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现代国际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现代战争的面貌,并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智能化武器系统的广泛应用,战争的形态和策略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这也带来了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例如如何在战争中确保人工智能的决策符合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国际关系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各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可能导致国际力量对比的重新洗牌。此外,网络攻击和防御的智能化使得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对抗更加激烈,网络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对现代战争与国际关系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方面,OpenAI的高效运作和创新能力为商业领域带来启示,传统GDP指标在反映新质生产力时存在局限,需采用更现代化指标,如女性就业率、人均碳足迹、芯片制造能力等。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海南、香港等地提供机遇,类似“旧金山模式”可助力地区飞跃。中国可利用特区进行新质生产力指标试验,以引领方向并增强软实力。同时中国需防止资源垄断,促进小型公司创新。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进步和迭代加速,开放社会环境和新指标将促进发展。中美需要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机制,以确保人工智能在军事和国际关系中的应用能够造福人类,而不是成为新的威胁。

中日关系的演变、挑战与未来方向——田中角荣逝世三十周年追思会暨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发言辑录

2023年11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两国领导人重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在纪念田中角荣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为了深化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促进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发展,2023年12月16日,中国驻新潟总领馆携手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及田中角荣纪念馆,共同举办了“纪念田中角荣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追思会暨中日关系研讨会”。在这次盛会上,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先生、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邱小琪先生、前外交部副部长、前驻日本、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先生、前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先生、中国驻新潟总领事馆总领事崔为磊先生,以及田中角荣纪念馆理事长田中真纪子女士和日中协会理事长濑野清水先生等嘉宾出席并发表了致辞或讲话。吴江浩大使代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向田中角荣先生表示了深切的怀念,并对长期支持中日友好事业的各界人士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他回顾了田中先生对中日关系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并对其高尚的人格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吴大使进一步强调了中日关系的历史意义和未来方向,呼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领导人的智慧与勇气,持续推动中日关系的积极发展。他提出,中日双方应本着和平友好的原则,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共同维护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准则。最后,吴大使呼吁大家珍惜并维护中日关系的成果,携手努力,共同开启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并通过研讨会等形式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贡献智慧。邱小琪副会长对田中先生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并回顾了田中先生访问中国并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历史性时刻,突出了其在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田中先生的努力不仅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开辟了新的可能。邱副会长随后呼吁继承并发扬田中先生的精神,思考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和发展中日关系。他还强调了信守承诺的重要性,以及两国间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对于两国关系的意义,并呼吁各界共同努力,促进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前驻美国、驻日本大使崔天凯先生表达了对田中角荣先生的敬意,并强调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几点关于构建新时代背景下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的观点,主张坚守邦交正常化的初心,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同时,他警告任何企图改变这一定位的行为都可能导致关系的恶化,并呼吁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原则问题上。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崔大使认为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主要源于美国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他强调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并表示无论其他大国关系如何变化,中日关系都有条件发展得更好,双方应像田中角荣先生一样,下定决心,坚定信心。前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先生指出,田中角荣先生不仅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奠基者,更是在重重挑战中坚定不移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他以非凡的胆识和坚定的意志,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揭开了崭新的篇章。程大使在回顾田中先生的生平和事迹时,特别强调了其对中日友好关系的不懈追求,并呼吁中日两国应铭记初心,携手并进,共同构建一个稳定而富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总领事崔为磊先生则从宏观的角度回顾了中日关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了两国在坚守建交初心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促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他特别提到了田中角荣先生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中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并表达了对未来双方继续遵循两国领导人共识,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的期待。崔总领事强调,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不仅能够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还能为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本期《日本研究》精选了此次会议上部分学者的精彩发言并集结成“纪念田中角荣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追思会暨中日关系研讨会特稿”。特稿将集中展现田中角荣先生对中日关系发展所作出的深远影响和贡献,同时深入分析当前中日关系所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此外,特稿还将展望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两国间的友好合作,以及如何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以期为两国人民的福祉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通过本期特稿,我们期待能够为读者提供关于中日关系更深入的洞察和思考。

