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关联机理与互动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依托的全新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升级与飞跃,旨在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在我国解放、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步入新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将因具备创新发展意识、产业创新优势、企业家精神才能等特殊优势而成为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民营经济也将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发展质量变革。为此,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动员民营企业助推新型工业化与产业现代化,引导民营经济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支持民营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以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良性互促。

中国特色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两种制度类型:一是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并以“大市场+小政府”为特征的西方制度,二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并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中国制度。西方社会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党政治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集中制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体制根源。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的实证研究

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研究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2008—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总维度还是分维度,绿色金融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其中绿色投资的碳减排效应最大,绿色证券次之,绿色信贷最小;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具有中介作用,环境规制与金融市场化均增强了绿色金融碳减排效果;东部组、科技发达组和高耗能组相对中西部组、科技欠发达组和低耗能组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更为明显。因此,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实现绿色金融资源高效配置,制定差异化绿色金融政策尤为重要。

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对中国海洋经济的影响及应对(笔谈)

北京时间2023年8月24日,日本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中存储了超过12年的核污染水向太平洋进行排放,预计排海时间长达30年之久,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目前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各有不同,国际社会也有强烈的抗议之声;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其对海洋环境乃至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不可掉以轻心,须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评估。有鉴于此,本刊策划了一组笔谈,从核污染水排放对海洋生态及海洋经济长期影响的角度进行讨论,并尝试提出应对之策,期望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

中国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思考

近年来,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前沿端口,国际产业链和分工体系正发生深度演变,全球性的绿色低碳发展新赛道正逐步形成。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抢抓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新机遇的主动作为,立足于全球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要素及作用传导机理,探究中国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的国内外双重机遇和挑战,提出新发展格局下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的现实逻辑。从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改革低碳绿色政策机制角度对中国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提出具体建议。

雄安新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

当前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基础较弱、定位于国家“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其产城融合发展面临着城市高标准开发的自我造血机能较弱、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要素支撑较少、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动态平衡较难等追赶和示范需同时进行等挑战。在未来产业发展服务化、城市发展多样化、产城发展协同化、产城创新数字化的趋向下,应以创新利用雄安“金字”招牌为首要、以充分发挥市场运行逻辑为支撑、以加快形成示范效应为突破、以渐进式产业发展为路径、以有效协调周边区域利益为促进,加快雄安新区产城融合发展,更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日益深入和多赢。

双边投资协定网络的演化机制——基于多维邻近性视角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s)网络的历史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BITs网络大致经历了初步形成、迅猛发展和结构调整三个阶段,呈现出一个较完整的S型增长,网络核心—半核心—边缘结构实现了由“金字塔”向“橄榄球”的转变。以多维邻近性为视角,运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对BITs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多维邻近性是驱动BITs网络形成的重要力量,经济和制度邻近性对BITs关系的形成有负向影响,贸易水平、地理和社会邻近性对BITs关系的形成有正向影响。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BITs网络的结构特征,金融危机后BITs网络呈现分散化、多边化发展趋势,某些邻近性变量影响不再显著,社会环境类因素成为影响BITs网络的关键因素。

阶级、结构与《资本论》范畴学——马克思工资理论探析

《资本论》工资由主体论所规定:工资不仅是外在的壳——工资形式,也是内在的瓤——针对资本的批判,突出阶级关系当事人对于工艺者的系统支配性。《资本论》范畴学取决于经济理论的两面性:“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工资既是资本的经济结果,也是资本的统治前提。马克思抓住“资本工资”这个论证中心,工资一般的理解维度据此定格为“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这一模式。由于马克思的理论努力,《资本论》实质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工资范畴学”,作为两重统一的规定性:算法工资(主体范畴)与雇佣工资(经济范畴)的统一以及阶级工资(劳动力社会价格)与市场工资(劳动力市场价格)的统一。《资本论》工资的系统实现论从中得以确认。一旦从资产者的权利意识的束缚中走出,“工资拜物教”即被瓦解,围绕生活资料安排的系统规划将替代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单一追求。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比较分析

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六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中国2012—2020年236个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及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全国及各地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持续提高的趋势。分区域来看,东部高质量发展水平领先于中部和西部,中部略优于西部。分维度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最快并成为促进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绿色发展与对外开放程度则有所下降;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直辖市高质量发展的三大维度;市场化程度、区域协调发展以及科技创新对省会(首府)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赋能显著;市场化程度和科技创新则是副省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因素。基于此,应进一步巩固头部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充分发挥省会(首府)城市、头部梯队城市等在城市群中的带动作用,并因地制宜增强各地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分工格局、机制与发展方向

区域产业分工历经从部门间分工向部门内分工再到产业链分工为主的形式演进,产业链分工表现为功能专业化。以功能专业化指数为基础,运用区位商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分工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功能性分工显著,形成中心城市主要承担生产性服务功能,外围城市主要承担生产制造功能的分工格局。其生产性服务功能呈现明显的单中心集聚趋势,各城市优势产业突出。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交易成本的降低、城市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及便捷的交通联系会促进京津冀产业链分工的形成与发展。未来京津冀应形成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县城特色突出、功能各异、协调发展的产业链分工体系。

