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对我国碳减排的影响——基于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提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而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也是解决我国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支撑。为了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地区碳减排的影响机制,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并检验了能源利用率的中介机制和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可以显著促进碳减排,但这一促进作用在我国东部地区最显著,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促进碳减排,但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为提高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以及促进地方政府有序竞争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

数字政府视阈下的算法行政:兴起、风险与法治纠偏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算法技术嵌入行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算法在促进行政的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价值失序的隐忧。算法基于海量数据运算配置社会资源,辅助甚至独立作出行政行为,或许将会成为行政权行使的中枢性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算法技术本身所带的内生性风险与算法应用中潜在的风险,暗含着行政权力的“技术延伸”和公民权利被侵蚀的隐患,算法行政遭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诘难,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面临耦合困境。为防范算法行政异化风险,政府的数字化必须与法治化同步建设,警惕技术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观念,并从算法的创制、适用以及事后追责的各阶段构建起算法行政的合法性约束机制,避免“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从而促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的深度融合。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学习中共二十大报告体悟

学习“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须关注三个问题的理解。首先,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现时代的需求和历史发展必然的产物,但它不是自发的产物,它的形成既有科学的理论前提,又有深厚的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勇于理论创新的伟大结晶。其次,要清晰理解“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之间的关系,二者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共同性是本质性的,差异性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六个必须坚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国公司东道国和母国制度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制度理论和行为者能动性视角,研究跨国公司东道国和母国制度距离如何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不对称的影响,并考察企业政治关联和海外进入模式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正向制度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而负向制度距离越大,越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高;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相比,企业具有政治关联则使得正向制度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降低,并削弱了负向制度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此外,企业选择跨国并购或绿地新建的进入模式也会调节制度距离方向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制度距离视角下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而且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企业国际化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国内教师评价研究可视化分析:现状与启示

基于CSSCI来源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近二十年来国内教师评价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近二十年来国内教师评价研究发文量整体增长速度放缓;作者之间和研究机构之间均缺乏合作;研究热点聚焦于评价制度、评价政策、发展性教师评价、教师评价素养等;研究经历了基础、强化、深化三个发展阶段。在反思国内教师评价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从强化实证研究、推进校本化特色研究、加强合作研究三个方面提出了未来研究应着力的方向,以期进一步推动国内教师评价研究的理论深化。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元包容型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趋避情绪的影响研究

成员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社会方能天下大同,但现实中成员各美其美易,而美人之美以及美美与共难,因而严重制约社会与组织的良性发展。难以美人之美与美美与共对成员后果如何、原因何在、怎样化解以及约束如何等,日渐成为学界和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探究多元包容型人力资源实践(DIHRP)通过工作场所人际资本化对员工趋避情绪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413对员工及其同事配对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DIHRP显著负向影响恶意嫉妒,而显著正向影响积极共情;(2)工作场所人际资本化在DIHRP与恶意嫉妒和积极共情之间有显著中介作用;(3)多元构成调节DIHRP对工作场所人际资本化的正向影响,多元构成程度越高,DIHRP对工作场所人际资本化的正向影响越强;(4)任务依赖性不仅调节工作场所人际资本化对恶意嫉妒和积极共情的影响,还进一步调节DIHRP通过工作场所人际资本化对恶意嫉妒和积极共情的间接作用,即在任务依赖性程度越高,工作场所人际资本化对恶意嫉妒和积极共情的影响越强,DIHRP通过工作场所人际资本化对恶意嫉妒和积极共情的间接作用越强。

数字贸易规则开放水平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增长迅速,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全球治理中心议题之一。然而,各国主导构建的数字贸易规则存在显著差异和碎片化趋势。本文基于TAPED数据库测算各国数字贸易规则开放水平,采用fsQCA方法分析构成数字贸易规则影响因素的组态。研究发现,数字主权维护能力是一国进行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前提,数据要素数量与质量是达成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开放的必要条件,数字产业竞争力为一国开展数字贸易规则领域开放的基础。中国虽在数据要素数量与质量、数字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但数字主权维护能力待提升,故应选择审慎的数字贸易规则开放态度;未来应从数据要素培育、数字技术发展、数字主权保障体系入手,强化中国在数字经贸领域的话语权。

