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新基建、区域创新与文化消费升级

数字新基建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应用,拓展了文化消费业态与模式,提供了文化消费升级的新动能。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新基建的发展可以显著推动居民文化消费升级,并且可以通过带动区域创新间接提振文化消费;数字新基建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数字新基建对文化消费的积极影响存在区域和城乡异质性。因此,应以顶层设计、金融支撑、人才培育为抓手,大力推进数字新基建发展,以平台建设优化区域文化科技资源配置,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新基建发展战略,促进文化消费升级,助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投稿须知

《江海学刊》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现为双月刊,逢单月10日出版。自1958年3月创刊以来,本刊始终坚持“办传世名刊、载精品力作”的办刊宗旨,执着追求“新颖、深邃、凝重、厚实”的办刊风格,持续塑造高端学术期刊的品牌形象。

注释体例

《江海学刊》自2022年第1期起,改采页下注。每页重新编号,正文中注释序号一律上标于标点符号之后,同一文献再次引用时,酌情简化出版项目,原则上不使用网络文献。来稿请遵照如下注释体例。一、中文文献1.专著标注项目与顺序:作者/书名/卷册/出版者及出版时间/页码。

广义政府:对“党和国家”的一种理解

“国家治理”一词存在“country’s governance”“national governance”“state governance”等多种官方英文翻译方式。这些翻译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如疆域范围意义的国家治理、民族群体意义的国家治理以及公共权力意义的国家治理等。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应主要从公共权力体系与运行的角度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问题。实践中,常以“党和国家”这一概念指代公共权力意义的“国家”(state)。然而,并非所有的党组织都行使国家公共权力,因此,在理论上只能将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国家性质党组织带入“国家”,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共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性的“国家”概念,我们称之为“广义政府”。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讨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应主要研究广义政府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整体性的广义政府体制具有决策统一、协调能力强、便于打破科层束缚等独特优势,但也存在双重逻辑、多重价值之间的冲突取代等潜在风险。推进广义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合理配置政党逻辑和国家逻辑、国家机制与社会机制、制约关系与协调关系等,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中效率价值、公平价值、廉洁价值等的均衡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逻辑进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具有战略性的伟大构想,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和解释框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中,共同体理念与文化构建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共同体理念决定文化构建的起点及其发展导向,而文化构建在文明论意义上对共同体理念加以约束与调整,使得共同体理念契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共同体合法性的生成和确证是同一过程,社会共同体及其文明发展观在“人类主体”维度上的现实生成体现了人类共生关系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表现形式,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历史积淀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指导,形成了“世界性”的文明特质,在目的维度上指向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历史性重塑。

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表达:共同富裕导向的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的区域发展从空间格局上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性和独特贡献,是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视角。中国式现代化摈弃了西方式现代化极化增长的弊端,强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担负着促进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空间格局的时代使命。针对当前区域发展中以能力分化为特征的非均衡新趋势,应从构建空间耦合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市场化改革、打造四级联动的增长极体系、补齐欠发达地区能力短板等方面着手,系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路径。

增长共识理论:人文经济学之核心

基于目标、价值、行动认同而形成的增长共识构成了增长的文化动力。以人的能动性为基础,在民众、企业、政府三个层面形成的增长共识,是有效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经济增长的前提。同时,随着经济增长的推进,增长共识要动态升级更新为成熟的增长文化,从而通过文化与经济的互融互促实现高质量发展。忽视文化因素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研究人文经济学,指引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方向。增长共识理论将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吸收西方经济学优秀成果,而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经济增长模型,构成了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核心。

人类环境观的再审思:中西环境美学对话

阿诺德·伯林特与陈望衡的环境美学对话围绕五个核心论点展开。关于环境,二位学者均认可环境与人类的依存关系,伯林特强调整体的环境概念,陈望衡在认同整体性的同时,也强调人类实践对环境生成的重要作用。关于参与,伯林特以“参与”定义审美活动的整体性与连续性,陈望衡则以“居”阐释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审美参与。关于环境的文化属性,伯林特强调文化差异对审美感知的影响,陈望衡则认为对环境文化性的共识蕴含着共通的可能性。关于生态与环境的关系,伯林特认为生态是看待环境的科学视角,不具有美学意义,陈望衡则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文明美学。关于美学共同体,伯林特指出美学共同体的特殊之处在于使世界在审美经验中恢复其源初统一性,陈望衡则将家园感作为环境美学的审美本质,由此引申出环境作为人类共有家园这一共同体思想。通过此次对话,两位教授在理论意义上明晰了环境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推动了环境美学理论发展的思想跃迁,也开启了新阶段环境美学研究的核心面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开放观:方向抉择、重大使命与历史超越

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在持续性深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趋向于理性自觉,创造了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一个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关头应时而变,创新指引、科学谋划和全面布展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程,不断作出方向抉择、使命转换和战略调整,进而不断实现时代转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一项重大议程是谋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一议程内在贯穿新征程的改革开放观,科学阐明了这一轮改革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旨在谱写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着力在改革开放新征程中作出重大方向性抉择,明确解答改革的主要使命、实现路径和战略安排等“时代之问”,奋力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继续推向深入,实现历史的超越。

