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顶层擘画——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所作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长远所需”和“当务之急”,凸显了新形势下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涉外法治建设成就巨大、来之不易,但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亟待弥补。我国海外利益全方位多层次高速度拓展,外部法律风险与挑战前所未有,干涉与反干涉、制裁与反制裁外交斗争激烈,客观上要求强化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以法斗法”“以法制法”,丰富外交斗争法律“工具箱”,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必须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断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载人航天商业化的国际损害责任制度:困境与应对

载人航天商业化的发展需要平衡外层空间的公共性和商业载人航天的私营性,国际损害责任制度对管控商业载人航天的成本和风险至关重要。国际外空法对国际损害责任进行了一般性、原则性规定,部分航天国家在国内法中对商业载人航天的损害责任予以明确。基于外空领域的现有责任规则,构建国际损害责任制度面临着责任主体和索赔主体不明、过失作为例外要件存在不合理、国际保险标准难统一、责任分配制度待完善的困境。对此,可考虑通过关联性确认责任主体和索赔主体、对损害统一适用绝对责任、引入强制责任保险、形成双重责任制度,为国家载人航天商业化发展提供制度构建思路;同时,促进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外空领域的进一步实现。

域外管辖论纲

近年来,域外管辖和域外适用问题成为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议题,但学界对于域外管辖及有关概念尚存争议,实务界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呈现出不同理解。从本质上说,域外管辖权属于国家管辖权范畴,是国家的固有权利。域外管辖指的是国家在本国领土范围内针对境外的人、物或行为确立和行使管辖权,域外管辖包括域外适用,但不等于长臂管辖,也不能等同于经济制裁。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权是国际关系中的正常现象,国家往往会在属地管辖权的基础上,依托相关连接点扩张域外管辖权,但这种扩张需要符合“真实合理联系”要求,否则便涉嫌违反国际法,损害国际社会正常秩序。

中国国际法哲学的自主建构及其规范化进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国际法的法哲学建构成为国际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展的基本前提。自近代以来,以殖民体系和单向度全球化为背景,西方国家建构了非正义的国际规则体系,其引发的全球治理问题呼唤负责任大国积极引领国际法的理论和规范重构。为此,横向的范畴体系及其互动功能有利于通过社科法学的路径自主建构中国的国际法哲学。当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和开放性使主体论和价值论构成国际法基础理论形构的主导性范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主体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推动了国际法主体论与价值论的互动,沿着秩序正义化和广义法律体系的逻辑形塑了国际法的宏观体系,也微观地促进了国际法原则和具体规则的规范建构。

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全球胜任力教育的研究生课程体系改进

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功效不显、作用不彰的问题表明现行涉外法治人才的教育以及课程体系存在不足,未能把符合多元国际社会需要的全球胜任力涵盖其中。作为既能胜任竞争也可胜任合作的多维度能力,全球胜任力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必须具备的能力,因而是我国新时代法学教育需要增强的领域。目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研究生课程体系普遍注重的是国际规则的知识与技能传授,却不够重视国际视野的提升,未能把全球胜任力有效地涵盖进去。在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改进上,应当对“强化模块课程”加以调整,增加蕴含全球胜任力内涵的世界法律文化、比较法、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专题课程,并将“素质提升课程模块”的讲座模式调整为相对固定的“讲座教授+”模式,注重涉外法治人才视野与价值观的提升。

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识别问题研究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姐妹条款”宣告了国际法中存在强制性规范,但此种规范的识别仍是一个未解难题。就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识别理论而言,主要存在着法律理想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分歧,这可能导致识别结果的不可预期性和投机性。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兴趣点,也逐渐成为司法裁决的依据。在此背景下,国际法委员会将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编纂列入工作议程,并在其二读通过的结论草案中,最终为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识别确立了“累加双要素”标准。这种以“累加双要素”为基础的识别标准同样存在不足,特别是具有方法论缺陷、识别机构不明确等缺点,同时也体现了国际法的危机模式,需要予以重视。

