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双月刊)是由广东省法学会创办的公开出版发行的法学学术理论刊物。办刊宗旨为: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及时报道广东及全国法学法律界最新研究成果,传播最新法治信息,交流最新学术思想,促进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服务,为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广东服务。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欢迎广大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律实务工作者惠赐稿件。

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双月刊)是由广东省法学会创办的公开出版发行的法学学术理论刊物。办刊宗旨为: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及时报道广东及全国法学法律界最新研究成果,传播最新法治信息,交流最新学术思想,促进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服务,为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广东服务。

论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交汇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代表了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最高成就。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包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全社会持续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繁荣社会主义法治文艺。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着力方向在于五个方面,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论;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牢固树立基本法治观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加强法治文化国际交流。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治理结构及其特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也是理解当下中国现实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特征的重要制度抓手。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兼具传统民主体制下高度关注民主主体的来源、民主内涵的确定性和民主存在与否的界定标准等民主的正当性问题,也注重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提升民主活动的技术保障能力和水准、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人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活动的效率。“新质生产力”推动了“新质生产关系”的确立,“新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新质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动上层建筑自身内涵的变革,形成了“新质上层建筑”。由互联网、大数据、AI等新技术推动形成的“新质生产力”不断壮大和发展的结果,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影响就是必然会催生“新质民主”,这一“新质民主”中的“新质”集中体现为“全过程”,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新质民主”的制度表现形式,改善了民主自身的治理结构,并呈现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治理特征。

AI换脸技术的失控风险与法律规制

AI换脸技术在社交媒体上愈益广泛使用,很多网络用户将其作为娱乐新方式,从而有可能引发一系列失控风险。相比于欧盟、美国等侧重从隐私权保护的角度予以规制,我国法律认为,根据违法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不同,AI换脸视频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以及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滥用AI换脸实施诈骗、盗窃、制造淫秽物品等,则可能违反刑法。根据中国互联网实际,区分AI换脸视频的不同应用场景,分析其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为AI换脸技术的合理发展提供合规建议。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理论表述和司法展开

《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是特殊的例外处罚规定,这是阐明实体内涵与设计程序应坚守的立法原意。在刑法解释限度上,一般应遵从具体罪名的限制解释而非具体行为的扩张解释;“致人死亡”属于提示性规定,强调是最严重的罪行,“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亦是提示性的处罚规定,与前者具有同质性;“情节恶劣”不是具体标准而是整体标准,亦非对犯罪构成的“再强化”,应综合性、类型化地归结“情节恶劣”的判断与识别规则。第十七条第三款设定了特别的核准追诉程序,应当配备前置的侦查程序以及移送程序,检察机关在逐级报请程序内宜采取形式审查,并辅以“申请式”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程序。鉴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程序的相对封闭性与书面化等,应当设置“诉讼化”的听证程序,强化以“复核”为核心的救济程序,确保程序分流的正当与合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形成机制

系统归纳、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其背后所遵循的理性生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的根本前提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引下,以政治家的高屋建瓴、思想家的磅礴力量对法治中国的形势与战略进行的准确分析和深刻判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主要表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思维方式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适应新时代鲜明特征的重大创新等三个方面,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实践创新机制。这些机制创新作用于典型场景,为全面依法治国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重要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与显著优势,在未来更多的法治课题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创新伟力还将发挥更多的破题、引领作用,需要通过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自主实践知识体系的转型来进一步把握未来各种法治实践场景中蕴含的新规律,推动知识转型。

“平台”与我国县域基层法治秩序的生成——浙江海宁社会治理实践的观察

基层社会治理“平台”是我国县域范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法治秩序的重要实践形式。在提升县域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过程中,平台被打造成一个由不同政府机构、不同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通过协调、协商、议论等方式博弈以解决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各种类型问题的工作机制,客观上已经助力生成了法治秩序不可或缺的不同主体之间展开话语交流的公共空间。在浙江海宁,平台被用于促进实现公众与企业合法权利、改造和规范行使公共权力、保障社会稳定与居民安居乐业,以公开促公正公平,有效提升了法律在基层的实施能力。在法治建设正在寻求新的突破之际,有关平台建设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可借鉴的普遍意义。