价值均衡视角下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纠纷的裁判规则构建

现阶段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纠纷解决存在司法处理态度不一、缺少统一立法规范的实践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宅基地使用权兼具身份价值和财产价值,而现有纠纷处理模式不能达成两种价值取向的均衡。鉴于此,建议适用“身份资格—房地关系”双重标准的限制继承规则作为司法裁判指引,同时明确“三权分置”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的成员权内涵,以填补双重标准裁判规则的理论漏洞,消解新规则的内在矛盾。

农村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政策的演进逻辑

伴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稳步推进,我国农村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体系经历了从供给不足到供需相对均衡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了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相协调的高质量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满足公众需求、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增进老年福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入挖掘其在政策目标、政策内容、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由点到面逐步拓展,二者由彼此独立走向有机融合,其结合、融合与整合的体制机制逐渐成熟,二者相结合由逐步成熟向深度融合阶段迈进。为了促进医养结合政策的有效衔接,我国应加快推进农村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县域医共体为核心发展农村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探究不同类型政策工具之间的合理匹配,全方位提高农村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质量,不断提升老年人健康保障水平。

人工智能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推动社会生产力跃升和质变的基本力量。社会生产力发展不仅取决于科技创新,而且深受一国或地区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意志的影响。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共生共融进程深刻理解和把握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统筹我国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从经济视角看,新科技革命驱动的产业变革是新质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领性技术,人工智能带来产业变革的同时,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作为新兴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带来持续技术重组和互补性创新,不仅能够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而且能够催生颠覆性和前沿技术创新,培育和孵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变革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和实施全面智能化发展战略,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支撑。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为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擘画了蓝图,具有重要意义。为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我们特邀相关领域专家撰写了一组文章,以飨学界同好。

因数得福:数字基础设施、农民数字素养与农村共同富裕

在新发展阶段下,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既是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重要支撑,也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以我国31个省(市、区)2012—2021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农村共同富裕具有积极作用,是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高农民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且其推动作用随着农民数字素养的提高呈现出非线性式增强趋势;从空间效应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对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府要从加快补齐短板、保障个体“数字权利”、推动发展成果共享等方面入手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稳步发展。

应对“两个温差”调整新周期消费政策的思考

2023年中国进入消费全面恢复的一年,大多数消费指标超过了2019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消费经济周期,消费进入常态化阶段。但当前我们正面临“两个温差”:一是宏观经济形势“温和”,但有些人感到“偏寒”;二是全国消费“回暖”,但有些人仍感到消费“偏冷”。为此,应加大对经济形势和消费形势的科学和客观宣传,应坚持“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政策思路,将政府在疫情期间刺激经济和消费的政策回归为常态化的经济政策,从而保持我国经济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新时代提升经济增长率的几点思考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效提升国民经济增长率,需要做四个基本方面的思考:一是国家必须保护国内粮食市场,提高粮食价格使之与国际市场价格脱钩,建立国内合理的价格体系,直接提高农业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努力提高工薪收入水平,从促进民营经济的工薪收入做起,进一步调整全社会劳动收入的分配比例,以此提升全体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三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向高科技要效益,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升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四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依靠世界劳动力市场,重点通过民营企业引进国外优质劳力,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解决我国严重老龄化和优质劳力不足的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私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存在内在的背反,而公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存在内在的统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存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是市场竞争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和收入分配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了保持各种经济结构和比例在合理的范围动态匹配,依靠市场和微观企业自身的调节是滞后的、有限度的,就需要社会经济从整体出发进行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但是,企图通过政府的累进税制、最低工资标准、社会救济等措施的宏微观调控来避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及其趋势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以及长期宏观经济萧条的问题。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切实的理论基础、更全面的指导作用和更有效的政策建议,需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和理论体系进行创造性转换,替代传统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二分法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以从事生产的“厂商”为中心的统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

京津冀创新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18—2021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城市综合创新能力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引力模型构建京津冀创新网络,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京津冀创新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因素。京津冀创新网络整体的关联度和稳定性有所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内部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异。就网络中城市个体而言,北京和天津对河北省城市产生创新的“虹吸”效应,是中心城市;廊坊和唐山也具有一定创新吸引能力,为次中心城市;河北省其他城市则表现为创新溢出或孤立状态。京津冀创新网络凝聚子群经历分化,形成主受益板块“首都圈”和“直辖市圈”、净溢出板块“环首都—直辖市圈”以及处于孤立板块的“边缘圈”。空间邻近性、城市聚集资源能力差异、文化服务及资源差异以及交通便捷差异对京津冀创新网络产生正向影响,城市教育资源差异对京津冀创新网络产生负向影响,创新产出成果差异对京津冀创新网络的影响逐渐降低。未来应提高网络关联度和稳定性、提升次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鼓励加强板块内外合作以及完善城市间创新资源配置,优化京津冀创新网络,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创新协同发展。

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影响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机制,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经研究发现,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且两者同时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态势;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涓流效应”,中心城市科技创新核心区域的资源向外扩张促进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影响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经济创新发展与经济绿色发展有更显著影响,但对经济协调发展与经济开放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反而对经济共享发展有显著挤出效应;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构成的科技创新维度的估计结果中,创新产出对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明显高于创新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