全球卫生安全治理范式转型:理论、制度与挑战

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传统范式将大流行病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呈现出重控制轻预防和过度关注国家利益的特征,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卫生危机。全球卫生安全治理范式转型要以新全球卫生安全观作为理论基础,采用深预防的方式应对全球卫生威胁;彰显全球主义的特质,保护人类的共同健康利益。谈判中的《世卫组织大流行协定》采用了可持续安全范式和基于人类利益的合作范式,初步实现全球卫生安全治理范式转型。但是,其全球主义愿景受到了国际卫生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义决策的挑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一些关键性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已经达成初步协议和已有初步趋同意见的条款也存在不足。

ISDS语境下“干净之手”原则之再审视——兼论其与经济制裁的互动

“干净之手”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发展历史反映出其规范定位尚不清晰,原因在于包括ISDS在内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对该问题缺乏系统分析与论证。“干净之手”原则在国内法中的发展及运行表明该规则构成一项“一般法律原则”,其本质在于给寻求法律救济之人施加道德要求。然而,ISDS现有实践对该原则的适用及适用后产生的法律效果均存在混乱和偏差,这进一步削减了其与经济制裁互动的现有实践价值。回归国内法理论,会发现各国阻断法规定将可能成为该原则在ISDS中与次级经济制裁互动的中间桥梁。

试析国内与国际视域下的条约解释协调规则

条约解释协调规则旨在避免国内法院适用本国法的法律解释与该国承担义务(尤其是条约义务)的国际法相冲突,或者是国内法院与行政部门对涉案法律的解释冲突。在国内与国际视域下考察此类规则,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其适用限制或现状,防止生搬硬套。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制定实施的条约解释协调规则,有些存在适用上的困惑。对此,应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思想的指导下,结合国内与国际视域,全面客观地分析、评估源于美国判例法的条约解释协调规则,从中国国情出发,打破通常涉外案件的界定,重新认识各级人民法院适用条约转化的国内法时进行条约解释的涉外性。

应对气候变化单边贸易措施的协调治理路径探析

由于应对气候变化单边贸易措施涉及贸易和气候的关系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WTO分别在立法和司法层面采取了行动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二者在规制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单边贸易措施时有着各自的局限性,加之二者的规制实践存在着程序和规则方面的差异,导致无法形成一致且有效的治理效果。因此,通过正式的机构合作和具体的制度协调有助于弥合差异并为有效规制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单边贸易措施作出贡献。

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证成与实施路径——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视角

制度型开放具有丰富的内涵及深刻的时代意蕴,制度型开放聚焦于规则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创新,其实质是通过国内法的方式将国际经济法的价值和原则制度化,是更高层次的主动开放和单边开放,是以互认和积极的协调为基础的开放。就其意义而言,制度型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是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趋势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制度型开放的总要求是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具体而言,我国应在完善外资准入等国内规则体系的同时,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积极引领国际规则的构建;加强规制透明度的同时,通过互认、遵从良好规制实践等促进国内规制的协调与合作;探索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接《投资便利化协定》完善外资管理;通过标准联通、互认等方式加强标准国际化方面的合作。

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问题研究

CPTPP、DEPA等经贸协定构建了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规制框架,但由于数字产品兼具货物与服务的特征,对其法律定性存在争议,难以明确其“同类性”和“较低待遇”判定标准,导致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适用存在不确定性。当前既不宜简单地选择货物或服务的标准,也尚不具备条件构建统一标准适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可行路径是在个案中根据被比较对象的法律定性,分析数字产品所具有的货物或服务属性,对应参考货物或服务的非歧视待遇判定标准,探索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法理。我国应以加入CPTPP与DEPA谈判为契机,运用“负面清单”与“例外条款”合法有序开放数字产品市场,在后续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明确数字产品法律定性的立场,深化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实践。