对谈:日本行政法学在中国的四十年

从1980年初开始,中国行政法学人留学日本,译介日本行政法的论文著作,日本行政法学在中国重新受到关注并获得影响力。南博方、盐野宏、藤田宙靖等人的近10本教材推动了我国行政法知识的体系化认识,大桥洋一、小早川光郎等人的10余本行政法专著推动了我国相关原理的纵深化发展。国内有近10本著作对日本行政法展开了通论和专题研究,但总体上仍不够充分。日本行政法既有开放性,也有特殊性,不可轻视。学习日本行政法,不仅可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原理,也可以利用其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的发生角度,开展对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只要能避免简单的“对接”,更多、更新的日本法研究都是有益的。

物权登记错误行政赔偿裁判规则争议问题之再认识

需要受害人穷尽其他法律救济途径才能判令行政机关承担因登记错误致损赔偿责任的司法实践于法无据;物权登记错误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救济途径具有同等独立法律价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诉请依法裁判;司法实践和司法规范将以房屋登记为代表的物权登记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确立为过错归责原则缺少法律依据。确立结果归责原则理据在于:具有法律规范依据,更加符合《国家赔偿法》《民法典》立法宗旨;与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相匹配;结果归责原则并不要求物权登记机构承担绝对责任。将登记错误行政赔偿责任作为一种补充责任涉嫌违反《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规定,也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根据物权交易民事侵权人与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是否具有实施故意侵权意思联络为标准,登记错误行政赔偿责任可以分为份额责任和连带责任。

论面向虚拟世界的多点并行取证规则

面对虚拟世界中的违规经营活动,传统电子取证固证技术面临取证成本高、证据易被篡改和合法性欠缺等问题。多点并行取证技术规则从间接证明理论出发,借助时空跨度大、随机性强的多个取证节点,以可控的经济成本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侵权或违约事实进行更有效的证据收集,同时赋予经营者合理的反证机会。这种技术规则在行政执法和消费者维权场域都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但在构建行政执法系统时需联系既有的监管标准,在取证和固证环节通过人机分离、数据备份等技术措施确保环境清洁。在搭建面向消费者的取证平台时,需恪守最小必要原则,通过审查平台企业经营资质等方式实现平台中立,利用公开透明的取证手段和完整的证据链条确保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

《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五条(征用)评注

《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五条系征用规范。征用是单方行政行为,旨在实现公共利益,征用权的行使须以“紧急需要”为前置条件。现行法关于征用人的表述极为混乱,司法实践中对于征用人的认定更为复杂,以致影响到对征用纠纷的正确处理。被征用人为“组织、个人”,其应承担相应的配合义务,但享有原物返还请求权和补偿请求权。鉴于征用具有紧迫性,征用程序较为简单。征用的对象是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而生活必需品与公共设施、文物应当免于征用。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征用人应当对被征用人进行“公平、合理的补偿”,且实施征用后无论是否造成被征用财产毁损、灭失,征用人均应当对被征用人予以补偿。被征用人对征用决定及征用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其中被征用人应当对行政征用行为造成的损失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行使征用权的行政机关的行为导致被征用人无法举证时,则由该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执政权的复合逻辑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立足于与传统执政权力视角有别的法理逻辑,执政权可视为认知和解释“党的领导与执政”的元概念,包含权利、权力和权威三重复合要素。作为法学概念的执政权,正当性基础来自事实性权威、规范性权力和价值性权利。以此为基础,执政权相应的义务要求,与“权利—权力”“权利—权威”“权力—权威”的复合逻辑一道,共同型构了执政权的复合性法治逻辑,并通过与“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执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在理念、规范、实践层面的勾连,嵌入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化表达之中,最终得以建立起全新的执政权法治理论体系。

数据公地悲剧的法理破解——迈向整体主义的个人数据规制模式

大数据技术催生的个人数据外部性之泛在使得个人数据所承载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且其同质性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此种转变摧毁了个体主义个人数据规制模式的前提预设,通过保护个体权益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并对数据安全风险进行有效化解的解题思路已然难以为继,且诱发了“数据公地悲剧”这一社会结构性问题。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规制模式应实现从个体主义向整体主义的转型:在本体论层面,整体主义个人数据规制模式应确立“个体利益+整体利益”的双重保护客体;在方法论层面,应构建起对个人数据承载之整体利益的有效保护机制,通过对个人数据承载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作出有效整合,在社会层面塑造良好的个人数据处理秩序,使人类社会避免数据公地悲剧。

