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产业革命视角的分析

当前全球正在经历新的一次产业革命,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产业革命下,生产中物的范围、人和物的结合方式、人和人的结合方式等深刻改变,使得生产力内涵和本质发生深远变化,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特定运行规律,其对生产社会化、资本流通过程、生产流程、技术进步、产业业态等方面的改变,给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我们应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理论定位,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体经济根基,把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运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数字经济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于一体,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赋能传统生产力改造升级,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实体基础,数字基础设施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坚实平台支撑。未来,结合数字经济特征和具体国情,要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通过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协同提高数字创新能力、数实融合加快推进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创新型人才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

数据、算力和算法结合反映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发展水准

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新的劳动主体、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生产要素不断涌现,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创造了新模式,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表现。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数字化发展的新要素,算力体现新质生产力数字化发展的新动能,算法反映新质生产力数字化发展的新优势,数据、算力和算法的结合反映了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发展水准,形成数字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新发展阶段,数据、算力和算法的结合首先引起生产力的决策革命,其次引起生产力的工具革命、劳动力革命、生产要素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革命,进一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发展。在全球经济新周期的背景下,提高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四重维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指明了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在价值之维上,有助于推动理论发展、扩大文化影响、加强文化认同、促进文化发展;在内容之维上,其传播内容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在条件之维上,其传播条件包括国家实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数媒技术成熟、文化发展需要;在实践之维上,其传播路径包括强化传播主体、明晰传播对象、创新传播话语、优化传播媒介、用好传播平台。四重维度是系统的整体,价值之维明晰了国际传播意义,内容之维规定了国际传播要义,条件之维确定了国际传播基础,实践之维是价值之维、内容之维及条件之维在现实中的展开。

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机理及实践进路

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深刻的运行机理,表现为数字技术赋能民主主体全方位覆盖,强化了民主运行的动力支持;数字技术赋能民主环节全链条运转,完善了民主运行的过程支撑;数字技术赋能民主场域全时空延展,构建了民主运行的环境支托。同时,数字时代也暴露出数字技术的滥用掣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实现、数字利维坦的宰制造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制约、数字鸿沟的形成阻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运转等潜在隐忧和风险。我们需要从政治、价值、技术、制度等多个层面加强数字赋能的正向作用,通过坚持党管数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克服技术中心主义倾向、深化数字创新发挥数字新基建赋能、形成算法规制防范和规避数字风险,以此促进和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

数字革命周期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机制和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数字革命下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和跃升的最新体现。在新一轮数字革命的关键时点探讨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机制和路径,要顺应数字革命迭代演变的规律,构建“技术—产业—生态”的新分析范式。数字革命会经历技术导入、融入渗透以及生态构建三个时期,首先以颠覆式数字创新形成技术创新簇群,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新动能;其次以新兴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深度互动,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支撑;最后以算网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生态平台。在数字革命不同时期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一是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二是要转变产业政策导向,实现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三是要加快国家治理体系的数字化变革,形成多元协同的数字治理新格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在理论上实现了守正创新,又在实践中为新时代文化建设谋篇布局,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承袭于中国哲学视域下的“体用不二”观,吸纳了近代“体用”之辩与“中西”之争所蕴含的“体用一源”的精神实质及实践内核。“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在理论上实现了对中国哲学“体用不二”观的守正创新,在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发挥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实践效能,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本质属性,彰显了解答“体用关系”理论难题、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时代意义。深刻体悟这一鲜明品格,是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肩负起实现新的文化使命的责任担当的题中应有之义。

刑事申诉审查制度改革研究

刑事申诉案件的审查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救济程序,但我国法律一直没有将这一审查活动纳入诉讼程序的轨道,相关规定散见于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目前我国的刑事申诉审查存在审查主体多元化、审查内容和程序不完善、配套制度作用发挥不到位等问题,因此,需要对刑事申诉审查制度进行改革探索,取消法院审查主体地位,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刑事申诉案件审查委员会对申诉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区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构建刑事申诉审查程序;完善律师代理刑事申诉制度,规范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制度,提高刑事申诉审查质效,并逐步将其确立为正式的刑事诉讼制度,推动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

