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其囊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要求,彰显了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辩证关系。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和城乡二元体制曾长期压制民众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桎梏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滋养了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而早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融合形式法治、程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现代法治才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法治通过保障人权、捍卫民主、维护秩序而推动它们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法治乡村的推进不仅面临着法治中国的普遍性问题,还要求关注乡村社会的行动逻辑及其现实根源。要坚持乡村居民在法治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平衡各种社会力量,以乡村振兴培育法治的内生性动力,以平等适用促进法治的合法性基础,以多元共治构建乡村的善治格局。

论能动司法视野下家事司法的人际关系调整功能

能动司法要求家事司法除了从法律上处理家事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争议外,还应当发挥家事司法的人际关系调整功能。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就是家事司法所发挥的帮助家事案件当事人修复或重建当事人之间人际关系的作用。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是独立于纠纷解决功能之外的家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功能。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确立是应对家事案件的特殊性和实现家事司法正义的要求。为实现家事司法的人际关系调整功能,必须将能动司法理念贯穿于家事司法的始终,要求法院将人际关系调整贯穿于家事司法全过程,联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家事司法中当事人人际关系调整,采用家事调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心理疏导等多种机制帮助家事案件当事人调整人际关系,并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

新时代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理论旨归及其创新发展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对此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把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好,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确保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要研究解决制约政法工作的体制性、机制性、政策性问题,深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克服“本领恐慌”,努力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队伍。要促进作为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的法律服务队伍,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

中华法治文明的突出特性及其内在逻辑:以制度演进与法典沿革为中心

中华法治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探索自我治理的经验与智慧的理性沉淀。中国古代制度演进与法典沿革的轨迹表征着中华法治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法治文明连续演进的历程展现了法制发展在因袭传统基础上兴革损益的进取精神,展现了各民族法律制度、法典体系与法治观念不断融合的大一统传统,展现了法制发展过程中开放包容接纳域外法治文化、兼收并蓄吸收多元宗教文化、开放平等对待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展现了法制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天与人和谐、人与人和睦、国与国和平的秩序理念,从而进一步表征了中华法治文明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与之具有一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必将站在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持续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宪法的“天衣”在于实施:基于“五四宪法”的宪法监督之“缝”的思考

“五四宪法”的“天衣”之“缝”,典型地体现在其确立了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却落下宪法监督主体虚设、宪法解释缺位、改变或者撤销机制错位的规范之“缝”。“八二宪法”,通过增设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明确宪法解释权、备案审查等依托机制建章立制等方面,在规范层面的“天衣”补“缝”,也形成了中国宪法监督的“宪法监督—宪法解释—撤销”三元规范结构。循此结构,新时代以来,补强宪法监督机关、落实宪法解释机制、加强和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三线接续并进,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中编制宪法“天衣”的“无缝码”。如是梳理,以宪法监督为例,在宪法发展的阶段接续中,在规范和实践的螺旋互动中,呈现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五四宪法”之维。

中国宪法中“领导”的概念学诠释

要完全领会中国宪法中“领导”概念所承载的丰富内容与信息,就必须要借概念学的研究思维及方法才能满足。对“领导”概念作定义性理解应该强调“领导”的字本位与递归性,即“领导”的词义是“领”的字义与“导”的字义的结合与升华,“领导”的实质是对领导活动复杂意义的简化与归纳。对“领导”概念作入宪源由追问应该强调“领导”的主题性与理论链,即“领导”与人类解放的重大使命紧密结合,“领导”的思想与理想深嵌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对“领导”概念作规范上的分析应该强调“领导”的语境性和意象性,即“领导”的文本意指受到语境条件的关涉与约束,语境的形象建构使“领导”由静态的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画面。对“领导”概念作宪治意义的思考应该强调“领导”的描绘性和诠释性,即“领导”描绘或诠释了对中国宪法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宪法事实,表征社会主义领导活动民主化、法治化的价值追求。

唐律的突出亮点: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

唐律举世闻名,具有许多特色亮点,其中十分突出的一点是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唐律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的主要特点包括法律思想要素、法律制度要素和法律技术要素的全面性,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技术的成熟性,以及唐律文本、唐律实施和社会治理层面的成熟性。唐朝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唐朝前期以人为本、礼法并用和慎刑恤刑等法律思想,以及唐律的制定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掌握与运用,是唐律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的成就条件。唐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主要是刑法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可以跨越朝代和时代的界限,持久展现其特有的魄力,为后世所借鉴和传承。唐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往往具有一般性特征,文明程度高,适宜在当代弘扬,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以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活力并助力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早期中国法的理性化之路

