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实现机制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随着新质生产力日渐成为产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有必要对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实现机制与实践路径进行研究。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要素全新质态的生产力,由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构成,主要表现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生产力、以低碳绿色为核心价值的绿色生产力、以发展海洋经济为主的蓝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催生,需要理念引领机制、动力机制、主体参与机制和保障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当前及未来我国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应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储备基础,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的“软法”治理及清单模式

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参与数据交易活动的企业内外部各方主体进行的维护数据安全合规的治理活动。刑事治理是由各方主体参与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的过程,具有过程性。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是刑事治理的重要方面,可分为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两个阶段。《信息安全技术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和《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引》及配套清单采取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列举了数据交易主体、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数据来源、数据产品可交易性等方面的合规要求。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清单具有“软法”性质,“软法”与“硬法”相结合,形成企业刑事合规的规范体系。刑法根据数据交易主体及行为场景的差异,以不同的罪刑规范保护数据交易行为所涉及的多元法益。数据犯罪的空白罪状具有定罪指引作用,也为企业合规的开展留下了空间。在实践中应注重数据安全关联罪名适用与刑行衔接,将企业刑事合规融入刑事司法过程并与行政监管相协调。同时,积极发挥企业合规清单的刑事治理机能,构建和完善激励机制、滤罪机制、评估机制,实现合规清单治理的出罪机能与治本效果。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维度的创新和突破,又对文化工作布局作了新部署、新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立场,坚持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气质,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路径,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原则,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方法,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境界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必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理与激发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的有效激发。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合规律性和主动建构性的统一,既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具有中国发展现代化的独特性,这种特点也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方面。本文从中国式现代化主体的视角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理与机制。从机理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中国式现代化主体强烈的实现现代化的意愿,来自中国式现代化主体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必将取得成功的信心。从机制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激发由中国式现代化领导主体的动力产生与增强机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主体的动力激活与凝聚机制和中国式现代化外部力量的辅助性动力调动与协调机制共同完成。三个子系统机制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统一,在共同作用下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与“路”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社会劳动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突出了创新的主导作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关键核心技术的支撑性作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包含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结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统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共同富裕”的分配关系。“两个毫不动摇”既确保了新型生产要素的开发与人民的需要一致性,又优化了产业结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统一,确保了新型生产要素的配置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分配方式,激发了科技创新与新型生产要素的活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的统一,整合了国家、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面的力量,开辟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进路。

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论断,表明了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内容丰富、开放发展的思想体系。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百余年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成果,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21世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突出特性的现代文明,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现代文明,是新时代的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突破;必须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并将其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凝聚民族复兴力量,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华章。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数据要素定价研究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关注。数据要素定价作为一个关键议题,涉及数据的价值评估、交易和分配等方面的研究。首先,结合经济学的视角,阐释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外部性、经济增值性、网络效应以及要素的价格决定理论。其次,对比定量评估、综合市场与非常因素评估,并讨论定价协商、拍卖、订阅与授权等市场机制。再次,基于供需分析、边际分析、效用分析、市场结构阐述经济学理论在数据要素定价中的应用。最后,讨论在经济学视角下数据要素定价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优化数据市场的机制设计、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重视数据隐私与知识产权保护、结合新兴技术的应用以及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以期为我国数据要素及其流通理论体系的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受“利益至上”发展理念影响,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制度基础的西方现代化对内剥削、对外殖民扩张,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激化了生态矛盾。不同于服务少数精英阶层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冲破西方现代化藩篱,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以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生态建设为实践,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核心任务、突出问题与关键举措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首先,梳理中国城乡关系的走向以及“三农”工作总抓手的转变,总结归纳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其次,针对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完成“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三大核心任务。再次,研究发现:中国正面临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态环境短板挑战较大、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畅、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程度不高、城乡收入失衡局面尚待扭转以及县域经济综合承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最后,从加速农业现代化转型、加强乡村治理、打破城乡制度性约束、加大农村公共资源投入力度、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以及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

当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及其证明标准如何设定,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很大争议。在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上,解决路径在于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条的规定,由被告承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与此同时,原告需提供能够证明关联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这一规则应当理解为因果关系的法律推定。将因果关系法律推定规则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具有合理性基础,如纠正人们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要件“证明责任倒置”的错误认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平衡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负担。在证明标准问题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标准应因事后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划分而有所区别,且受关联性事实认定标准的影响。

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从“志于道”的文化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化以“道”为本体,提倡“一体之仁”的价值观,这是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根本。正是因为以道治国,才能得道者多助,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在顺应天道的前提下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才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创新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博大眼光和“天下一家”的开阔胸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万国来朝”的国际局面,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怀抱着“道并行而不悖”及“和而不同”的开放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按照“天道好生而恶杀”的规律处理国际关系,必然采取慎战、德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信义义务体系化设计的公司法方案