海洋遗传资源治理的知识产权平衡

知识产权是海洋遗传资源利用活动的伴生权利,由于技术和资金的差距,现有的与海洋遗传资源相关的知识产权呈现出显著的垄断趋势,由此可能引发严重的利益失衡。在制度层面上,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潜在地限制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排斥惠益分享尤其是货币性惠益的分享,阻碍技术转让。对此,通过将知识产权惠益纳入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以来源披露辅助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监测,同时拓展知识性惠益的传播路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知识产权保护与海洋遗传资源治理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海洋遗传资源治理中的知识产权失衡归根结底是知识产权制度内部的问题,与海洋遗传资源相关的国际文书如BBNJ协定并未对知识产权问题作出直接的规定。因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关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保护遗传资源的国际进程,是未来进一步讨论海洋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重要参考。

国家安全视角下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的困境与重构

当前,国际知识产权多边治理制度发展滞后,治理规则的正当性缺陷凸显,双边及区域知识产权治理存在惯性缺陷与碎片化等安全困境。为回应知识产权领域的安全关切,有必要从国家安全视角探讨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重构。构建更公平合理安全的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基础在于树立共同安全的理念,核心在于关注科技变革背景下维护国家安全与促进技术竞争之间的平衡,而发展中国家能动作用则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区域与双边主义趋势下安全治理立场的锚定。面对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局势,中国应在厘清自身知识产权安全利益的基础上,从完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制度、推进知识产权法域外适用与管辖、促进知识产权全球交流合作等方面统筹国内与国际知识产权安全治理,恰当运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制定适当平衡的因应之策。

来稿要求

一、稿件应为未发表的原创性作品,字数为1.2万字到2万字为宜。二、本刊倡导单一作者独立完成作品并单独署名。三、作者简介原则上仅标明作者姓名、单位和专业职称、职务。项目成果应标明项目名称、来源和批准号。四、稿件请附中英文标题、内容摘要(限300字以内)和关键词。五、稿件中所有注释均采用脚注,注码置于引文结束的标点符号之后右上方。脚注用带圈的阿拉伯数字,每页重新编号。六、引用文献时,请务必核实无误,并精确到具体页码。七、稿件不使用前引注,每项注释内容应完整标明。八、引用资料非来源于原始出处时,应注明“转引自”。非直接引用原文时,注释前应加“参见”或“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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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启事

《武大国际法评论》竭诚欢迎海内外法律学人惠赐选题新颖、见解独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国际法论文。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编辑部在收到作者投稿1个月内通知作者评审结果。投稿请登录《武大国际法评论》编辑部网站http://ilr.whu.edu.cn/,也可以将电子版稿件发送至投稿邮箱:whuilr@whu.edu.cn或whuilr@163.com。

应对大流行病的全球卫生融资问题研究——以国际卫生法律文书谈判为中心

预防、防范和应对大流行病的全球卫生融资一方面呈现机构激增、主体与场域多元的特征,另一方面也面临融资优先事项失衡、慈善模式、融资框架无序、治理范式失衡以及可持续供资不足的多重困境。当前,《世卫组织大流行协定》草案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修正案就融资议题已达成框架性共识。未来,推进这一议题可供选择的路径是:以公共卫生安全与健康公平基本价值间的平衡为导向,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贯彻公平原则,承认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差异,统筹长期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和短期快速应急融资需求,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导统筹两项文书下的融资协调机制,推动构建共商共治的全球卫生融资治理框架,发展可持续可预测的融资渠道。

海洋地球工程技术的国际法规制

海洋地球工程技术作为一项新兴的海洋科技,因其在海洋环境科学方面存在不确定性而备受国际社会的争议。从法律监管的角度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伦敦倾废公约》及其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条约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洋地球工程技术起到规制作用。尽管如此,海洋地球工程技术仍对现行国际法律规范提出了诸项挑战。尤其是,国际法碎片化无法为海洋地球工程技术法律监管构建良好的治理范式,国际法律规范的内在局限性难以为海洋地球工程技术全球治理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相关国际法律责任的认定及承担具有复杂性。对此,我们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完善国际法律规范、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事务参与、执行预防性方法等方式,实现对海洋地球工程技术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