早期中国神权法演变过程中,存在三个明显的现象:巫与宗族的结合、天命作刑的实践、天赐法典观念的流传。这三个现象先后登场,时有反复,在各有扬弃的基础上开辟了法律世俗化与理性化的进程。早期中国法的理性化论证与道法理论相关,其核心概念是“刑名”。该理论认为,在立法阶段,道可以通过“刑名”的中介衍生出法律。经过法家学者的改造,立法阶段的“刑名”转化为督察臣子言行的“刑名”。随着法家理论在秦国的贯彻扩张,“道”对法的实质影响急剧减少,君主成为立法权的最高享有者与最终依据。汉以后道家黄老思想的复苏、引礼入法及法律儒家化等趋势的出现,正建立在对早期中国法律理性化深层反思的基础之上。

即事言理 从实求知: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生产如何可能

建构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体系需即事言理、从实求知,通过把握真实的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内在理解,在此基础上发现规律、提炼概念、概括命题、建构理论。社会科学知识源自对社会的认知,社会的实存性与人文性决定了需在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上把握真的现实与历史,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知识要与其所在世界建立真实联系。经济学基于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考察出现了研究的中国转向,社会学则进一步从中国转向走向历史转向、文化转向。政治法律理论也应如此。中国国家治理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与历史逻辑,也受文化观念深刻影响,它们是主体性政治法律知识的重要来源。这一进路也要面向真实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处理好政治法律中的规范性问题,不舍弃中外比较的视野,它也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理论可能。

论行政复议审理的亲历性

在现代纠纷解决机制中,亲历性是一项共同的规则。如果说,行政复议法(2023)新增的第四章确立了“复议审理”在整个行政复议程序结构中的中心地位,那么,“以审理为中心”的行政复议过程就理所当然地要贯彻亲历性规则。在行政复议的普通程序中,亲历性内在地包含直接审理、言词审理、听证实质化等基本内容。其中,直接审理应遵循在场规则、直接采证规则和转换禁止规则;言词审理应遵循言词沟通规则、言词认证规则和言词求证规则;听证实质化则要求,在行政复议普通程序中,为确保复议听证的实质性作用,必须遵循程序的共享性规则、作用的此在性规则和笔录的排他性规则。

情理司法抑或经权司法:立足宋代的理论与实践辨正

情理司法通常被作为传统中国司法的代表性模式来讨论,但这种学术概括存在时空局限和理论缺憾。在时空上,情理司法说主要提炼自明清司法实践,难以融贯解释此前,尤其是宋代的司法模式。在理论上,它难以解释情理司法源于何种理论及其在整个国家司法制度中的功能、作用和旨趣等核心问题,还会带来理论误导和价值遮蔽。追根溯源,情理司法根源于传统经学中的经权理论。传统经权理论在宋代获得了实质性发展,从中可以提炼出义统经权、权即是经、情时而权、圣贤行权等创新性命题。宋代士大夫官僚作为新经权理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将其引入司法实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经权司法模式,并呈现为怀法用权、缘情用权、相时用权三种运行机制。宋代经权司法是在守法的前提下,因个案之情、理、时等因素而行权裁判,目的是补救机械守法裁判之弊,让司法合于中道价值。由于经权司法主要体现为缘情理而行权,所以常被称为情理裁判,进而被概括为情理司法。正本清源而言,宋元明清时期的经权司法是儒家经学影响司法实践的典型形式,与汉唐时期的春秋决狱共同构成了帝制时期传统司法中的救弊型司法,二者均属于特别司法模式。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党的领导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一系列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党的领导观。逻辑自洽性、历史必然性、自我革命性是党领导法治的三大理论和实践依据。逻辑自洽性反映为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理论逻辑自洽、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实践逻辑自洽、中国法治与西方法治相区别的制度逻辑自洽。历史必然性意味着历史选择党领导法治的必然性、人民选择党领导法治的必然性、党领导法治的历史规律性。自我革命性表现为通过依法治国践行初心使命、通过依法治国实现自我修复、通过依法治国实现与时俱进。

论“五四宪法”的地位和作用:纪念“五四宪法”颁布70周年

“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制度体系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五四宪法”既构建起国家基本制度体系、国家组织机构体系、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体系,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的任务,又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的民主基础、法理基础和观念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石。尽管“五四宪法”由于特殊历史原因而未能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但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仍为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完善宪法制度,加强宪法治理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我们纪念“五四宪法”就是要更加认真地对待宪法,全面准确认识其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继承和弘扬其中的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和宪法智慧,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五四宪法”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实施的国家治理逻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五四宪法”中有着特定规范内涵,具体包括制度来源论、制度属性论、制度地位论和制度功能论。70年来的制度实践,尽管在文本规范上和具体实施中有所变动,但人民主权原则、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本质内涵从未变迁。新时代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凸显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理论方位,具体体现于制度方位、民主方位、法治方位和治理方位。在确定和厘清上述理论方位的基础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将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好的发展方略。

