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礼仪传承与重建的意义、策略和路径

提炼文化基因,推进当代文化建设安德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在当代社会建设中的作用问题,是包括民俗学在内诸多学科长期关心的重要话题。萧放教授和他的团队完成的《有礼如仪》这部著作,通过对人生仪礼的传承与当代转化发展的深入探讨,为上述问题的研究贡献了一部厚重成果。除了选题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之外,该书尤其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有启发性的优点。

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范式

民间文学作为二级学科,在1997至2023年间被国家学科目录取消了27年,新文科的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需要积极主动地发挥民间文学、民间文化和非遗的研究职能,将原来局限在文学学科内的神话概念拓展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定语,彰显“神话中国”的文化再自觉意义,开创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范式,并通过三大国家项目“玉成中国”的实践,拓展出代表本土理论、本土话语的新文科研究范式——“文化文本论”。

世界社会的日常生活:兴起与影响

日常生活是真实个体相互关联所构成的现实过程,一定是在特定时空存在的,必然具有在地性和共时性。人类基于交通和通信等人际连接技术在当代的革命性变化,日常生活的在地性和共时性已经从容纳在地方、国家发展到世界社会——这是一个我们正在见证的趋势,它也正在促使社会科学的重塑。民俗学追寻日常生活的世界性,可以拓展自己的对象和视角、方法,迈向世界社会日常生活研究的民俗学。

现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与实践民俗学的探索

日常生活是民俗和传统文化的寓所。日常生活转向,为民俗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其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问题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更新。借助日常生活转向,无论是将民俗作为对象,还是将其作为方法,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系都得到了相应的拓展。在此过程中,实践民俗学不仅是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提供了落地的路径。

试论“表演研究”的解构力

“表演研究”是国际民俗学界最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它借助于“讲述的民族志”,把研究的焦点转向了口头艺术的表演行为与事件,考察口头艺术如何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特定的社会功能,交流特定的文化含义;它通过比较戏剧、仪式、游戏、庆典、游行等人类文化行为的共性,提出了“表演的广谱”的概念,进而把“表演”提升为人类的本质性特征;它还借助于现象学的观念,强调“表演”的概念中所内含的“身体—主体”维度,反思并批判了主体哲学、意识哲学的传统。“表演研究”在上述三个层面反思并解构了民俗学的传统假设,为学科的自我更新提供了崭新的学术话语资源。

日常生活研究的现代视野、学术取向与发展趋势——“日常生活的当代处境与可预前景”研讨会综述

为了对近年来日常生活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并探讨其未来研究方向,2024年5月24日至26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间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日常生活的当代处境与可预前景”研讨会在浙江金华举行。与会者评述了关于日常生活的若干重要理论与研究态势,并对日常生活研究的当代处境与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日常生活研究与实践民俗学的学术旨趣与发展趋向、日常生活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意义建构、“现代学”视域下的日常生活实践、现代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传承。

仪式传统与日常生活——以厦门吕厝“送王船”仪式为例

“日常生活”研究强调将传统仪式与其过去、当下和未来相联结,特别关注传统仪式的当代意义。在“日常生活”视角下,民间传统仪式是村民日常生活的凝聚与强化,也融于村民日常生活之中。以厦门吕厝“送王船”仪式为代表的传统仪式,源于民众的神灵信仰崇拜与现实生活需求,并在民众、村落与国家等多方的推动下实践传统。在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该仪式在仪式组织、仪式形制及参与人员等方面发生改变,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以日常信仰活动、村落建设、文化标志与集体民俗展演等形式融入民众现代生活中,亦通过民众日常生活实践增强仪式发展活力。

“我们的节日·传统节会与现代生活”调研活动在杭州举办

12月6日至8日,为祝贺“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中国民协中国节日文化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世界遗产保护杭州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承办的“我们的节日·传统节会与现代生活”调研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民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安德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李倩等出席活动。来自北京大学、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等高校和相关单位的23位专家学者以及浙江、福建等7位省(区、市)民协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有礼如仪: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