新型举国体制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充分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具有重大意义。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不仅需要依托政府进行战略性、全局性谋划,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要注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通过构建“产学研”等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攻关机制,促进创新资源在不同环节、不同主体之间的优化配置。因此,必须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为主线,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全面提升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公民道德信仰养成机制的三重逻辑探究

现代化内含着时代精神和以科学的制度使全体人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政治价值立场,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最要的目标是道德素质的提高。公民道德权利与义务对等性、规范的共识性和道德需要的功利性和超功利性内在统一等特质,使赏善罚恶、赏罚分明的制度机制成为推动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根本动力;同时,制度机制的引入是对公民道德自身评价主体的主观性、评价标准的模糊性和维持力量的非强制性的有效弥补。以制度机制培育公民道德信仰的主要路径包括:将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融入法治建设,既使法律法规等充分体现道德价值,同时,又能以德入法,以法治力量强化公民道德的权威性;遵循道德信仰生成演进的规律,将公民道德基本内容融入国民教育制度体系;在日常社会治理和工作规章中,把公民道德建设状况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将善恶因果律融入治理机制和工作绩效评价;探索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量化评价指标,设立志愿服务的“时间银行”。

从合目的合规律实践到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新解

尚待证明的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显露出我国缺乏关于国有企业的更深层次的自主知识,对此,政治经济学给出一个源于实践的合目的与合规律框架:在合目的性维度,国有企业是集体理性的产物,具有“政治—经济”二重性,建立国有企业的目的随社会形态变迁而实现多元化拓展;在合规律性维度,国有企业的存在及演进契合于各个时期的经济规律,国有企业成为各个时期标识性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与微观缩影。从实践的感性直观升至理论的抽象思辨,国有企业是理解新中国各个时期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是联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中介,因而被确证为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

马克思法哲学实践论的革命

在文明社会法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法哲学实践论的创立,确立了实践概念在法哲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开辟了从实践出发认识法的现象基本性质的崭新的法哲学思想先河。与唯心主义法哲学和旧唯物主义法哲学及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法哲学截然不同,马克思的法哲学实践论坚持从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出发,深刻理解人类现实的感性活动的本质性意义,强调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并且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把握法的现象的客观基础,理解法的现象的运动机理,分析法的实践世界的基本指向,进而开启了人类法哲学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近代以来铁路押汇的倡导、困局和重生

在近代中国,铁路运输与近代金融不断融合,促进了国内商业市场的发展,铁路押汇自然被视为推动这种融合的重要载体。铁路押汇是以铁路为主体的金融业务,与一般意义上的押汇、票据贴既有联系,也有明显差异,其间存在官商、银行界与交通部门的多元互动关系。在经历有关铁路押汇的深入讨论并付诸实施之后,因缺乏有效的制度基础,银行业务与铁路运输融合方式难以定型。银行业只能寄望于自身保障体系所支撑的商业票据来发展押汇类业务,逐渐放弃将铁路押汇作为独立业务的努力。当下的铁路提单金融化创新,则是新时代铁路押汇的重生,只是仍需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落实铁路提单的物权属性,实现铁路运输与押汇的深度结合。

社会生产体制变迁视角下的新职业群体:职业特征、形成原因与现实困境

以信息化、数字化和平台化为特征的新经济业态、新产业模式,催生出形式多样的新就业形态,吸纳了众多就业人口,并塑造了新职业群体特别是青年群体的职业特征。具体而言,青年群体在行业选择上呈现出“去工厂化”、在身份建构上表现为多重职业和身份、在职业倾向上更青睐知识创意类工作等典型特征。从社会生产体制变迁的视角来看,青年群体上述职业特征的形成源于生产资料使用方式的变化、职业结构的变动以及生产要素的变革。对于由此所导致的青年群体职业脆弱性问题也应从新型生产关系出发予以破解,在推动各项改革深化的同时加强对新职业群体的政策支持。

数字化转型何以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来自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管理、创新和协同能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所有制性质、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区域经济差异等外部环境因素,对数字化转型之于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有差异性影响。因此,应以顶层设计、企业变革、人才培育为抓手,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数字化何以赋能财政政策提质增效——以地方财政支出效率为主线的分析

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而在经济形势趋紧的背景下,改进地方财政支出效率是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关键举措。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源于透明度效应、协同效应和飞轮效应,具体表现为推进财政透明、约束金融分权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三条路径。因此,必须推动财政资金公开透明,协同金融助力新基建,持续建设数字政府,全面提升地方财政支出效率,从而充分发挥数字化对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赋能功效。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法治化的理论拓补与制度调适

地方政府债务是地方各级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财政”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物。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法治化需要制度支撑和保障,央地关系“上下”多层次的政治结构,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法治逻辑和实践维度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运用合理的治理手段和规制工具从债务的整体性和特殊性角度选择实践路径,另一方面,需要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强化法治的制度基础,在央地法治协调的层面回应地方政府债务法治化治理的现实,从而充分有效发挥政府债务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对政府债务负担进行合理管控和有效化解,以避免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的发生。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命题的出场逻辑与实践路径

“因地制宜”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法论指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命题的出场遵循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从理论上看,这一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因地制宜”理念的具体体现;从历史进程看,这一命题是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因地制宜”规则的当代呈现;从现实问题看,这一命题是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状态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因此,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方法论权威,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全局,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