论公司决议中意思表示瑕疵规则的适用及其限度

作为一种组织法上的特殊法律行为,公司决议中存在适用意思表示瑕疵规则的理论空间。但公司决议的形成依赖于股东个人意思表示的作出与团体议事程序的有效运作,具有行为法与组织法交融的特征。司法实践中关于公司决议瑕疵的效力判断存在个人行为法路径与团体组织法路径的截然对立,未能在股东个体权利救济与组织关系安定性之间实现价值平衡。基于主体利益关系的竞争性、内部运转的程序正义理念和多数决原则的控制功能这三个方面的特性,公司决议适用意思表示瑕疵规则应当进行相应的修正及限制。在股东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情形下,基于表决主体可苛责性和相对人信赖保护的考量,股东原则上不得主张意思表示瑕疵而影响公司决议效力。在股东意思表示不自由的情形下,原则上可以引入意思表示瑕疵规则实现对股东个体权利的救济,但需区分不同情形予以具体分析,同时还要充分注重与现有公司决议效力规则的体系衔接。

《知产证据规定》第6条解读——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限缩之新路径

在《知产证据规定》颁布之前,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依托公文书证的证明力推定规则,通过《民诉法解释》第114条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产生影响。《知产证据规定》第6条明确了行政行为认定的基本事实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免证效力,该事实应当限缩解释为公文书载明的对可诉行政行为产生实质影响的事实理由,需要相对方承担本证的举证责任方可推翻。该条款在知识产权诉讼领域对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进行限缩,采取的路径是从公文书证的内容出发限缩其实质证明力。这一方案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与普遍适用的可能性,为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规则的完善提供了新路径。

商品房预售款监管难的民法回应

商品房预售款被房地产开发企业挪作他用是我国频现楼盘停工烂尾的最主要原因,为了保护广大购房人的权益,必须解决商品房预售款监管难的问题。就我国当前所采用的商品房预售款监管模式,无论是政府行政部门主导型的还是专用账户开立银行主导型,由于地方政府和监管银行与作为被监管者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很难真正为了购房人的利益严格监管,导致监管失灵。为了使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发挥预期的效果,必须由预售款出缴者的购房人参与并主导其监管。预售款依规定必须缴存于独立的商品房建设项目专用账户,根据民法的交付理论尚未移转占有给房地产开发企业,故应由购房人作为预售款的所有人来签订监管协议。通过明确购房人、开户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各方的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构建起能切实保护购房人权益的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制度。

论合宪性审查的解释渊源

随着合宪性审查问题日益受到理论和实践的重视,宪法渊源的援引成为研究的焦点。目前研究重点在于宪法条文本身的引用,而很少考量宪法渊源的其他形式种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虽然与我国素来所尊崇以成文法作为裁决依据的做法有关,但是可能忽视了个案裁判对宪法解释渊源的多元化需求。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乃至混合法系国家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会选择各种解释渊源作为审查依据,并呈现出可以遵循的规律性。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宪法解释渊源为宪法发现提供找法工具,为宪法解释提供权威性理由,也为宪法论证提供了形成裁判性规范的转化基础,具有鲜明的个案功能。我国合宪性审查解释渊源运用尚存在模糊不清、实践缺位和援引单一等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只有从宪法解释和适用角度对合宪性审查机构选择宪法渊源的方式进行了解和研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援引宪法文本之上,才能形成一个适应我国合宪性审查需要的宪法解释渊源体系。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治现代化暨中国法治实践学派2023年智库论坛综述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局之年、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股东双重代表诉讼程序的体系调适:兼评新《公司法》第189条

新《公司法》第189条第4款正式引入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并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进行大幅完善,但相关规则的适用尚存在探讨空间。为实现规范体系与司法实践的协调,在原告持股标准方面,应考虑母子公司结构下换股交易后的“持续持有”标准和不当利益抗辩的“同时所有权”标准应用。在被告范围扩大方面,新法允许母公司股东起诉侵害全资子公司利益的“他人”,但需注意区分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并灵活认定全资子公司。在前置程序方面,被告范围扩大后应要求原告同时向母子公司提起诉前请求,同时尝试建构以利益冲突为核心的审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