战后日本学界人“中国政治研究”范式转换与动因探析

战后日本学界对中国政治的研究经历了显著的范式转变,从传统历史文化研究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扩展,呈多元化、全球化发展态势。早期研究聚焦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外交政策。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进程,研究扩展至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等领域,深入探讨中国的政治体制、治理模式和基层社会的变化。文章基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从研究关键词、研究方法、理论模式和学者共同体四个维度,探讨日本学界中国政治的研究范式转换及其动因。研究表明,随着国际学术潮流、中国的发展、中日关系的变动以及日本自身的学术需求,研究逐渐走向实证化、国际化;视角从宏观转向“基层”和“周边”;议题涵盖政治、外交、社会和经济等多个领域;学者共同体逐步摆脱西方理论框架,推动地域文化学和亚洲学的发展;学科边界从国内政治扩展至区域研究、比较研究及跨学科融合研究。尽管面临挑战,日本学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正持续深化,预示着其未来发展与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当前东北亚地缘政治变局中的日本因素

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既有国际秩序的约束力正在降低,新的国际规则和秩序体系尚未形成。受此影响,东北亚地缘政治变局体现在域外势力介入与内外乱局搅动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的特点。日本作为东北亚重要国家,倚靠美西方势力增大自身威慢、争当战略支点,借助俄乌冲突、朝核问题、台湾问题搅动,突破战后制裁、争取战争主动、制衡大国博奔,通过构筑强国战略,试图成为地区领导者和国际秩序建构者,同时极力排斥发展中国家的多边主义诉求。日本地缘政治战略源于长久以来逐渐固化的错误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国家发展理念,加之受美国保守政治管控和引导,所以其保守政治右倾化趋势仍将持续,且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理念成熟、体系完备。可以预见,日本战略逻辑和行事风格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会根据全球及地区形势做出调整,有些行为可能具有迷惑性,须提高警惕。

日本遗产税制度构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遗产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日本遗产税制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通过梳理日本遗产税制度的构建过程,在对其发展概况及特征进行较为全面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助遗产税税收收入及基尼系数等有关数据研究日本遗产税制度的主要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研究发现,比起财政增收效果,日本遗产税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果更加显著。日本遗产税经过多次修订,其遗产税制度较为完善和有效。在此基础上,从税制模式、税率、起征点及减免扣除项目等方面提出对中国的启示,给中国未来开征遗产税及其具体税制设计提供了参考。

日本岸田内阁的数字化转型评析

日本虽较早关注数字经济发展,但其数字经济竞争力却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了破解日本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的困局,提升日本数字经济竞争力,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岸田内阁推出了涵盖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DFFT框架以及Web3.0、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等在内的一系列数字化转型政策。这些政策在日本数字化转型推进的广度、深度,以及执行力等方面展现出一定的亮点,但依然存在着企业与国民对数字化转型回应度不高、行政数字化改革阻力重重、数字人才短缺、地域间数字化发展程度差距较大、数字国际战略实施难度大、财政支撑空间有限、日元持续贬值等诸多难题,这使得日本数字化转型全面实现的可能性不高。尽管如此,岸田内阁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也将对日本的经济、政治以及中日经济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经济合作50年节点的日本对东盟峰会外交

日本对东盟外交具有政策的连续性与经济外交优先性的鲜明特点。日本与东盟设立“合成橡胶论坛”成为日本重视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23年是论坛成立50周年纪念节点,日本邀请东盟各国领导人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特别领导人会议,希望以此为契机推进与东盟各国在经济、安保合作、人员往来在内的广泛领域的双边合作。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日本高调纪念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希望拉近与东盟关系以配合推进其“印太战略”,并为未来的双边关系提供方向指引。日本与东盟关系的走势对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关系乃至中国东盟关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日本政府介入台湾问题的话语设定与路径选择

从台海外部环境看,长期阻止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进程的两大外部因素是来自美国与日本的战略干扰。现阶段,日本在积极配合美国对华“遏压”的过程中,也倾向于将介入台湾问题与推动“印太战略”相挂钩,如将中国内地在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相关行为渲染为对中国台湾的“威胁”,意图在话语设定上紧抓“和平”主导权的同时,加大在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日本此举直接导致关乎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一个中国原则遭到掏空与虚化。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围绕台湾问题与日方划定红线,另一方面坚持推动日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政治定位,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性的双边关系。

