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工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港澳台外)的面板数据,结合工业生产的特点,使用非期望SBM模型测算中国省域工业碳排放效率,结合莫兰指数、核密度、空间马尔可夫链模型对中国省域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分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解读。结果发现:样本期间,工业碳排放效率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走势;2013年起我国工业碳排放效率在省域空间中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工业碳排放效率的省域分布情况为分散聚集分散,地区差异增大有两极化趋势,且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四重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产生和发展吸收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借鉴和扬弃了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奋进探索的历史成果,新时代十年伟大实践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总的战略安排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回应中国之问、破解思维定势、焕发制度优势、彰显文明多样,将更好地发展自身、造福世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保持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强化历史担当,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

农村养老的模式选择与影响因素研究

老龄化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而中国步入老龄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农村养老的解决方案更是迫在眉睫。基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4镇6村202份调查问卷,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基本特征、经济特征、心理特征、社会支持特征4个维度15个指标构建农村养老模式选择模型。研究表明:基本特征中,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婚姻、居住情况、子女个数、家庭收入来源、月收入和稳定性对养老模式选择有一定影响;心理特征中担心无人照顾会对机构养老和互助养老产生影响;社会支持特征中社会养老保险补贴满意度会对社区居家养老产生影响。在家庭养老模式中,性别、年龄会对模式选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居住情况则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机构养老模式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家庭收入来源、家庭月收入对模式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害怕被遗弃和对社会养老保险补贴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社区养老模式中,受教育程度、居住情况、子女个数、日托、担心无人照顾以及对社会养老保险补贴满意度对模式的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来源、年龄和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互助养老模式中,性别、婚姻、居住情况、担心无人照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养老保险补贴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税收负担、财政自给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健全的财税体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为厘清税收负担、财政自给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有效贯彻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选取长三角41个城市2008—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极值熵值法测算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运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税收负担和财政自给率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看,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呈阶段性波动趋势,且区域异质性明显,上海居于首位,浙江和江苏次之,安徽相对靠后。从子系统看,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子系统指数中绿色>创新>开放>共享>协调。从实证结果看,税收负担和财政自给率都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税收负担与财政自给率的交互项亦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控制变量中,政府支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确定,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

基于信息不对称与风险规避的低碳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研究

为确定闭环供应链的产品定价和碳减排率,同时考虑制造商的风险规避行为和零售回收运营成本信息的不对称性,构建以制造商为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对比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两种情况下的最优决策,利用数值分析验证结论。研究表明:产品的销售价格、批发价格、碳减排率及制造商效用都将随着制造商风险规避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而市场需求与零售商效用将增加;当零售商谎报回收运营成本时,相较于坦白回收运营成本,产品转移价格与零售商效用均有所提升,产品回收价格、废旧产品回收量和制造商效用则降低,且风险规避和信息不对称均对碳减排产生消极影响。

考虑回收规模和再制造延保服务的回收渠道决策

为探究回收规模和再制造延保服务对闭环供应链回收渠道决策的影响,以制造商提供延保服务、零售商销售延保服务的模型为基础,在考虑回收规模促进再制造延保服务的情形下,运用Stackelberg博弈方法建立集中决策模型和制造商、零售商分别负责回收工作的两种延保服务销售分散决策模型。结果表明:回收规模对不同回收渠道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集中决策模型具有最高利润,分散决策模型中由零售商负责回收工作时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最高。同时,分析回收规模对不同模型决策的影响,指出集中决策和零售商负责回收工作时回收规模的扩大会产生积极影响;制造商负责回收工作时回收规模的扩大会产生消极影响。