《有礼如仪: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以下简称《有礼如仪》)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研究”(14AZD120),由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萧放教授等完成,2020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结项优秀成果等级,2022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并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到第五章分别梳理诞育礼、成人礼、婚礼、丧葬礼和祭礼等人生仪礼各阶段的仪程和要素、历史与现实、文本与实践,并立足当代社会,结合人生仪礼实践现状的考察分析“礼”的多重面向、丰富内涵和文化特性,发掘其当代价值,并对当代社会的礼仪重建进行了系统的历史思考和理论探讨,谨慎地提出可资参考的建议。

青铜时代爱琴印章中的神显异象研究

青铜时代爱琴地区的印章主要分布在克里特与希腊本土两地,并不涉及其他地方。此时爱琴地区印章中的神显异象主要表现的是神明降临人间,人类看见神明并最终获知神意的场景。此时爱琴地区印章中的神显异象发生的途径有两类:国王或王后直面神明的真身,以及神职人员通过梦幻看见神明的化身。上述这两种神显异象的发生地皆在野外,石头与树是神显异象生成空间的主要建构要素。青铜时代爱琴印章描绘的神显异象与此时地中海东部地区神话叙事中的神显异象基本相同,同时与荷马史诗表述的神显异象情景基本一致。这就说明,青铜时代爱琴地区印章中的神显异象并不是虚构的神话图像,而是真实的仪式场景。此时爱琴印章中的神显异象建构了王权意识形态体系,同时成为王权意识形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南通纺织工人歌谣:场域新变、历史记忆与情感世界

南通纺织工人歌谣属于吴歌变体,是“吴山歌”之外的“吴厂歌”。作者群原有的农民底色及工厂车间创作场域变化是考察吴歌从“山歌”到“厂歌”演变的必要前提。歌谣与民国经济史、工厂抗日史、工人情感史等有内在联系,既能相对“还原”历史又是对历史的“激活”。南通纺织工人以歌谣作为心灵存照,刻下他们那个时代的印记,在记忆历史的过程中体现了深刻的民间诗学意义。在内容之外对这些歌谣进行学理重审,可以反思民间文学研究的“文本观”“文献观”“历史观”。

河伯娶妇传说溯源——兼论“替罪羊机制”

向河伯献祭少女是民间传说“河伯娶妇”的核心,这一古俗源自受“超验存在”支配和驱动的原始自然崇拜。从“神话历史”角度对河伯黄河水神自然神属性的建构与认同再认识的同时,借助“大小传统”理论围绕河伯本身及献祭行为做出系统梳理,指向“以女妻河”背后存在群体献祭暴力以及被献祭对象成为群体替罪羊的同时,进而借“仪式性死亡”在强调献祭合理性中促成附着杀戮色彩的群体暴力转化。在群体罪责转化至个人、不祥暴力转化为吉祥暴力的两次转化基础上,结合民间传说的特质提出第三次转化,即集体迫害行为随传说在后世的文字和口头传播中被淡化或隐藏。并从民间传说作为另类历史文本的角度出发,提示其作为迫害文本的可能性和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可解读性。

厨房里有人:川菜的厨师视角

根据自身在不同场合学习川菜的经历,特别是在成都一所职业学校学习厨艺的经历和两个月参与观察两家专业餐厅厨房的经历,作者对食物及其烹饪工艺进行了探索与思考。首先,关于川菜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种:称为“烹饪”的一套厨房技艺,以及称为“美食”的关乎品味知识的社会面貌。其次,这两种关于食物的知识的复制都变得非个人化。烹饪工艺的传承已经从师徒关系演变为基于文本,而随着川菜发展成为全国和全球品牌,烹饪文化也变得标准化。结合田野调查实践、食物文献史的梳理,作者在比较中强调:关于川菜的知识传承的根本差异显而易见;具身性知识对田野研究非常重要。

仪式空间中传承人的身体实践研究——以天津皇会为例

身体是人理解自身与社会的主要途径之一,身体实践是一种内源性实践,在不同的空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既扮演文化记忆载体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是人与空间沟通的桥梁。文章以天津皇会为个案,探究祭典仪式空间中传承人的身体实践特征,分析空间与身体的关系,解读身体实践规训与狂欢的内涵、摹仿与搬演的模式,最后强调了集体性建构与传承的观点,即遗产保护的指向。

