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到“转”:中国教育学国际传播的问题与路径创新

中国教育学的国际传播经历了起步、稳步推进和加速发展期,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但也面临着传播主体影响力不足、传播渠道缺乏整合、传播内容凝练不足等问题。“转文化传播”面对全球化语境下传播生态的变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倡导传播主体与受众间的平等对话和融合性发展。“转文化传播”为中国教育学国际传播范式的重塑、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变革、中国教育学话语的在地融合,以及叙事方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理路。以“转文化”指导中国教育学国际传播,需要在坚持自我主体性的基础上与他者互动杂糅以寻求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造性发展,嵌入在地语境传播中国教育学,构建多主体多平台融合的传播渠道,以能够引发受众共情的策略构建中国教育学话语和叙事方式。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思路和构建方法——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和逻辑主线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需要我们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总则编规则体系应当以现行环境资源保护和循环经济与能源单行法律中的共通性规则加以构建,分则各编则应当以污染控制、自然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为指向,分别构建朝向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目标的行政规制、权利衡平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调节等法律规范体系类型。鉴于共通性生态环境规则和分则各编行为模式规范均包含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还应当在总则和分则中分别设立有关法律责任及其相关的适用性、引导性和程序性规定。

安大简《诗经》异文的文献学价值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简称“安大简”)内容为《诗经》国风,其中丰富的异文材料对于研究《诗经》文献有着重要的意义。将安大简《诗经》与传世文献《毛诗》进行对比研究,细致梳理其中的异文材料,可挖掘简本异文在传世文本校勘、字词训诂、音韵等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同时也可对《诗经》中的一些诗意作新阐释。

再认识与再出发: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道

环境法学研究与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故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有必要在全面把握与客观评价既有环境法学研究成果基础上,摸清既有环境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揭示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现实困境。尽管既有环境法学研究为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丰厚养料,但体系化程度尚不圆满。当前环境法学研究中存在旨趣分散、内容碎片、定位模糊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环境法学研究者在追求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目标实现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合力缺失”“体系性不足”“图景不明”困境,故有必要采取化“散”为“聚”、化“碎”为“整”和“独特”与“共通”兼备的应对策略逐一破解上述困境,实现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目标。

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批判性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这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关键之所在。资本逻辑是西方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和理论基础,其在现代性场域中演变为更具诡辩色彩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蚀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着眼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体范畴,紧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线,把人的现代化置于现代化建设的突出位置,以人的逻辑克服资本的逻辑,实现对西方现代化及其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批判性超越,开启了新时代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统合治理视野下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以陕西省S县为例

基层治理现代化命题为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范式指引。通过提高基层场域的治理韧性,统合治理克服科层治理和条块分割的内在局限,从而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行动力。与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相比,统合治理以“全过程统合”的逻辑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既要和谐安定又要充满活力的行动目标。它突出和释放党建势能优势,注重向下负责和敏捷回应,强调属地管理和属性治理、为民服务和筑牢基础的互动,致力于探索基层善治和共同缔造的有效实现路径。通过党领共治、条抓块统、融合赋能和激励约束的运行机制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执政党整合社会、社会积极回应的统合链条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

清华简《畏天用身》的结构与义理

根据文意可以将清华简《畏天用身》分为七个章节。此文认为既要重视天(人力之外不可控制的因素),也要重视人自身的意志和能力。虽然是天人二分的思路,但较之天,作者更强调人,强调“心”的能动性、“作”的必要性、“知”的有效性、“法”的重要性。此文希望有为的统治者能够圆方并行、动静相养,具备最大的冷静、顽强以及最高的智慧,不达目标不罢休。为此,统治者需要提升自身的修养,坚持不懈地努力,秉持坚定的信念,充分发挥人的认识能力去把握和利用事物中的辩证关系,从而制定出合理的行动方案。行动时既要遵循普遍法则,也要机动灵活,随时应变。高明的统治者既能“从中”,充分发挥心灵的能动作用,又能够“致中”,达到政治艺术的最高境界。此文是一篇典型的政论文,论述的是受统治阶层欢迎的“主术”,重点在于如何展开积极的政治行动,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文章虽然也体现了维护传统、尊重恒道的一面,但更具要求变革、积极进取的精神气质。此文并无强烈的学派特征,儒家、法家、黄老道家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将其视为战国中期前开始酝酿变法运动的启蒙文章,可能更为合适。

