悲伤的西班牙》《只是夜太黑》《芳菲歇》等。《悲伤的西班牙》,以黛诺、何琦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阿潘教授为主要故事线索,讲述了三个女性不同的人生境遇以及人生感悟。《水边的阿狄丽娜》,讲述了柳萨与丈夫出现中年危机,婚姻走向尽头,却因丈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让她重新审视两人的关系、自己的生活,并最终守护在丈夫的病床前。该作品集以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问题”和“失去”为线索,讲述女性为主角的情感和生活故事。小说将人物和故事放在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和秩序中去,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深切感悟,更是作者对于人性主题、人文关怀的一种文化担当。

杜卫东的历史人物散文

大约是前年,我在《人民文学》读到一篇历史人物散文《向天而歌》,耳目为之一新。以我有限的阅读视野,这类散文囿于史料的铺陈和考据,常常行文干枯、滞涩,像某一段历史或某个人物的说明书,实则实了,却缺乏文学的灵动。后来,在《上海文学》《作品》《天涯》《山花》等文学刊物上陆续读到作者杜卫东的同类散文,感到他的书写确是别出机杼。在这些散文中,杜卫东把自己完全融入当时的时代风云之中,悲人物之所悲,怒人物之所怒,喜则同喜,哭则同哭。作者不再是历史事件的旁观者和解说者,历史事件也没有了镜花水月般的朦胧,各色人物像被赋予了生命一样鲜活、凸显,他们或跃马扬戈,或仰天长啸,一个个从时光深处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