分割式赛汝生产系统激励评价

突发事件及随机冲击影响了管理情境,对时序动态综合评价方法有效性提出了新要求。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使得一类时序动态综合评价值波动显著异于以往状态,如评价值出现骤跌然后缓慢爬升至较低水平并持续波动,此时被评价对象的评价值已经击穿经典双激励控制线的负激励线并持续处于下行状态,从而使得经典激励评价方法有效性有待改进。面对这种情况,提出具有情境调节特征的递归激励评价方法,针对分割式赛汝(SERU)生产系统的员工特征,首先通过对赛汝多能工的生产状态进行马氏过程预测,预测出多能工下一生产状态的概率分布,根据得到的概率分布得出每一阶段的递归值并且结合双激励线方法对多能工的递归值进行激励评价,最后结合犹豫模糊函数求解具有隶属度的时间权重,得到具有隶属度时间权重的评价值。通过考虑结合赛汝生产系统这一时代新型生产系统,证明该方法具有更好的柔性和鲁棒性。

模块化驱动核心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实现机制——基于大疆案例分析

创新生态系统是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封锁,提升自主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探索核心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及其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模块化视角,从情境、结构、机制三个层面对大疆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实现机制进行纵向单案例研究。研究发现:在政策、技术、市场情境因素加持下,产品模块化、系统模块化和平台模块化构成企业创新合作基础;在模块化驱动下,逐渐演化形成包括创新主体适应机制、创新资源互动机制与创新要素共生机制的实现机制;在情境因素与模块化共同赋能下,核心企业的定位呈现从开拓者、主导者到引领者的角色嬗变,创新生态系统呈现从条链式、网络式到聚合式的创新网络结构演化。相关企业应精准把握情境因素、有效推进模块化战略、持续优化创新实现机制,以推进创新生态系统演化。

“双碳”政策下中国工业生产效率时空演化研究

在考虑碳排放的情况下,静态层面建立DEA模型,动态层面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内地除西藏自治区外的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2013—2021年生产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利用Tobit模型研究影响工业生产效率的相关因子。结果表明:地区间工业生产效率差距较大,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总体生产效率正增长;政府制定的低碳环保政策对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此,提出科学安排技术研发投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重视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以及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等建议,旨在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犹豫模糊集距离测度的城市营商环境评价

作为地区综合发展能力的重要体现,营商环境能够充分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优质的营商环境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的外部条件,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高速、高效发展。针对目前营商环境评价问题,构建包含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等5个一级指标的评价体系;采用犹豫模糊集距离测度的方法,构建营商环境评价模型,对营商环境进行评价;最后以四地为例,证实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旨为有针对性地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供理论基础和借鉴。

新型职业农民经济权利的体系构建与法律保护

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权利,对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实现。目前,中国已经初步构建起新型职业农民经济权利法律保护体系,但仍然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权利,需要出台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专门法,并完善现代农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相关法律制度。行政机关出台的农业政策应符合法治精神,依法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应鼓励社会力量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律宣传活动,并完善矛盾纠纷的调解解决方式。强化对经济权利的法律保护,要发挥新型职业农民自身的作用,并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技能教育和法制教育。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模型的检验

在数字革命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华民族追求共享繁荣、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基于2013—2022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利用熵值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城乡融合起正向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信息资源适配是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不同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受数字经济影响程度不同,其中皖北表现最佳、皖南次之、皖中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发展数字教育等政策建议。

加快构建辽宁“一体两翼”对外开放新格局

辽宁是东北亚开放的窗口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加快构建“一体两翼”对外开放新格局是辽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重要举措。从贸易开放、资金开放、技术开放、社会开放四个维度构建“一体两翼”对外开放效果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021年我国内地31个省份对外开放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辽宁对外开放度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外贸外资因子、教育文化因子和旅游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广东、上海和浙江,是影响辽宁对外开放水平的主要因素。从外资外贸、教育文化、旅游方面的主因子视角和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区域合作开放平台建设,完善国际合作交通网络等政策方面,提出加快构建辽宁“一体两翼”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对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坚持“两个结合”解决时代和实践重大问题

当今时代,在数字智能技术体系推动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的背景下,时代和实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任务,主要是在经济发展上,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型生产方式变革的要求,促进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共用共管,发展数字经济;在精神文化发展上,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内容生产的客观要求,提升文化的创造力和引领力。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正确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应数据资源即时即地共建共享、共用共管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还要基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改造和升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海量原始数据资源,提升数字内容生产即文化生产的创造力和引领力。