近代日本东方文化学院的对华研究

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是二战前日本政府假借退还庚子赔款名义推行的“东方文化事业”的一部分,集结了拥有时称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相关学术背景的众多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然而,通过解读外务省档案资料可以发现:东方文化学院的成立和运营均由日本外务省主导,是国家意志全面控制下的对华研究机构,其开展的研究活动归根结底服务于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本文对东方文化学院开展的研究活动进行了考察,简述其在推动日本对中国深入研究方面发挥的作用,同时揭露了其作为日本侵华学术工具的本质。

特朗普政府及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回顾——聚焦中美关系

由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对华政策,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以及随后的新冠疫情促使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这场因贸易逆差引发的冲突不仅升级为两国之间的关税争端,还扩大到知识产权争端、不公平产业政策、技术霸权、国家安全风险、人权问题、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问题等。2021年上台的美国拜登政府尝试扩展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的联盟体系,制衡发展中的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合作。世界经济正朝着形成独立经济集团的方向发展,中美两国在争夺先进战略产业和企业的同时,也有可能诞生一个新的经济集团。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冲突将加剧,但在全球经济领域,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将推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非洲—欧亚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

日本自民党派阀的有限适应性分析--基于政党适应性的理论

政党适应性,即政党组织应对环境挑战和进行内部调整的能力。这一能力若强,则可以通过政党改革、政党转型等方式实现政党存续,反之政党则会消亡。自民党党内派阀的影响力从20世纪90年代的顶峰跌落,与政治制度、选举制度的改革有着密切关联,自民党通过改革成功延续执政地位与派阀的没落形成鲜明对比。但在考虑外部因素冲击的同时,派阀的组织动力和集团主义的政治文化,成为派阀应对外部冲击的内生动力。因“黑金”丑闻拉开的派阀解散序幕,并不是这一特色制度的真正终曲。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

《日本研究》杂志由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是刊发日本相关问题研究成果的专业外国问题学术期刊。在当今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开展更具深度和广度的综合性、战略性国际问题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为期刊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空间。根据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动向,本刊将主学科定位为“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国别研究”,在继承和发扬涵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期刊这一传统特色的同时,将更加追求理论性、现实性、战略性和综合性。本刊将根据每期的主要选题开设不同的具有特色的栏目,诚挚希望国内外专家学者赐稿,对我刊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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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还是对冲:马来西亚对日经济战略的调整与转变

日本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自1957年至今,两国经济关系始终保持着良好发展的态势,马来西亚也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以应对与促进同日本经济关系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理性的小国,对日经济政策的发展本质上是小国实用主义经济外交的体现,而马来西亚内外因素共同决定了对日经济政策的形成,表现为外部实力不对称与不确定性以及内部领导人认知与精英合法化。马来西亚由最初的经济追随转变为经济软对冲,主要变化是因为中国经济力量的快速崛起超过了日本对马来西亚的影响,而实用主义思想促使马来西亚不得不高度重视对华经济关系的发展,但同时为了避免对华经济过度依赖,马来西亚采取一条对冲策略以发展同中日两国的多元经济关系,避免在中日两国间“选边站”,从而为自身提供更多的经济选择与空间,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双碳”背景下日本低碳住房与建筑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日本住房和建筑的能源消耗占最终能源消耗的30%以上。为实现“碳中和”,提高房屋和建筑物的能源效率和实现脱碳化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回顾日本住房和建筑行业的发展概况发现,日本住房和建筑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不断融入“节能”“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且逐步向低碳住房和建筑转型,但并未将其纳入脱碳化碳的整体评价体系之中。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日本政府开始对低碳住房和建筑行业进行了更具体的规划和要求,其一系列举措或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人口老龄化、研发密度与出口比较优势——基于日本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口老龄化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话题。日本是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成为制造业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制约问题。基于出口比较优势理论,利用2005—2016年日本制造业24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劳动力分布结构的计量模型,测度劳动人口年龄结构与出口贸易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日益加重的人口老龄化影响了日本出口比较优势的发挥,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较大的压力;(2)不同年龄层劳动力的行业分布对出口比较优势产生影响的差异性较大;(3)研发密度的加大是抵消老龄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并促进出口比较优势发挥的重要因素。

