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类刻写辞札记两则——附合文一例

本文是两则与记事类刻写辞相关的札记:第一则,《契合集》57反中的所谓“卜”应改释为人称“司”;第二则,《合集》35260“甲申十彡气小甲廿一”中的“十”是人名。最后附合文一例,即《合集》26026(《北珍》435)+《合集》24115(《北珍》438)中的“■”是“有咎”的合文。

甲骨文中的“■”

甲骨文中有“■”字,见于《说文》古文。《说文》云:“■,乱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绝也。”魏三体石经《尚书·无逸》与《尚书·君奭》中的“乱”字与此相同。旧释此字为“系”,不确。殷墟卜辞中的“■”字,多读为联,或读为乱,还可读为蛮,南方称蛮。

商代法制研究初探

《汤刑》是自成汤以来历代商王在充分增损夏代《禹刑》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法律制度。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至商王的废立与制裁,下至社会人伦和生活日常,皆有明文规定,设置在宫殿南门外的阜辟上。按照商代刑法规定,要对罪犯施行强制性处罚。根据刑法规定,商代刑罚有徒刑(包括监狱改造)、肉刑和死刑三大类。该研究是以文献、甲骨文及商代考古遗迹为据而论证。

轻罪治理下罚金的赎刑功能与制度构建

古代赎刑是指犯罪人可通过缴纳金钱或进行劳役来减轻或免除其罪责。赎刑制度体现了仁恤和慎刑的思想,及至大清刑律废除赎刑,由罚金取代。现代刑法中的罚金作为一种附加刑、财产刑,能够克服短期自由刑的部分弊端,具有重要的赎刑功能;将罚金适用于法定最高刑三年以下的轻罪,并发挥其替代自由刑的赎刑功能,对于实现刑罚轻缓化和刑事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体系化角度,适用于轻罪的罚金应当与民事赔偿、行政罚款衔接协调。针对轻罪,通过构建易科罚金、罚金易科、罚金缓刑、罚金减刑制度,从中发挥罚金的赎刑功能,以实现轻罪治理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南北差异及其成因识别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为逻辑主线,从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出发,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指标体系,并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中国及南北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进行综合评价,从地理和经济双重视角来揭示南北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差异的演进轨迹、多维表现与结构来源。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的各维度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增长趋势。其中,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市场治理、绿色转型、开放经济等维度指数均呈现南高北低,民生福祉则出现“北高南低”。南北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均稳定增长,而南北差异从“十一五”后开始不断扩大。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的总体差异不断缩小,且以区域内差异为主,而南北方均以板块间差异为绝对主导,且存在扩大趋势,“北高南低”特征明显。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的结构差异逐年下降,呈现“北高南低”。在维度动能上北方以绿色转型、开放经济和市场治理为主,而南方则以开放经济、市场治理和绿色转型为主。在目标动能上资源消耗、收入分配差异在北方更突出,社会福利差异在南方更显著。

易地搬迁、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农地转出--基于陕西省的实证研究

易地搬迁农户迁出区的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其利用方式不仅影响农户生计选择和脱贫质量,也影响迁出区农业产业集约化进程。利用陕南和陕北两市微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t回归、Tobit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参与搬迁及搬迁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并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考察易地搬迁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调查地所有样本农户农地转出率整体偏低,约为18.1%,其中搬迁户中农地转出农户比例约为21.3%,高于非搬迁户。②参与搬迁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农地转出的概率,增加其农地转出的面积,而且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家庭生计策略加速向非农化转移,间接推动做出农地转出决策。因此易地搬迁除了通过直接降低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务农成本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外,还通过影响农户生产要素组合,带来生计策略和劳动力投入分配的调整,间接影响农地转出决策。③当仅考虑搬迁农户的搬迁特征时,政府主导的集中安置、新时期搬迁农户与分散安置户、2010年以前搬迁户相比,参与转出的概率更低,政府对于搬迁户土地流转的引导作用发挥有限。

