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价值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以人的进步和发展为前提的,没有人的进步和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艺术的教育和普及来完成的,这是我们阐释艺术当代价值的目的所在。艺术的当代价值除了传统上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外,还表现为艺术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引领文化发展的文化价值;艺术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新兴产业的经济价值;“艺术城建”和“艺术乡建”如火如荼展开的社会价值等。因此,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艺术工作,惟其如此,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新文科建设与中国美术史书写的“破”与“立”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美术史书写维度,应该是在充分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生成的语境下,通过学科交叉和跨界融通,在原有学科体系基础上不断升华与拓展,从学科交叉的边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与新的知识领域,以包容的姿态和学科新理念,进一步激活中国美术历史写作范式的多种可能和可行性,构筑更加完备的美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如其他人文学科研究一样,在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的同时,强化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提升新文科教育以文化人等方面的新动能,进而对塑造新时代人的精神品格、美育素养和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祛魅与存真——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存在方式探析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艺术的存在方式也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存在方式,其最核心的内容依然是亘古常新的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19世纪以来摄影与录像、扫描与复制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已经促使人们对传统艺术的存在方式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怀疑;那么20世纪中后期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技术,则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传统艺术存在方式的认知。伴随着技术性因素的不断发展,艺术的本质属性也在“祛魅”与“存真”的变迁与坚持中愈发清晰。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否具备艺术创意的能力,已经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艺术之为艺术,归根结底并不取决于技术性因素的变迁。

戏曲、曲艺学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现状调查与建设方略

面对当前戏曲与曲艺学学科体系建设存在的理论研究与当下的舞台实践脱节现象较为严重、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动手能力的教师紧缺、教材没有构成体系且高质量的教材较少等问题,其未来学科体系建设方略为:要明确构建戏曲与曲艺学学科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承发展戏曲、曲艺;对戏曲、曲艺学学科进行科学的二级分类;培养出一批知识与技能相结合、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创新能力的教学、科研人员;顶层设计、集中统一、有计划地进行教材建设。目前戏曲学界在戏曲文献整理、戏曲文物研究、概念与体系研究、古代戏曲研究、现当代戏曲研究、戏曲海外传播研究、木偶戏和皮影戏研究等领域的许多成果超越了前人,但是戏曲的学术体系构建还远没有达到完成的地步,其提升的空间依然很大。曲艺的学术研究在近十多年来发展较快、取得的成就也较大,然而其学术体系的建设才刚刚起步。戏曲、曲艺学学术体系的建设要坚持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思想——引导学界研究戏曲、曲艺在保护、传承、发展上亟须解决的问题;研究应面向所有的戏曲剧种与曲种,对它们的历史、现状、特征、发展的规律做深入的探索;以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对戏曲学术体系内容进行拾遗补阙,并着力促进曲艺学术体系的构建;营造以追求高质量成果为学术研究目标的良好风气。既然戏曲与曲艺已被列在一个学科之内,又有着许多共同点,戏曲学就应该携带着曲艺学一道前进。

交集与汇通:电影工业美学的“工作伦理”兼与其他学派关系的思考

电影工业美学主张电影从业者秉持踏实勤恳、理性自制的职业精神,在电影制作的复杂流程中,各司其职、尽职尽责、高效配合,使电影实现品质和效益的最大化。这种“工作伦理”精神体现在电影的内部/外部层面。在内部层面主张制作表达大同性、常人化伦理观的电影作品,并与电影伦理学共同关注中国电影对伦理底线的恪守;但电影工业美学倡导对伦理表达方式的宽容。在外部层面,电影工业美学主张电影的大众文化品性,即对新老受众群体——“常人”所赏之美给予尊重。其“工作伦理”精神则与电影共同体美学在电影系统的和谐高效方面追求一致,但主张避免过度注重整体共情,造成电影审美上的单一。电影工业美学的“工作伦理”旨在通过维护电影制作过程的伦理和谐,提升电影的品质,促进电影传递正向伦理,丰富其伦理品格。电影工业美学与电影伦理学和电影共同体美学交集汇通、“互文”互见,既提升了中国电影的伦理品格和人学高度,也是对“中国电影学派”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建构务实的有效实践。

中国电影文化的伦理建构

在全球化时代,视觉文化转向、价值观多元化等趋势将中国电影文化不断推向未知与尴尬的境地。因此,中国电影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伦理的引导与规训。在“三大体系”建设的时代呼声中,中国电影文化应以传统伦理为基底,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价值观念,沿着电影文化的生成肌理,通过思想文化层面的共同体美学价值理念传续、叙事文化层面“手段善”与“目的善”的统一、镜头文化层面的诗性镜头建构,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中国电影文化伦理价值体系的建构,助力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生产。

