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意蕴与实践指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富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内外部条件的约束决定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越快,越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必须通过多种途径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把握好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等原则,努力促进教育改革和创新,实现就业机会公平,完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发展,加快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相互促进的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能源正义与公正能源转型的新思考

在“后巴黎时代”,能源正义逐渐成为能源转型的应有之义。能源正义以个人权利为价值归宿,公平分配人际间、区域间、国家间的能源利益与能源责任,为能源转型提供道德标准、价值理性与理论框架。能源正义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吻合,能为我国能源转型之路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撑。其中,人口规模与能源消耗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能源转型面临的基本国情,这既反映了能源转型之路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也意味着丰富的人力资源潜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能源共同富裕应当坚持能源转型中的共建共享原则。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要求重视能源转型过程中的思想建设与文化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全体人民共享能源正义,走能源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要求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积极推进国际能源合作,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逐步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29.6317;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11.4741,直接效应为11.5540;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差距正在逐渐收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还有较大的结构性红利空间;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重塑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提高研发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世界级先进水平的制造业集群。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理论图景与实践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合作生产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被引入公共管理实践,并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前沿文献可以发现:合作生产是政府和公民围绕公共服务递送而结成的新型关系和进行的混合活动,包括个人、团体以及第三部门等主体,涵盖公共服务的规划、设计、交付与评估等各个环节;合作生产的理论嬗变内含于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治理的范式演替,其主导理念经历了从控制参与逻辑、产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和公共服务逻辑的转变;合作生产的实践轨迹映射出政府与公民的角色转向路径,形成了一元操纵型、吸纳安抚型、政社互补型和公民主控型等基本模式。未来,应探索和构建本土的合作生产模式,引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形成制度化的合作网络,在实践基础上贡献富有中国风格并兼具学科一般性的合作生产理论知识。

基于中国经验的一般性理论何以可能——理解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国内学者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政党中心主义”。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相区别的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范式,“政党中心主义”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前景。目前,“政党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初步运用,其作为一般性理论的应用价值正在被证实和凸显,但在从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局部经验概括到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仍须进一步夯实,相关具体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人工智能生命:演化方式、危险与伦理考量

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最主要的分类之一。在存在论层面,弱人工智能是人类生存的技术手段,而强人工智能则是如同其他生命一样,可在真实世界中生存的人工的智能生命。按照生命演化史上其他生命,特别是人类的进化模式,作为生命的人工智能的演变不应是奇点式突变,而应是渐进式进化。如果说弱人工智能的威胁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新的技术威胁,那么人工智能生命的威胁则在于生命演化史上首次可能出现类人类和后人类生命,这改变了人类在生命演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后人类生命的出现,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在人类视角和生命共同体视角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何以五千年:论中华文明的肇始及其连续性特征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最具特色,是唯一以国家为实体的五千年不断裂为其标志的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接续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这仅仅只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可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此前没有文字记载。文献史料的记载固然十分重要,但考古出土材料能够以实物证据展示出蕴含着中华文明产生若干重要的内涵,并与文献史料互为补充。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是认识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重要的方法论,也是梳理中华文明发展内在逻辑的可行之道。

“两个结合”的内涵及其结合点与结合方式

“两个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深刻的“化学反应”形成的新的文化成果,既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又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反映时代发展趋势,是一个具有系统性、先进性、引领性的文化生命体,也是一个富有成长性和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必然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

金融数据要素治理的政策脉络、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文本分析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有效推进以“挖掘金融数据要素价值”和“保障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为核心的金融数据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相关政策文本分析,可以明晰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数据要素治理的政策脉络、理论逻辑和实践进路。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制度文本的三层次分析框架,我国金融数据要素治理的政策脉络围绕“制度设计—实施策略—保障措施”三大核心范畴建构。从理论逻辑看,金融数据治理领域的“三元悖论”成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和金融约束论构成了国家进行金融数据治理顶层设计的理论前提,产业组织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可作为数据要素战略下国家分类制定金融治理政策的理论基础,而精巧规制理论可对国家优化金融数据要素治理的配套保障条件进行理论阐释。因此,要深化金融数据要素治理,必须坚持双核并重发展策略,创新金融数据要素治理机制,加快数字技术和金融的融合发展,推动金融数据要素共治体系建设。

企业税务合规的法理逻辑与制度构建

强化税务合规是完善企业治理、防范法律风险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和谐征纳关系、推进税收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实践中税务合规往往不受重视甚至容易被忽视,从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亟待进一步加强。税务合规应当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理念,从企业的经济交易规则着手,全面完善财务、法律等制度体系,坚持预防性、全面性与过程性原则,将其嵌入企业治理的全周期,提高税务合规的有效性,从而强化税收遵从、促进税收法治建设。

论党政联合发文的规范性质

党政联合发文具有与党规、国法不同的制发主体、调整领域和效力边界,从而导致其规范性质在学理层面和法治实践中的认定困难。既有研究多关注作为“文件”的党政联合发文,却忽略了它作为一项“制度”产生的生成逻辑和功能定位,从而陷入了“存在即合理”的错误思维。从生成逻辑来看,党政联合发文是党以加强和完善自身领导与建设为根本目的,以强烈的政治领导和规约为主要内容,在顺应党政关系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和遵循法治成本/效益理论的基础上,对党领导立法的传统方式进行革新而生成的新型法治规范。就功能定位而言,党政联合发文侧重于党的一侧,致力于对党领导的方式方法、职权职责、党的规范化建设以及党政机构内部管理事项进行规范。党政联合发文可以被合理地定位为党内规范。实践中部分党政联合发文的内容存在盲目扩张和泛化,影响了其制度优势和正向效应的发挥,对此党政联合发文要遵循严格的边界范围,方可内在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有相同的基本内容,关涉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民观念、科学知识素养和认知能力的现代化,亦即“人”的现代化。其中,“人”的现代化是其它方面现代化的基础。制度的现代化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制度现代化的社会基础,甚至还会出现非良性的制度变异。“人”的现代化内容比较丰富,包括观念、思维素质和方法、科学知识素养、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等方面,最根本的内容是“观念现代化”。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必须依靠“启蒙”和持续的现代化教育,没有教育理念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教育革命和教育现代化,从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也就没有良好的基础。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办好教育、开启民智、解放思想,用制度保护和激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且稳定各主体创造财富和创造知识的预期,这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