商周“南阳”考

商周时期的“南阳”,既见于传世文献,也见于殷墟卜辞。文献显示,春秋战国时期(前272年之前)的南阳,只是地域名,且有晋之南阳、齐之南阳、楚之南阳之分,但都不是具体地名,更不是政区名。甲骨文的南阳与雍地相对,当是晋之南阳靠近雍地(今河南修武县西)的某个地方。它不仅在空间距离上与殷商王都相近,而且在战国以前的地位和影响也是齐、楚南阳所不能比拟的。魏晋时期托名司马迁撰写的《太史公素王妙论》,说范蠡为南阳人实际并不确当。因为春秋时期楚地既无南阳郡,也无南阳县,甚至连地域名的南阳在文献中也未见踪迹。就范蠡的里籍来说,春秋战国之际属于楚国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正确的表达应是宛人。故《太史公素王妙论》说范蠡为南阳人本不严谨,不能据以把楚地南阳地名出现的时间追溯到殷墟卜辞,断定早在商代后期就有了楚地南阳的地名。

民营企业内部腐败治理之优化--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

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治理是国家整体腐败治理举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内容的修改是优化民营企业腐败治理的重要立法措施。民营企业的刑法平等保护精神在《刑法修正案(十二)》中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明显的落实。当然,民营企业的内部腐败治理任重而道远。

金朝“增封”曹操疑冢说辩证

南宋时期,士人推崇“蜀汉正统论”,对曹操的贬斥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南宋出使金朝的使者途经相州,撰写的《语录》及诗文,记载曹操有七十二“疑冢”,而且金朝“增封”这些疑冢。提及“疑冢”说的南宋使臣有楼钥、范成大、周煇、京镗、许及之。金朝“增封”说仅见于范成大《七十二冢》诗小注,后出文献均系转抄、因袭此诗。金朝“增封”曹操疑冢与其说是史实,不如说是宋人根据自身“蜀汉正统论”对金朝相州地方祭祀曹操的某些措施做出的过度解读。从朝廷礼制、历史借鉴、祠庙修建等方面来看,金朝对于魏晋南北朝正统讨论的广度、深度及感情投入,均远不及南宋人。金朝“增封”曹操疑冢及维修曹操祠庙等,应视为相州(彰德府)地方官府及士人对本地独有历史文化资源及人物的推崇。

铭文所见太子被废而自成宗统的现象

家伯束■簋是春秋时代早期时器,铭文记载了器主人为诸侯及其夫人作器,用于祭祀其皇祖太子及夫人、皇考武公及皇母武姜。以传世礼书的记载通于铭文,可以推断其皇祖是因故被废的太子。被废之后,其身份等同于公子,而所领之宗是器主人所在的大宗之统。

殷墟卜辞研读札记二则

本文由两则札记组成。第一则依据台北史语所数位典藏系统公布的清晰彩照,对《乙》9029重新进行释读,纠正《乙》9029+中“王”“丁”同版的错误;第二则基于一组甲骨新缀,明确《合集》24804的臼角方向,并对已著录卜骨中存在的几版正、反讹混例予以订正。

试析郑州商城夏商之际的考古学文化

夏商之际指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呈现出由夏至商更替的阶段。在此,指的是商汤灭夏前后,郑州商城周边区域的夏文化传统逐渐被吸纳,二里岗期商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郑州商城夏商之际可以划分为三个考古学阶段:1.本地二里头文化三期;2.“过渡期”,指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之间的阶段,包括郑州地区二里头文化四期、南关外期、二里岗下层一期三类遗存;3.二里岗下层二期(典型二里岗期早段),该阶段是二里岗典型陶器风格和基本组合形成的开端,是“夏商之际”的终点,也是郑州商城走向繁荣的阶段。笔者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对上述三个阶段进行深入研究,探究夏商之际郑州商城考古学文化的演变,进一步深化对夏商更替历史文化背景的认识。

“安堵”辨正

史籍中的“安堵”一词,或作“按堵”“案堵”“案署”,“按”“案”和“署”分别是“安”“堵”的同音通假字。“堵”意为“墙”,代指房屋。《诗·小雅·鸿雁》和《诗·大雅·绵》分别有“百堵皆作”“百堵皆兴”,“堵”均代指“房屋”。古汉语中的“安”“按”“案”常通假,“安堵”意为“安于房屋”,引申为“不迁徙”“安居如常、安然无恙”。从造词理据上看,“堵”代指房屋为借代造词;从社会角度看,“安堵”一词体现了人们渴望和平安定的心理。