多能源混合车队生鲜品配送车辆路径问题研究

针对同时考虑取送货和分时电价的电动车与燃油车混合车队车辆路径问题,以车辆固定成本、行驶成本、制冷成本、货损成本、时间窗成本、碳排放成本和充电成本之和最小为目标,构建生鲜品配送车辆路径优化模型,设计融合邻域搜索的遗传模拟退火混合算法并求解。结果表明:相比于取送分离,同时取送货模式能够显著提升配送效率,提高车辆装载率;通过技术升级适当增加电动车的电池容量,能够弱化车辆路径方案对充电设施的依赖程度,有效降低配送成本;通过与遗传算法、遗传变邻域混合算法运行结果对比,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为冷链物流企业在配送环节实现节能减排、降本增效提供借鉴和参考。

知识性和商业性资源对制造企业二次创业影响的差异研究

二次创业是制造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和业界的热点,知识性和商业性资源是制造企业二次创业的关键性资源。基于RBV理论、双元创业理论,对223个有效样本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知识性资源和商业性资源对制造企业二次创业具有正向影响,其中知识性资源对探索式创业行为的作用更强,商业性资源对利用式创业行为的作用更强;创业导向正向调节知识性资源与两种创业行为的关系,负向调节商业性资源与探索式创业的关系,对商业性资源与利用式创业行为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度及空间相关性

为全面响应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号召,深入研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协调关系,加强理解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辽宁省14个地级市2014—2021年的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探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利用莫兰指数分析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辽宁省科技创新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水平较高但不稳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主要处于拮抗、磨合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一定的空间正相关性,而科技创新及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不存在空间集聚关系。

抗争与突破:民国时期辽宁电池工业探析(1918—1931)

在近代中国电池工业的发展历程中,辽宁的电池工业起步较早,并在国产干电池领域初步突破技术瓶颈。在辽宁本地的电池生产方面,以王秉乾创办的安东中华电气机械厂和张少亭兄弟创办的中国干电池制造工厂为代表的辽宁电池工业虽然规模弱小,但是发展势头良好。总体而言,民国时期辽宁电池工业是为打破外商垄断、重新夺回本地市场而产生的,符合近代中国工业“冲击—反应”发展模式。由于其规模弱小,并未形成与外资企业开展“商战”的能力,但折射出的国人不畏困难、勇于探索的奋进精神和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时至今日仍然值得颂扬。

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理论证成、适用界限与法律后果

合法来源抗辩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常见的抗辩事由之一,信赖保护原则、善意第三人理论和过错责任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合法来源抗辩是对品种权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限制,为平衡品种权人与善意侵权人的利益,应从行为类型、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等方面明确其适用界限。构成合法来源抗辩的,侵权人应停止侵害和支付合理开支。应限制停止侵权的适用,可根据具体案件采取支付合理费用、事后许可及取得侵权物等代替救济方式,按照合理性、真实性、关联性确定合理开支的数额。善意侵权人所获利益的返还,应以现存利益为限。我国应借鉴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立法、他国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完善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制度。

确保民族自决的新中国工业化(1949—1973)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3年“四三方案”的提出,我国工业化的主要任务一直是确保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即从做好经济建设、提高国防能力、完成战略腹地产业备份等多个方面入手,保障国家安全、确保民族独立。这是通过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和重大事件来实现的:第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确立国家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奠定基础。第二,做好经济建设,以发展来保安全、保自决,包括确定中国推进工业化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通过以“156项工程”为代表的项目建设、借助技术引进来快速奠定工业体系基础,促进以钢铁工业为代表的基础工业快速发展等。第三,“两弹一星”国防尖端科技产业的突破,一方面从国防实力上真正确保了民族独立;另一方面通过国防尖端产业的引领,带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体系的建设。第四,三线建设这个巨大的社会经济工程,一方面通过战略大后方的建设极大地增强了我国面对战争威胁的博弈力量,加大了对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的保障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地区工业布局推动了区域协调,推进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以上都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了制度、物质、国际环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