数字金融法律监管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正逐渐成为各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数字金融所含技术的复杂性和先进性,加上法律规则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数字金融技术革新所致的跨界经营和协同创新必然带来安全挑战,对数字金融的监管难度日益增加。有鉴于此,需通过优化科学有效的法律规则来指引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监管规则、明确监管主体、划定监管权责、落实行业自律监管、充分发挥综合监管职能,破解数字金融监管难题。

论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向

新时代以来,叶梅的创作发生了较为鲜明的转向,取得了新的成就。在文体上,叶梅由以小说创作为主转向以散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创作为主。在内容上,叶梅跳脱女性受压迫—女性意识觉醒—走向反抗之路的叙事套路,转而书写勇担时代大任的新时代女性,彰显新时代女性力量;她的生态文学创作由自发转向自觉,用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进行生态书写,讲述生态故事,构建生态文化;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切入,由书写土家山寨小故事到书写中国大故事,以文学的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型,展示了一个中国土家族女作家的创作新历程,也展示了一个中国作家将创作生命融入祖国、融入时代的不懈努力。

现代国家之国族与族群的纠缠

现代国家为当下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类型,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欧洲,其本质是民族形成后从君主手中夺取主权而建立的一套体现“主权在民”国家伦理的体制机制。民族国家被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采纳而达至普遍化后,便成为了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可是,欧洲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将国内众多民族群体整合为一个国族而建立民族国家的,欧美最早的民族国家也由于多族化而出现了多种族群,所以现代国家便普遍地面临着国族与族群的纠缠,以及其间的张力所带来的问题。相关国家在应对中采取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就是国族化和族群化两种。两种不同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迥然有别,但国族化的选择显然更有利于现代国家体制的稳定运行和功能的发挥。

数据的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

随着以数据为主要内涵及技术支撑的人工智能出场,特别是ChatGPT4.0的悄然问世,人类社会进入了所谓的“超人工智能”阶段,其发展趋势与前景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价值理论问题的关注。数据的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始终是关系数字经济学理阐释及实践应用的基本问题和理论前提。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显性入口,数据特别是数字化的数据仍然是商品,其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数据网络平台是推动新经济的重要力量,但也是容易形成数据市场垄断的重要物质基础,要发挥好数据的最大化效能,就必须特别关注数据的价值决定、实现及其分配机制重构,警惕数据价值在实现及分配过程中的市场垄断问题。

方苞的八股文理念与清前期批评语境

作为八股文大家,方苞一再表明自己自幼即不喜八股文,抨击八股文害教化、败人材,只是“牟荣利”“取名致官”的工具,主张士人抛弃八股,致力于经史古文。但方苞的生活经历表明,他不喜时文的说法不符合实情,他对八股文还存在着极深的迷恋,甚至将其视为不朽之盛事。明清之际出现激烈批判八股文并要求取消八股取士制度的舆论,随着时代的推移,制度改革的动力逐渐消退,继续维系八股取士制度成为清廷的选择。方苞并没有取消八股取士制度的思想,他对八股文的抨击实际上仅落实为抵制庸滥八股,反而有利于维系这一制度的持续运行。

泛娱乐主义的算法审视与纠治

算法作为智媒时代的一种数据传播方式,其技术变革深刻地改变了泛娱乐主义的传播方式与场景架构,产生了体验增效、受众扩大、技术限能以及文化交互的主要张力。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致使泛娱乐主义在算法推荐场域中呈现出载体上的“流量为王”,引发价值导向错位;效果上的“全景监狱”,固化群体认知结构;渠道上的“算法黑箱”,隐匿意识形态风险;形式上的“自产自销”,加剧受众沉迷致瘾的算法风险。为有效在算法推荐场域对泛娱乐主义进行算法纠治,应当做好以价值引领算法设计,端正价值导向;以主体驾驭算法分类,重塑信息行为;以技术优化算法赋能,矫正设计局限;以法治制约算法权力,优化网络生态。

柔性渗透: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公共服务路径

现代国家认同关乎国家的存续与发展,其建构的过程与结果统一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之中。公共服务作为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能,是实现国家向基层社会渗透、疏解现代国家认同建构梗阻最直接最高效的路径之一。基于西南村寨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作为现代国家建构在边疆地区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公共服务供给下的柔性渗透路径强调以物质性、生活化和非强制性的手段影响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其核心是通过公共服务供给背后隐性的国家权力对国家政权基础、经济社会基础和权利基础的积极性建构与重塑,积极培育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重建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从而实现现代国家认同的有效建构。公共服务的柔性渗透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边疆村寨潜移默化地建构起现代国家认同,而且在当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国家认同建设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具有多重伦理意蕴。政治伦理,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生命伦理,将维护生命尊严与生命安全放在最高位置;发展伦理,推动全球发展迈进良性健康轨道;交往伦理,倡导形成互尊互信、聚同化异的相处模式;生态伦理,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责任伦理,打造共迎挑战与共担责任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理论贡献,必将推动国际社会成员达成重要共识,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