中国画的触觉价值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艺术史家如伯纳德·贝伦森和沃尔夫林等人已发现了绘画并非只具有视觉价值,还有其触觉价值。比较而言,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不仅古玩、玉器、奇石等物具有触觉价值,中国画也有一种独特的触觉价值。中国画的触觉价值源于中国书画的亲缘性。中国历来有“书画同源”“书画用笔同法”之说,而书法用笔形成特殊的“笔触”,书法审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笔触审美。中国画的触觉价值有深浅两个层次。浅层次是笔触,深层次是笔墨。在中国绘画史上,触觉价值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相较而言,元代以前的中国画,其触觉价值偏于笔触;元代以后的中国画,其触觉价值偏于笔墨。

数字时代传统文化经典再IP化的趋势特征与多元动力

传统文化经典在数字时代的传承与创新,呈现出再IP化的趋势。传统文化经典再IP化,是传统经典依托数字技术的再创造,它以知识产权为核心支撑,并且在介质、感知、功能和运营等维度呈现出跨界融合的趋势特性。传统文化经典再IP化受到多重力量的共同驱动,具体体现为宏观层面的文化安全、文化本体层面的传承需求、科技创新层面的“双向赋能”,以及受众群体层面的代际转换等。但是,传统文化经典再IP化不是简单地将经典的场景予以数字化呈现,而具有一套以观念旨向、业态创新和场景饱和为要素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在中国艺术管理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实践中,初创期的“拿来主义”“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知识生产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事业发展的需求。因此,必须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特有的话语体系。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梳理民族文化发展中源远流长的文治传统,并对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独特的文化治理经验进行挖掘、凝练。其次,还要依托“人民至上”的“文化代理”原则与方法,总结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经验,提炼基于国家文化治理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知识谱系。最后,更要结合当下的重大实践命题,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实践逻辑,以期通过文化政策和艺术管理的升级迭代助力进行艺术的“中国之治”。

中国美学精神与中国电影的审美表达

中国美学精神与中国电影的审美表达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中国美学精神影响着中国艺术创作思维与审美品格的形成。中国电影审美品格的铸造同样离不开中国美学精神,它不仅作用于中国电影的审美认识,还为中国电影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方法与路径。具体而言,中国美学精神不仅决定了中国电影的镜语形式、影像形象的审美倾向,也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内在旨趣与价值表达。

再论“戏剧诗学研究”的内涵、方法与意义

严格意义上的“戏剧诗学研究”是一种从戏剧学与诗学的双重视角研究戏剧本体,进而探讨戏剧艺术家之创作思维与艺术智慧的学问,其中既包括剧本诗学研究,也包括表演诗学研究与剧场诗学研究;其主要方法是“实证感通法”或“审美感通法”;其核心旨趣是探寻戏剧艺术家营构戏剧诗境的具体方法与深层智慧,为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戏剧提供艺术支持。“戏剧诗学研究”不仅可加深、丰富人们对于戏剧本体、戏剧规律、戏剧技巧的认识,可直接启发戏剧创作,还非常有助于建构中国特色戏剧学话语体系。即便在AI技术高度发达的数智时代,戏剧诗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包融共生 交叉互鉴——区域国别音乐研究学科关系摭谈

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作为一个由区域国别学和音乐学交叉而成的新兴研究领域,所涉学科属性与专业概念繁多,且内涵丰富、关系错综复杂。因此,站在学科与专业发展的交汇点上,借用采纳系统论、关系论和范畴学方法,以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方式对区域国别音乐研究相关学科属性、概念范畴、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等进行层层剖析,廓清区域国别音乐研究的学科边界与相互关系,厘清其理念内涵与概念范畴,对于区域国别音乐研究的建设与发展至关重要。在音乐学学科领域内,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与既有研究领域在学科生长点、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视角上承前启后、相互交织,形成包融共生、交叉互鉴的发展格局。当前区域国别音乐研究方兴未艾,需在理性与激情的考量和反思中面向未来。

说“象”:中华民族舞蹈原始发生蠡测续说(二)

“象”是中华民族舞蹈原始发生中的一种文化存在。《象舞》是周代一个比较重要的祭祀舞蹈。作为周公纪功乐舞的《象》又称《象箾》,《象》的“以箾为仪”指向《易》的“象也者像也”。汉代宫廷中有一种专职艺人称为“象人”,“象人”的“蒙假面”与“方相氏”的“相人”之意均与丧葬事宜相关。荀子《非相》的义理积淀于“偶人”的形制和“面具”的图式之中;张衡《西京赋》的“舞像”更指向整体的“舞者”——其中的汉之“戏象”一词,正是从“戏倡舞像”中点化而来,而“戏倡舞像”本自“尸礼废而像事兴”。由“象人”与偶、与俑、与傀儡的关联一直联系到“傀儡戏”,显然已远离周公的纪功乐舞《象》,也无关乎《荀子·儒教》所言,“戏象”之说显然是从“舞象”一词演变而来的。