定牌加工出口下的商标侵权请求权基础探析

定牌加工出口为我国十分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海关系统也对知识产权提供边境执法保护。然而,假使境外委托方并未在我国境内进行商标注册,并且在我国境内却由第三人拥有该商标专用权,则我国境内受托方定牌加工的行为将可能产生侵权疑虑。在平衡境内商标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及促进定牌加工制造业发展间,应找出一个平衡点,但长期以来,司法裁判观点历经数次变动与海关执法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使得相关争议一直存在,因此,明确请求权基础才能把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也才能平衡我国加工出口产业的发展及商标权保护。

写实基础上的表现主义观——从指导与创作之间的错位看鲁迅的木刻艺术观

作为中国早期木刻的精神导师,鲁迅对于木刻青年的指导强调写实与素描,但木刻家们的创作却倾向于表现风格。这与作为译介者的鲁迅不无关系:他编选出版的版画集以表现主义风格为主,对木刻家形成了潜在的影响。鲁迅强调写实是出于科学、民主、启蒙等功利目的,而他本心却对富于主观意志与激情的表现主义美术称心喜欢。但他对表现主义的赞赏是有限度的,这便是具有一定的写实基础,而对于完全脱离了客观物象、任意解构的艺术,他则坚决反对。因此,鲁迅关于木刻的艺术观可说是基于写实的表现主义,内在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受他指导的中国早期木刻,一方面吸取了珂勒惠支、苏联版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其中的表现性技法、语言及西欧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在思想内涵的深化和艺术本体意识的增强中进行着相对独立的艺术表达,创作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独特的绘画样式。

国际经济规则重建的底层逻辑:历史演进与现实挑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国际经济规则进入了战后以来的重大调整期。国际组织与主要经济体都试图推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以提升治理话语权。本文梳理了二战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及不同时期国际经济规则的特征与演化过程,从各项规则、规制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看,效率与安全优先顺序的交替转变是造成国际经济规则演变的重要底层逻辑;从多边体系、区域组织、自贸试验区和企业标准四方面提出国际经济规则重建的路径,指出国际经济规则重建面临着国内主权保护与国际规则约束、长短期利益不一致的冲突。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重建面临着突破西方围堵与平衡长短期利益的挑战。中国需要坚定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调整参与国际经济规则谈判的策略,推进全球多边治理体系改革,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提出中国方案。

雾霾治理能否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基于“2+26”城市治霾方案的准自然实验

以2014—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州)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雾霾治理政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雾霾治理政策在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动态分析来看,政策实施对目标地区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稳定。此外,雾霾治理政策对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对资源型城市的作用不显著;同时,相较于规模较大的城市,雾霾治理政策的实施对于中小城市的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实施雾霾治理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条路径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问——读江畅教授的新著《好生活如何成为可能》

江畅教授的新著《好生活如何成为可能》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美好生活”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整体性的学理研究,建构了以“好生活”为核心范畴的价值理论。与以往价值论中纯粹强调价值的客观性或价值的主观性不同,它从价值主体及其生活场景的交互关系中把握“好生活”的学理意蕴。好生活不是单纯道德意义上的善生活,而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动态交织的系统整体。在分析价值主体与自然、社会的理想生存场景之间的客观要素中,彰显出客观环境对主体价值需要满足的统一。当人类个体普遍具备良好品质和健全人格时,人才能构建一个优越的社会和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它对伦理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崭新的探索。

政府补贴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PPP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以及居民对于生活质量要求的逐渐提高,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重要环节之一的加装电梯工作也受到重视。但是,目前以业主自筹为主的融资模式给加装电梯项目的实施造成了障碍,同时,大量财政补贴也给政府财政造成了压力。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引入市场机制,即形成一个社会资本方参与的PPP融资模式,研究此模式中政府补贴的形式及规模能否提高社会资本方和居民的参与意愿、引发补贴陷阱,构建了加装电梯项目建设和运营两阶段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模型参数变化后对社会资本方和居民双方的博弈策略影响,并对模型进行了敏感性检验。结果显示,构建的PPP融资模式能够提高社会资本方和居民的参与意愿,且建设期补贴能够显著促进社会资本方的策略选择,而运营期补贴则会促进居民的策略选择;但声誉激励补贴的存在会导致补贴陷阱,若存在社会资本方和居民同时补贴的情况时,给予居民的运营期补贴比例需达到一定程度时,项目才会成功运行。