由巫饰礼:丝帛作为文化基因的神话编码

丝绸文化不仅承载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更是凝结着中华文明的精髓。从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到文献记载的文字文本,丝帛作为礼器的神话叙事,始终贯穿于华夏文明的建构脉络之中,上可溯源至文化大传统时期的原始巫术传统。依据荀子《礼论》总结,丝帛在“事生、送死、祭祀、师旅”的四个环节始终发挥“饰礼”的神圣功能,与玉礼器、青铜礼器等互相联动,在华夏文明认同形成进程中进行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统合,成为中华文化独特的文化基因。运用文学人类学的N级编码论,我们可以在历时性的动态视野中厘清丝帛文化文本的生成路径,阐明丝帛文明传承不衰,成为万年中国文化核心基因的编码过程。

神话历史:文学人类学新文化史观述评

对当下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存在诸多“影响的焦虑”。一是将文字文献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研究对象后所陷入独断论式的研究模式;二是盲从西学方法论造成中国本土知识理论体系的形式断裂与意义含混;三是跨学科研究和跨文化解释的“间距思维”还远未产生重新定向的问题意识和多维互动的研究视角。针对这样的人文现状和学术短板,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立足本土构建出系统的新史料观和阐释策略,将国学传统与“预流”之新学紧密结合,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做出深刻反思和全面再造。即以四重证据法作为重新激活历史叙事和文献文本潜能的理论工具,利用四重证据的多种组合性互动方式,呈现文化文本的发生过程;引入万年大传统的学术视野,在长时段中重构文化小传统中各类符号形式的意义,形成有关早期中国文明的认知新模式和知识新谱系;围绕前文字时代的神圣符号物——“玉礼器”,抽绎出一套以玉教信仰为文明原型和想象基础的中国神话学思想系统,这是一次以玉为符码贯通史前史和文明史的当代知识创举和新文化史实践;共同构成了文学人类学派的神话历史观。

《民间文学》(1955—1966)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发展

创办《民间文学》是“新中国”保护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权益的重要举措。兼顾整理与传播、刊发与研究、普及与提高,《民间文学》从一开始就将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为自身的文化事业,且有意识地利用现代同人刊物不具有的体制能量,采取多种方式调动各方力量推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发展和民间文学理论的建构。这样的努力,在政治上配合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有助于增强各民族的自信心和对“新中国”的认同感;在文化上保护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学史格局的转换。

食物备制与社交意义的再生产——以豫东年节花馍备制场域中的“玩”与“做”为个案

豫东乡村年节期间,蒸花馍是极其普遍的仪式性活动,这也使得生活于地方社会的民众对这一民俗现象习焉不察,但也正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文化实践中,民众通过花馍备制实现了社交意义的再生产。立足于田野个案,豫东乡村社会花馍备制场域中实践主体“玩”的基本表述语汇和“做”的行为实践策略显示出,人们虽然在口头表述上用“玩”表达游戏的概念,但实际上却是以精益求精、全身心投入的态度在“做”。在看似截然相反的两套逻辑中,“玩”与“做”的共通之处在于社交意义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是基于地方社会的民众对于“巧”和小群体交流以及群体性审美期待的重视,经由此不断去达成进行多层次社会交往的目的。

学术期刊助推学科建设的实践路径——以《民间文化论坛》为例

学术期刊是把握学科研究动向、开拓学科研究领域的重要园地。优秀期刊对学科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民间文化论坛》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学刊,自觉承担着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重任。在四十年的办刊史中,主办单位不断探索办刊思路,引领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研究方向;刊发专业性创新性研究成果,包括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具有实践意义的田野调查方法等,为民间文学学科建设提供理论及方法论依据;注重发掘、培养民间文学传承人及青年研究者队伍,为民间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专业人才。《民间文化论坛》通过这些实践路径,有力推动了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民间文化论坛》的学科史意义

《民间文化论坛》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的民间文学专业学术理论刊物。创刊以来的四十余年,正是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接续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的现代民间文艺学术传统、学科回归与恢复的关键时期。《论坛》以期刊创办的方式为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论坛》扛起弘扬民族民间文艺的历史使命,以民俗文化研究成果引领国家文化建设,由民间文学延伸到民俗学,再扩展到民族民间艺术学,最终整合在民间文化框架视野之下,推动了“文本”的民间文学研究和“文化”的民俗学研究两个学科的发展,在突出学科本土特色、探索前沿理论、推进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论坛》以“民间文化”整合民间文学、民俗学、民间艺术学多学科建设,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