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财税公共法律服务的信息权利风险及其治理——以ChatGPT为例

以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技术载体的财税公共法律服务,是数字时代优化政府决策过程、提升政府服务效能的基本单元。但是,在ChatGPT参与财税公共法律服务的过程中,技术理性突破与财税信息人格利益保护、数据歧视偏见与公共法律服务正义维护、深度伪造失控与公共法律服务安全保障之间的张力愈发凸显,可能会导致ChatGPT在参与财税公共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对公民信息隐私权、信息平等获取权以及信息信赖利益造成侵害。为此,应以构建财税公共法律服务的信息权利谱系为首要前提,从规范维度补全财税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参与规则,从运行维度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我规制模式,以外部强制和内部规制为着力点实现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效用的最大化,以提升财税公共法律服务的精准性、智慧性、安全性。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百年文艺的理论经验与历史经验的深刻表达,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相通性,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塑造起到重要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化主体性在主体性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实践意识、本土化的理论塑造与文化建构努力、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思想凝结与理论锤炼三个方面展现内蕴与特征,并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创造产生重要启发。

实现能源脱碳目标的进展、挑战与应对策略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全球各国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评价标准和行动纲领。在时间进程过半的中期节点,评估显示当前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不甚理想。考虑到17项目标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复杂性,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条件下难以同时同步推进各项目标。结合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提出的面向深度变革的切入点组织框架,首先梳理实现能源脱碳目标的动力机制。其次剖析实现能源深度脱碳面临的现实挑战,包括可再生能源发展和消纳能力有所滞后,发展中国家能源脱碳面临巨大资金缺口,化石能源消费反弹牵制零碳能源转型,能源深度脱碳所需关键技术尚不成熟。最后建议应该加大可再生能源发展力度,提高零碳电力消纳水平;加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促进资金导向性转换;化石能源短期提质增效,长期有序减退;攻关核心技术研发创新,为能源深度脱碳奠定基础;建立零碳微单元能源综合解决方案,助力能源脱碳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实现。

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推进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学建设的重要使命,明确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其前提。认知型思维方式和筹划型思维方式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形成的思维方式基础。“教育学知识”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与从其出发的逻辑过程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宏观构成,其各自的要素和构成逻辑是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微观构成。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各自在整个体系中有独特的位置和作用,三者之间存在顺序关系和相互作用关系。

历史契会、时代适变与文化本体特征——论桐城派存续演变的机理

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既有时间性,呈现出历史深度;也有空间性,表现出地域广度。桐城派从清代早期至清末民初历时之长,自成传统,但探测其历史深度与广度,则需要置于民族文化的大传统中。由此可以发现桐城派历史契会与时代适变的文学智慧与思想智慧,同时从文化哲学层面理解桐城派是如何在不同条件下被承认,如何在观念纷争中被接受的。天下学者多归向桐城派,并更嬗递引至两个世纪,成为极为突出的文学现象,今天仍然需要深入思考。

原则主义在人工智能伦理领域的应用、反思及其超越

原则主义是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和实践推进的主导性理论。原则主义是结合了道义论、后果论与美德伦理学等哲学理论的“价值规范组合”,回到某个单一经典伦理立场,既无法解决理论自洽问题,还会出现“极端化”或者僵化适用的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可对其作适应性改造:运用演化心理学的基础道德理论来重构公共道德理论,提升理论深刻性;采用行为机器学路径方向的技术社会系统理论,对“反思平衡机制”进行改造,解决因价值规范面对技术变革能力不足的僵化问题。基于原则主义与法学在方法与思路上具有高度相似性,法学与应用伦理学可无缝融合,通过伦理原则的“法化”来提升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可操作性。

君子人格的核心文化心理特质及其现实涵育路径

儒家基于君子小人正反对立范式构建了君子人格学说,主要涵括君子人格的核心文化心理特质与涵育路径两个部分,核心文化心理特质是“体”,涵育路径是“用”。君子人格的核心文化心理特质可以从本源、内核、方略和超越四个维度进行凝练,君子人格的涵育围绕情感推扩、认知精进、意志砥砺、立身范导和处世追求五条路径展开。