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事后免责的可能与路径

近年来,民营企业家涉税犯罪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属于主要类型。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刑事立法及司法有必要在不削弱法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强度的前提下,为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提供避免刑事处罚后果的方案。鉴于逃税罪已存在事后免责事由,对法益关联性更弱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适用事后免责事由、限制该类犯罪的追责范围,从保护国家税源税基的角度,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为实现这一目的,有两种可能的方案,即“法益恢复”与“积极悔罪”模式,以及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相比较而言,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能在兼顾法益保护及刑罚预防目的的前提下,实现国家与企业的共赢。

论新司法解释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性质

虽然《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为目的犯,但目的犯说本质上不符合增值税基本原理,忽略了中间商并非纳税义务人、中间商侵吞截留所代收的税款在性质上是侵占而不是诈骗等理论。将本罪解释为由虚开行为和抵扣行为共同组成的复行为犯也不妥。本罪是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虚开行为即应定罪,不能以任何理由出罪。

论行政相对人的数据权

社会个体的数据权近年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但从行政法视角来观察行政相对人数据权还有着较大空间而且有其特殊意义,因为,行政相对人数据权不仅使得传统行政法关系的特性发生了质的变化,更是对整个行政过程产生了巨大冲击。它使得私权体系得以拓展、行政法治趋于动态化、行政过程为算法所充斥、权利保障更加标准化。如何保障相对人合理享用数据权,避免数据权的滥用和乱用,应当是目前行政法上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对此,必须制定行政相对人数据及数据权保护的行政法规范;建构独立于常规行政执法的行政相对人信息及信息权管控机制;强化行政主体的给付意识,拓展行政相对人数据权;运用行政制裁保护行政相对人数据权。

控权论视野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理论溯源与路径拓展

随着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法治化进程和地方实施的推进,围绕该制度的研究火热展开,但是存在一种重制度建构而轻理论探源的倾向,这不利于该制度理论根基的夯实和制度的长远发展。为此,可以基于经济法控权理论深入解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寻找理论与制度的耦合。经济法控权理论能够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供广阔的研究视角和正当性基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则为经济法控权之实现拓宽甚至架构一条现实可行的法治路径,在权力制衡、程序把控、权利彰显、责任追究等具体方面均有所助益。经济法控权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相互促进、彼此赋能,共同对政府经济权力制约和市场竞争秩序构建发挥积极作用。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自然人姓氏的选取)评注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是关于自然人姓氏选取的规定,旨在确定自然人姓氏选取的基本规则。本条共有两款,第一款是关于自然人姓氏选取原则与例外的一般规定,旨在在作为原则的父姓或者母姓与作为例外的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其他扶养人的姓氏及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的姓氏之间形成适当的平衡,解决自然人姓氏选取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之间存在的冲突。本条第二款是关于少数民族自然人姓氏选取的规定,属于本条第一款的例外规定。由于第二款是引致规范,所以适用该款应以该少数民族自然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中有关姓氏选取的基本规则为前提;第二款亦是赋权规范,少数民族自然人既可以选择依据本款引致的规则选取姓氏,亦可以选择依据本条第一款规定选取姓氏。另外,获得我国国籍的外国人的姓氏选取,可以类推适用本条第二款。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模式差异、协调路径与中国方案

截至目前,全球并未形成统一的数据流动规则体系,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主要分为美国模式、欧盟模式和中国模式。由于主要数字经济体在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安全保护之间的关注焦点不同,以全球主义或国际软法为方法推进高标准的全球统一数据流动规则体系构建的方案,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作为数字经济大国,我国应转变对商业数据跨境流动相对保守的态度。我国可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电子商务”章节为主要内容,探索通过与韩国、日本及欧洲、东南亚国家等缔结专门的数字贸易协定,推动跨境流动规则体系的建设。我国还应加快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经贸协定“电子商务”规则的国内转化立法,特别是积极引入数据跨境流动的风险评估理念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