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的乌托邦——法律真实的本源及运行机制的现实考察

法追求真实,这是实现正义的必然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人认知客观世界的局限性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法律追求的真实不可能完全实现了客观真实。正义要在法律运行中得到体现,法律真实在不同的法律运行环节中定位和反映并非一致。立法依据和反映客观真实,司法追求立法确立的法律真实,民众对立法与司法也有自己朴素的认知情感,法律真实在不同环节的运行中统一和整合基础上形成的法律裁判才是正义的,获得普遍的承认和执行。

环境侵权与环境侵害——兼论环境法的使命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关注程度的提高,环境侵权也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环境法学界有不少学者都对环境侵权的概念作过认真的疏解,但学者们所定义的环境侵权行为的具体内容、受害主体、侵犯客体三个基本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并与侵权行为法理论、侵权行为法相矛盾。环境侵权是侵权行为法范畴内的概念,是因生产和生活行为侵害环境并因而对他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环境侵权是环境侵害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只是一个小部分。

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的突破和疑点解析

基于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的特殊性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合同生效及其要件、劳动合同无效事由和后果的规定,对《合同法》和《劳动法》的突破及其引发的疑点主要在于:书面劳动合同生效与口头(推定)劳动合同生效的相对分离;劳动合同有效要件与无效事由的不尽相同;劳动合同无效后果的分阶段处理。这也是解读和完善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的重点。

论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

我国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专门针对征收 (征用 )条款而言的。但是 ,从实际的立法看 ,公共利益在普通立法上使用极为广泛 ,并不局限于征收 (征用 )领域。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最特别之处在于其不确定性 ,是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这种不确定性 ,可以表现在其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由于公共利益主张者的缺位以及主张者的不保险性 ,由法律来确认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成为法治社会的普遍做法。要正确界定公共利益这一概念 ,必须厘清公共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 ,以及与公共秩序、社会秩序、国家安全。

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应予消灭——一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

以社会学为视角,并结合刑法中前科及前科消灭理论进行分析,犯罪标签的存在和前科报告制度的影响,我国法律规定的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保护制度基本上不能消除前科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不利影响,而这些不利影响的存在极可能导致未成年犯罪人刑罚执行完毕后之再社会化的失败,使其重新走上再犯之路,因而应明确消除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记录。

消费信息不对称的法律规制

消费信息不对称的本质是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对立、冲突。解决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的利益矛盾需要民法从权利的创设和合同制度的建立健全等方面做出努力。同时 ,解决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对立和冲突需要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有所作为。

中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的完善——基于国际人权法视角的考察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人权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作出了特殊规定。中国目前有必要以这些规定为参照,完善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措施。就刑罚措施而言,需要明确限制无期徒刑的适用,宣示监禁刑的慎重性适用;而对非刑罚处罚措施,则需要以专条、专节的形式,改造现有方法,增设新的种类,建立形式多样、轻重有序、逐级递进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强化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试论小额诉讼制度

本文首先对小额诉讼程序建立的程序法基础进行了考察 ,并通过对相关国家及地区立法的介绍 ,分析了设立小额诉讼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同时还检讨了我国目前简易程序的立法及司法状况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建立小额诉讼制度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讨论小额诉讼制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项具体程序制度的构建 。

监督过失论略

监督过失理论是新兴的过失理论。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使人们感受到科技文明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切实感受到因科技误用、滥用导致公共安全事故所带来的威胁。在此语境下,监督过失被引入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之中。通过对监督过失理论的概念、性质、类型与成立要件的考量,监督过失理论还存在颇多的争议。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虽然不存在监督过失责任的规定,但在相关条文中隐含着监督过失的因子。为了社会公共安全,有必要对监督过失理论进行探讨。