回归日常:论“生活型养老”的政策维度与建构合力

建立和完善城乡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养老生活的品质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新趋势。在中国人“好好过日子”的文化语境下,现有“生存型”养老政策需要回归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逐步升级为“生活型养老”。“生活型养老”立基于彰显福利普惠性、时空整体性、发展性的“生活福利”,将老年人视为与家庭、社会进行互动的“关系体”,通过提供关注老年人主体行动、生活过程、家庭抗逆力、代际交流的福利服务促进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其政策维度应包括个体层面的生命周期阶段性养老政策、家庭层面的幸福家庭共建性养老政策和代际层面的代际融合性养老政策。“生活型养老”政策的实践保障机制在于养老主体的联合发力,构建不同层次的政策网络,形成链接政府、老年人家庭、同辈群体、社区、养老机构等主体的生活福利网络,全面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新质生产力的劳动意涵、要素特性与发展路径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变革社会生产力最关键性的内驱动因和真正的创造性来源被确证为“劳动”。新质生产力意涵劳动的智能化升级、绿色化取向、生态化协同,具有劳动主体综合素质提升、劳动资料数智技术赋能、劳动对象绿色低碳利用以及三者优化组合跃升的特性,彰显出超越传统生产力增长逻辑和价值创造的“新”与“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当以引育“新质人才”为其厚植智力支持、以攻关“新质科技”对其注入强劲的核心驱动力、以完善“新质制度”向其提供多维保障,促进整个生产劳动系统向新提质增效,进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政党势能如何破解公共服务多层级供给中的条块分割——以A市家政基层服务站建设为例

如何破解中国多层级政府的条块分割问题?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聚焦于科层组织内部,但因避开党政关系,同时忽略层级变量,难以解释到位。以A市家政基层服务站建设为切入点,可以发现,在中国多层级的行政体制中,政党势能按照“政治定调—组织统筹—基层整合”的逻辑破解多层级的条块分割,以政治动员机制和组织执行机制推动公共服务基层供给模式的落地。在基层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政党势能通过“民生工程”“一把手工程”“重点工作”等逐级政治定调破解纵向多层级分割,以“领导小组”“会议协调”等组织统筹打破横向部门壁垒,激活处在资源漏斗末梢的基层资源整合能力化解公共服务碎片化问题,实现公共服务基层一站式供给目标。

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对社会空间的形塑——以西部典型村庄为例

农村人居环境变革对社会空间的影响较少受到学界关注。通过对西部典型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自“新农村建设”时期至今的回顾,发现产业发展和村庄规划是人居环境有效治理的前提,村民以平等信任为原则的动员参与是治理基础,国家不同阶段的持续投入是资源支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及其结果形塑了社会空间的不同面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增强了村庄共同体意识,但居住空间位置的重组意外弱化了日常互动,现代化生活方式加剧了交往空间的区隔,产业衰微和建房负债则强化了村民“乡—城”的单向空间流动。未来农村应在融合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的基础上,实现农村人居环境与社会空间的有机互促,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特质与使命

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构建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是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必要条件,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建立必须不断夯实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兼具独特性与国际化、传承性与时代性、人民性与服务国家战略的特质。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推进中国高等教育话语学术化和国际化。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归根结底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论参考行政罚款制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规则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12条构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规则条款,该组规则选择了“基数×倍数”的“倍数计算法”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方法。鉴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具有高度同质性,基于平等对待当事人的要求,确定两种金钱类惩罚性责任之数额的运算规则与计算结果应当基本一致。但现实是二者在考虑因素、裁量区间和设定方式上均存在矛盾,难以实现平等对待当事人的目标。通过比较法考察,倍数计算法尽管广泛存在于普通法系国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但却一直未成为通行做法,只是无法采用最优规则之下的权宜之计,并受到较多质疑。在易造成不平等对待当事人之后果及没有特别且充分的正当性基础作为支撑的情况下,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应由行政机关主导的原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规则不宜采用倍数计算法,而是应当与相应行政罚款的计算规则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