“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探析

“温暖现实主义”是新时代文艺创作观念的新风尚与新思潮。作为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念,“温暖现实主义”是对已经生发文艺创作景观中创作观念的提炼概括,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现实主义创作必然产生的结果。从哲学层面上看,“温暖”与现实主义本来“冷峻”的特征是对立统一的,它从生理与心理两个层面调和了现实主义文艺审美过程中产生的“痛感”与“快感”,并能够拉开彼此间的审美距离。同时,“温暖现实主义”在社会层面上也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温暖”是“现实主义”独特的创作观念内涵,“温暖”首先就是一种现实主义全面客观的正面视角,其蕴含的悲悯情怀,归根结底是文艺工作者良知与人文情怀的展现,而且“温暖”能够在作品中营造充满“希望”的氛围。

“全球视野”下的民族舞蹈和世界舞蹈——兼谈中国舞蹈艺术的审美文化观

20世纪以来,以舞台演绎形态出现的中国各类舞蹈和舞剧都呈现出“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混融,所不同在于主体文化和他者文化的不同强调。从“渊源差异”角度,中国舞蹈可分为民族舞蹈与世界性舞蹈。从“时代性质”角度,当代中国应跳脱“现代即西方,传统即中国”的思维模式。两者的关系既体现为差异性,也可以有相融、互通、互补的因素。在自觉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舞蹈文化的过程中,既需要回望并重新发现“传统”,也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讲好中国故事”。

戏曲在世界剧坛中的历史坐标与当代价值

戏曲在世界剧坛中的地位及当代价值曾在中外均遭到质疑,然而这种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囿于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偏见。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寻找戏曲在世界剧坛中的历史坐标,体认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戏曲是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之一,其舞台演出一直未曾中断,艺术遗产最为丰厚,艺术生命力最为顽强,是世界剧坛中卓然特出、不可或缺的一极。戏曲集众美于一身,文化积淀丰厚,是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体认东方智慧的读本,导人向善致美的生动课堂,值得我们珍视。

构建艺术管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现实思考

构建艺术管理学“三大体系”,已成为推进该学科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要坚守中国特色原则、科学发展原则、跨学科建构原则、实践性原则。艺术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可从多个维度来审视:一是纵向结构研究,二是横向结构研究,三是艺术活动部类的管理,四是艺术活动运行的管理;其学术体系的构成要素,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二是应用理论研究,三是应用研究;其话语体系的基本形态包括:以中国风格和语境为主体的话语构成,艺术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语境相融合的话语构成,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相结合的话语构成,学术性与实证性相结合的话语构成,艺术语言、理性语言与科技语言相结合的话语构成,各艺术门类交织与融会的话语构成,等等。构建艺术管理学“三大体系”应采取多种策略,包括准确把握艺术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社会属性,强化艺术管理学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相互支撑,促进艺术管理学学科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的同步演进,科学把控艺术管理学学科研究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的分类培养等。

全球史观与海外艺术民族志书写

全球化时代对海外艺术民族志的书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艺术研究方法和学科界限均提出了挑战。民族志能够将研究对象予以整体性观照,并把经验材料研究转变为民族志文本。艺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艺术学科的根本标志在于民族志。历史学关注时间、历史与历时性,人类学关注空间、结构与共时性;历史学注重文本资料的搜集与使用,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与口述资料的收集与使用。因此,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聚合,使全球史观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呈现出诸多交叉点,历时性的时空差异所产生的不同“他者”,成为全球史观下海外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主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海外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应该超越国族叙事进入到人类历史,以全球史的观念统合艺术人类学研究,以考察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播布,以及意义的再生产,将是海外艺术民族志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在全球史观框架下探讨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和意义。

戏剧评论话语的评价维度与主体性建构

作为理论形态的戏剧评论话语是一个民族和国家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和思想资源。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是一个包蕴着中国人哲学、智慧及美学思想的,且具备足够生命力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所包含的话语形态、理论观点、批评方式、批评标准是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和评论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中国戏剧评论话语体系应从话语形态、话语生态、话语主体、知识体系、话语主导、话语受众、媒介传播、评价标准、价值理性以及实践影响十个维度进行主体性建构,做到历史和美学的统一、整体和局部的统一、传统和现代的统一。

20世纪初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音乐调查与研究

追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历史,20世纪初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学科建构初期的音乐采集和研究犹如草蛇之灰线伏脉其中。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学者们在“作为民物之乐器的博物馆搜集”“乐器的比较与文化史的重建”“民族志中的各民族音乐”“作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民歌研究”等主题下记录音乐和发现历史;他们将乐器形制、演奏法和音律等与欧洲和亚洲音乐相比较,或在大的中国艺术史的关怀中,就某个传统音乐乐种和主题范畴展开音乐的真知灼见;因传统音乐而汇流的学科史梳理,旨在推进中国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穿越时空的互视和对话,并反思和孕育跨学科新理论和实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