虚拟财产权的法律性质探析

关于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目前主要有否定说、物权说、知识产权说、无形财产说、债权说、新型权利说六种观点。从理论上评析,这六种学说均有不足,虚拟财产符合财产的有效用、稀缺性、合法性等基本属性,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财产。虚拟财产权既是一种固化了的权利凭证,有权请求运营商提供相应的服务,又不需要对运营商进行任何通知或为其他意思表示而任意处分,因此,它具有债权属性与物权特性。

创新法学教育 推进依法治国——“现代法学教育论坛”综述

今年 8月 1 3- 1 5日在烟台举办的“现代法学教育论坛” ,围绕法学教育目标、法学教育理念、法学教育体制、法学教育方法、法律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借鉴国外法学教育经验以及实行司法统一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既有共识 ,也有分歧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反思、审视与展望。

日本的犯罪体系论

“犯罪体系”是为了制作和完善刑法总则而存在的。“共犯论是体系论的试金石”,“犯罪体系”是随着有关共犯论的现实需要而变迁的,不存在超越历史和社会的不变的“犯罪体系”。提倡“从问题的思考转向体系的思考”,努力探索使各个事案的结论达致妥当的犯罪体系。

论经济法的发展理念——基于系统论的研究范式

从系统论的范式来看 ,社会发展应是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法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 ,其发展理念应定位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整体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理念的基石 ;协调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理念的核心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理念的目标。要实现经济法的发展理念 ,需要经济法具体制度的完善及其子系统之间的密切配合 ,此外 。

论征收中公共利益的验证标准与司法审查

公共利益原则是不动产征收中的重要原则,也是规制征收权的基本手段。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立法上无法对其作出准确界定,因此,应当确立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验证标准,以考量不动产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原则的要求。同时,为使公共利益的验证标准发挥作用,应当构建一种有效运作的动态机制,即建立公共利益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法院对征收之公益目的性以司法审查权和积极审查职责。

论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

以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为己任的反垄断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之一,而其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一个权威、独立的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及其职责的合理确定是中国反垄断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分析国外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及其职能,作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计参考。在确定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时要考虑到反垄断法本身的特点、现有相关机构的设置情况以及外国经验的比较借鉴等因素,通过中西方政府职能的发展比较,对我国反垄断执行机构的地位作出合理的定位。最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要遵循权威独立、依法设置、精干效能等原则。据此,不宜在现有机构中指定反垄断执法机构,而应该单独创设专门的执法机构,其可以称为"国家反垄断委员会"或"国家公平交易委员会",并只在中央和省两级设立。这是由于反垄断法更注重维护宏观经济秩序、防止市场竞争不足从而具有政策性、灵活性和行政主导性的特点决定的。这样的机构应拥有调查检查权、审核批准权、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措施权和行政裁决权,并应拥有对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和国务院各部门的限制竞争行为(行政垄断行为)直接进行处理的权力。

从“无理”的判决到判决书“说理”——判决书说理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由于受到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 ,我国判决说理并没有被制度化 ,甚至长时间囿于是否需要制度化的讨论中。笔者通过分析认为 ,在中国现有的司法语境中 ,判决说理具有急需正当化、制度化的内在需求。一是 ,判决说理是法官权力公开化的必然 ,同时也是一种法官自保的策略性选择 ;二是 ,判决说理是司法职能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力求通过判决说理达到当事人从内心“服判”的司法追求。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说理主体。

质疑与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现实。现实中,该制度矛盾重重,包括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矛盾。同时,国外以刑、民分诉为主流和方向。因此,对该制度应该予以废除。

论WTO一般例外条款(GATT第20条)与我国应有的对策

WTO一般例外为各成员为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而悖离其义务开辟了“免责”通道。但是 ,这些通道不能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及其推动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本文首先阐释了GATT第 2 0条的法律特征及其在GATT和WTO两个时期的历史发展 ;然后结合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解释和适用 ,着重论述了成功援用第 2 0条须满足的条件 ;接着在具体案件中分析了第 2 0条现存的法律漏洞并预测了其发展前景。最后 ,提出了中国运用第 2 0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若干对策。

“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