从“重气”到“尚韵”:中国文人画美学品格变迁理路探究

考察从东晋顾恺之始至清末民初康有为、陈师曾和徐悲鸿等众多有识之士论画的1500多年绘画历史,我们发现,中国文人画的美学品格经历了一个由“重气”到“尚韵”的变迁理路。而在中国文人画美学品格发生转折的关键点上,顾恺之、谢赫、张彦远、荆浩、郭若虚、苏轼、米芾、赵孟頫和董其昌等书画家,担负起了历史给予他们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使命。尤其是明末画家董其昌,他对“董、巨逸轨”的中国文人画图式语言赞叹至极,并对中国文人画的“尚韵”理论作了全面、深刻且系统的总结。因此,从某种层面而言,中国文人画“尚韵”的理论主张始于苏轼,成于董其昌,的确是有道理的。

新时代“五种精神”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和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五种精神”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精神品格和崇高精神品质,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百年构筑中得到淬炼与升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交汇并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合力,对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在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弘扬“五种精神”,要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资源,形成“五种精神”的多维认同,丰富“五种精神”的宣扬形式,凝聚弘扬“五种精神”的社会合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重要精神力量。

双碳背景下建筑业碳资产的确认计量与披露

对占全球碳排放39%的建筑行业进行碳资产管理,直接关系到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以及社会高质量发展。然而,针对建筑行业碳资产管理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尚未有明确准则,使碳资产游离在传统财务报告之外,严重影响了建筑业碳资产的管理。鉴于此,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建筑行业碳资产确认、计量与披露的方法,并结合目前建筑行业低碳化面临的问题探讨了亟待改进的建议,以期为建筑行业实现绿色化、低碳化提供有益借鉴,推动碳会计发展完善,加快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探赜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拥有深厚丰富内涵与深刻价值意蕴的总体性概念,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擘画了发展的时代蓝图,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课题,阐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使命任务,其基本内涵包孕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的时代蓝图为指引,以培养学生斗争精神、提升学生守正创新能力、树立学生系统观念以及建构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抓手,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飞跃。

论现代性与时空的问题化过程

时间与空间的问题化和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在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内在于自然节律和人们生产、生活的实践,时空问题没有进入社会的主流话语。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成为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在变量,现代社会的时空观念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现代性话语的话语要素。因此,时间和空间正是在社会时空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被问题化的。

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行业溢出效应

绿色债券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的必要举措,而且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本文以2011至2022年我国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绿色债券发行对ESG信息披露的行业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存在ESG信息的行业溢出效应;(2)行业溢出效应的产生主要源于同行业其他企业模仿学习发行绿色债券和采取更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动;(3)企业融资约束越大、外部关注度越高时,行业溢出效应越明显。研究结论对完善我国绿色债券体系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法和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吗?——论对马克思经典思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曲解

本文尝试解决一个长期以来流传甚广、迄今为止仍然在普遍流传且一直尚未解决的难题,即对马克思一个重要的经典思想的一个原则性错解。这一错解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对马克思重要经典思想的误解,而且在实践中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这一误解就是,认为马克思把法和法律看成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这一误解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法制不过是权力和意志的附庸、工具和手段,然而马克思认为,无论说法律是权力的表现(霍布斯),还是说法律是意志的表现(黑格尔),都是错误的,本质上,法律既与权力无关,也与意志无关,而只与生产力和生产的经济条件有关,经济条件与生产力构成一种可以用自然科学精确性指明的平衡关系,而法和法律对生产力和经济条件在此平衡的基础上有一种不平衡关系。一般而言,政制具有权力任性的可能,可能会使这种不平衡走向极端并引发社会革命,而法制则有可能把这种不平衡保持在一个适度的平衡内。用马克思的话说,政制只是法制的一种形式,表现为强力和即时的特点,但法制则具有长效和稳定的特点,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长远的规划,因此也就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建立和健全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