试论“大一统”观下的清代四川基层儒学教化体系

在家国同构、政教合一的传统乡土社会,儒学教化不仅是移风易俗的手段,更是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四川地区在“大一统”国家秩序下,通过采用生活化的教化方法、礼俗结合的教化形式、情理结合的教化方式、多样化的教化组织等方略,建构了系统化的基层儒学教化体系,以此促进了基层民众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推动了区域整合与族群融合,强化了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中华文化“同心圆”,使“华夷一体、天下一统”的多民族共同体观念深入民间。我国当前要强化基层文化的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充分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经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西周官制与政府组织架构新论

早期中国官僚制政府之形成,约始于商朝,至西周时已得到相当成熟的发展。与商代官僚职权不明、职掌不专、惯用泛称、机构不健全、等级隶属性差相比,西周王朝在政府的梯次建设、职能的多系统划分、职官的层级鲜明等方面,展示出早期国家成熟型官僚制政府的样态。若以史、师、司三系官员任用来重理西周政府组织,其中史系按职能可分为太史和内史两类,太史在早期地位重要,而中后期比较活跃和彰显的则是内史(尹)。作为武官之首的太师领导其属官师氏在早期征伐活动中功绩卓著,然而进入中期后,根据册命礼推知,大量师官或已进入司马所属系统中,间接造成了太师地位的下降和司系职官权力的高升。不管是史系还是师系职官,大多起用异姓为之,只是其部门长官非异姓能长久拥有。至王朝中期以降,应是职能最广的三有司占据领导核心地位,尤以司马和司土/徒长期为王所重,且其官长基本由姬姓世卿把持,体现西周亲缘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

网络文学IP影视改编中的道德问题探析

在分析网络文学IP影视化改编现实条件的基础上,探讨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网络文学IP影视化改编内容上的“三俗”、版权上的侵权和运营方在改编过程中急功近利等道德问题。并从作者、读者、企业、国家四个层次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提高创作者的职业能力与道德素养、提升读者的艺术审美能力、加强网络文学企业的行业自律与规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四个方面的对策。

声明

兹有李煜东博士《统合胡汉:代都旧制、正统叙述与六条诏书所见西魏政治文化》一文,已刊于《殷都学刊》2024年第2期。因刊发时身份信息变动,今将其单位信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调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此说明。

商代的“犬”与“犬师”

“犬”,系商王朝职官,见于商代甲骨卜辞及青铜器铭文。自20世纪30年代,学者即开始商代“犬”官研究。近年,随着新材料的发布,有关商代“犬”的内容逐渐丰富。本文在学术界相关研究基础上,获得一些新的认识:据目前所见材料,商王朝至少已于19地分设职官——“犬”,一地至少置2名“犬”官,机构较为庞大而完备,直至商代末年,历年甚久;“犬”主要职司田猎,负责观察、追踪禽兽出没踪迹,及时上报,提议行猎,并跟随商王田猎;各地所设之“犬”——“多犬”,虽分管所辖地区田猎事宜,但有时受商王调遣,去往异地陪同商王行猎,且与其他“多犬”联合捕猎;“犬”辖“犬师”,左、右编制,受商王之命也执行军事任务。

“桓诏”与东晋末年的江南氐人集团

东晋末年篡位建楚的权臣桓玄被左右之人称为“桓诏”,这一称谓不符合汉魏以来的习惯,当是承自前秦苻坚的“苻诏”之称,其渊源或为氐人习俗,或来自前凉的“诏家”。桓玄亲重氐人,将氐人置于左右,主要是为了笼络氐人的武力、尤其是骑兵力量为己所用。作为前秦亡国之余,在江南毫无根基的苻宏等氐人与桓氏势力建立了非常紧密的依存关系,成为桓玄东征西讨的重要力量。即便在桓玄败亡之后,苻宏仍然以桓氏将领的身份转战各地,最终兵败被杀,成为桓楚政权的殉葬品,江南的氐人集团也随之烟消云散。

释“醳”

甲骨文“■”字从酉从彡,旧释纷纭,惟陈汉平释“醳”是正确的。其实“■”所从之“彡”乃“液”字初文,字形稍变而孳乳为“彡(肜)”。“彡(液)”在卜辞有消融、消弭义,即“液”的间接用义,而所谓“肜者,相寻不绝之意”,正来源于“液”之相续滴沥之形义。“■”之构形与甲骨文“易”字相似,皆从彡(液)得声,故可释为“醳”。“醳”本义指米麹化为酒液,在卜辞中的用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多用作祭祀动词,指用醇酒祭祀,一般用于酬神阶段;二是直接读为“释”,义为释放、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