岸田文雄政府对俄乌冲突的外交战略与政策

2024年2月19日,“日乌经济重建推进会议”在东京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出席了会议,双方讨论了在俄乌冲突爆发即将两周年之际如何支援乌克兰的措施和方针等问题。岸田文雄指出:日本将在地雷对策、废墟处理、农业等7个领域支持乌克兰的复兴。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把握正确的政策大方向,日本也不例外。本文通过总结归纳在俄乌冲突初期阶段,日本与国际组织和关键国家进行双边和多边协调的主要外交活动和外交政策,发现岸田政府无论是对俄制裁还是对乌援助,都有日本自身的特点——对俄制裁不彻底、对乌援助重民生。当然,这与日本自身所处的周边环境和现实利益是分不开的。

日本对外援助制度之考察与借鉴——兼论我国对外援助机制的完善

出于国家利益需要,日本通过制定纲领性文件和法律等规范为对外援助的运行提供机制保障。在《官方发展援助大纲》的指导下,日本形成了贯穿决策、执行、监督评价等环节的对外援助管理机制。其中,上下协同、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是对外援助高效执行的基础,而多元化的对外援助主体与官方发展援助形成互补。在此基础上,日本还积极探索三方合作模式。此外,独立客观的评价体系确保了对外援助的效果。日本对外援助机制的构建和运行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应系统完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优化内部职能机构设置、丰富对外援助合作模式和健全对外援助监督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机制。

日本经济研究报告(一):跨越新冠冲击与后新冠时期的发展课题

新冠疫情全球卫生紧急状态已经结束,但是它给人类社会的冲击是深远的,需要进行认真总结。分析日本在新冠疫情时期经济与防疫之间的关系以及走向后疫情时期的经济特点,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报告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对日本疫情演变和防疫政策进行简要回顾和总结;其次,分析疫情时期下日本经济的衰退和复苏;再次,对日本应对疫情冲击实施的经济政策进行总结;最后,分析后疫情时期日本经济的走向。日本疫情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政策的分析分两个时期展开,在疫情前期日本经济经历了疫情冲击下的大衰退及快速反转,这一时期防疫对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制约,使得景气刺激政策受到了制约。在疫情中后期日本的防疫政策更趋于灵活性,特别是在转向“与病毒共存”社会的条件下,疫情与经济复苏出现了并立的倾向,开始了向后疫情时期的过渡。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冲击是多方面的,短期内在国内生产总值、服务制造业以及就业市场等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长期而言,新冠疫情加剧了日本的少子老龄化问题,使得日本的人口结构问题更加深化和复杂。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三阶段的经济政策加以应对。随着后疫情时期的到来,日本的宏观经济开始转暖,无论是生产与消费,还是企业经营和工资收入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物价高涨与通货膨胀苗头的出现,对日本的货币政策选择提出了挑战,在短期内仍然是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因疫情而加深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是日本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今后的日本经济在短时间内难以发生重大的改变即完成重大结构调整和实现较高速度的增长,相反其发展内外部制约机制可能会更加复杂。

影响日韩关系的两重因素:美国政策与领土问题

冷战爆发后,美国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与日韩两国签订了安保条约。由于美国主导的对日片面媾和没能解决日韩建交的问题,美日安保与美韩安保迟迟难以形成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合力。在阻碍日韩建交的诸多因素中,两国围绕竹岛(韩国称独岛)的领土争端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虽然美国依仗本国在同盟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插手日韩领土争端促成两国建立邦交关系的做法一时收到成效,但源自外压的“搁置争议”不断从内部消耗着日韩之间的战略互信,使得日韩关系始终处于脆弱的状态。尹锡悦政权下日韩关系的改善同样只能掩盖两国间的固有矛盾而无法将其彻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