新修订的《公司法》极大地完善了勤勉义务、忠实义务的内涵及外延,但仍缺乏对信义义务的一般规定,这导致信义义务的理据不足,使得司法适用中存在诸多困难,主要体现在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类型分化不足、违信责任路径紊乱以及认定标准不清晰。为厘定信义义务的基本范畴,应当构建“一般条款+具体规则”的信义义务体系。具言之,设置信义义务的一般条款统摄、充实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具体规则,整合禁止权利滥用和合规经营义务规则,以阐明信义义务体系化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实现信义义务的体系化构建。

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法禁令的检视--兼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新《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一百零五条是反映资本维持原则的核心条款,延续了原《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不得抽回其股本”的禁止性规定,充实了股东和董监高的民事责任。但股东抽逃出资禁令无法反映“公司向股东返还财产”的实质,在术语上应予调整,在解释上应与“公司不得返还股东”保持一致。抽逃出资禁令反映了资本管制思想,与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收购或回购股权、股东与公司之间关联交易、股东权利限制和失权、返还出资、赔偿责任等相互关联,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巨大的超级条款。在适用该禁令时,应当根据不同的给付方式,施加必要程序和数额限制,强化董监高的职责,合理关注股东的资产收益权。

中国消费中心建设:现有格局、调整逻辑与发展路径

在制造业大国、生产中心背景下,我国又提出经济的消费转型,要建设消费大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当前,我国一些传统消费型城市经历了历史嬗变,后发的消费型城市更多立足于生产制造,一些偏远、基层城镇逐渐向消费中心转型,但大多数消费中心还未能实现专门性独立发展。从生产中心到消费中心有着很深的内在调整逻辑,包括经济增长动力改变,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转型;社会主要矛盾改变,更多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经济水平提高,消费大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资源和环境面临危机,需要以消费经济化解生产经济紧约束;国内外环境改变,消费中心担负经济突围重任。我国消费中心建设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如收入分配不合理,区域消费制约严重;过多生产作业加班,挤占生活消费空间;城市拥挤,消费流动不畅;公共设施落后,不能支撑消费大场景;更重生产,消费经济功能发挥有限;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拥有,全民生活消费筹划建设不够;内卷化竞争过于激烈,消费激情难以焕发;过多追名逐利,消费价值观有待重建。需要进行相关体制机制建设,政策调整方向包括适应生产劳动人工时间减少的趋势,增加消费时间;调整城市布局,畅通消费流;强化公共消费设施建设,营造消费大场景;调整收入分配,构建外向型消费结构;深化规律性认识,发挥好后工业时代消费对经济的主功能作用;引导消费,积极筹划消费蓝图;防范内卷化竞争,焕发全民消费激情;全面发展,重构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观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智能时代我国社会结构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产生颠覆性影响。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类似于历史上蒸汽机、电力等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正将人类社会带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结构呈现智能现代化特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特征为新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契机,新质生产力也为破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西方现代化百年来,始终难以克服的弊病,也被带入了智能化时代,在“数字鸿沟”之后,“智能鸿沟”也在西方社会逐步形成。智能时代的中国社会结构,展示出新型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特征,表现出优于西方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新形态,成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战略性技术创新何以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

基于2012—2022年1635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模型,从微观层面探究了战略性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战略性技术创新投入能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技术创新投入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创新能力两条路径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战略性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高吸收能力企业组和低市场份额企业组中更为显著。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加强城市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多形式合作网络关系共建、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有助于加快形成企业新质生产力。

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股东出资、保本投资与配套制度

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应定性为股东出资行为,以公司法为基础,完善股东出资、法人运行与配套措施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股东出资方面,应限定出资标的物范围,完善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制。在法人运行方面,为农民股东优先配置可转换的、可累积的及可参与嗣后分配的优先股以基本实现其“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目的;为农民股东配置优先股赎回权、清算优先权与股份回购保险以基本实现“保本退出”目的。在配套措施方面,国家应灵活运用宏观调控措施以改善农业弱质性问题,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破除农民失地失业困境。

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百年构建:历史演进与原创贡献

构建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执政历史方位、肩负主要任务和面临突出问题的变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监察文化结合起来,以纪检监察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构建了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四梁八柱”,奠定了纪检监察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话语体系的百年构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就是开辟了纪检监察学科话语构建的中国道路,积累了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中国经验,形成了纪检和监察合署办公的中国方案,赢得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理论竞争的中国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