私募投资基金涉罪的争点问题思考

私募投资基金行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暴露了不少违规经营、管理失范等问题,而且涉及相关刑事犯罪。私募投资基金涉罪,包括纯正的私募基金犯罪和不纯正的私募基金犯罪两类。从非法性要素看,私募机构未经登记备案而擅自募集基金有可能涉嫌非法集资,但也不能仅仅因为行为违反了私募基金管理有关规定就直接认定为构成非法集资犯罪,要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必须同时违反关于非法集资的相关法律规定。从金融性要素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不属于有关《刑法》条文规定中的“基金管理公司”范围。从募集性要素看,私募基金管理人采用代持、拼单或非法拆分等间接投资方式募集基金,突破合格投资者限制,涉嫌变相非法集资。私募基金涉罪的监管规制路径包括完善有关刑事立法、司法解释规定,重视企业合规管理。

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一种事后的合法性监督制度。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比例原则引入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旨在改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方法,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实效。适当性原则审查的核心是手段与目的关联性。关联性是指手段能够正向推进目的得以实现的单向关系。必要性原则审查的核心是手段与结果的关联性,最小损害是确定关联性的基本要素。均衡性原则审查的核心是手段与结果的合比例性,利益衡量是确定合比例性的基本方法。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中,事实审查有助于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科学性”。对因紧急状态而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可以适度降低比例原则的要求。

技术与社会转型互构下的“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引擎

“人工智能+”叠加了更多学科领域的力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影响不仅是由于技术本身具备高科技含量,而且和技术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快速互构有关。参照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提出的“技术物”这一概念,“人工智能+”为现代社会带来了“智能物”。“智能物”比传统意义上的“技术物”更具有能动性,能够快速吸收处理海量数据信息并针对某一领域进行社会化模拟,影响人类的生产活动,人类也因此产生了对更高效、更便捷、更智能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追求,这一互构反馈机制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必要环境。而随着“人工智能+”覆盖面的增大,智能物对生产效能、产业增长、产业竞争、生产关系等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中国式刑事证明结构:分段包干与选择性接力

1979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分段包干与选择性接力的证明结构。它既体现在侦诉审关系中,也体现在上下审关系中。在这一结构中,公检法在各自主导的诉讼阶段只有调查程序和方式的差异,并无查证责任和目标的差异。后端办案机关有接力查证的责任。接力者具有依照法定证明标准选择是否接力的判断权,也有选择接力主体、范围和方法的裁量权。《刑事诉讼法》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均朝着优化结构的方向前行。我国刑事证明结构具有如下鲜明特色:一是事实认定权力的去中心主义,二是专门机关查证责任的同质化,三是查证范围认定权的单元化,四是“调查”真相演变为“接着查”真相,五是作为查明真相协助者的辩方。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演进过程与理性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凝结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探索,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演进的历史过程与理性逻辑,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历经政治方向确立、具体实践聚焦、经济目标重构、全面系统深化的演进过程,逐步从宏大的社会主义愿景,走向以经济建设为牵引、聚焦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最终升华凝结为“以人民为中心”“五位一体”全面系统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认识起、承、转、合的跃迁与升华。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重视历史经验总结,才能不断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创设与再发展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条第1句创造性地规定了第三人责任类型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法律适用时,要结合《民法典》第500条,并准用《民法典》第509条,承认第三人也应当负有合同前的保护义务。第三人责任的成立以违反先合同义务为前提,第三人原则上承担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在第三人欺诈的情况下,还可能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并且在刑事追缴、退赔之外也可能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条第2句的但书规则,排除了非真正的缔约过失责任类型以及侵权责任属性的缔约过失责任类型,但在体系上仍保持一定的再发展的可能性,第5条第1句规定的第三欺诈人、胁迫人责任可以类推适用到“引发信赖、影响缔约”的第三人责任类型。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碳排放

在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同时在为实现“双碳”目标努力,从消费视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减碳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测算2011—2021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人均碳排放量,基于拓展的STIRPAT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碳排放的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抑制城镇居民消费碳排放,这种效应在长期和短期内都成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降低了城镇居民生存型消费碳排放,但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碳排放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新激励、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碳排放。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应从消费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共同发力,才能进一步抑制居民消费碳排放。

涉生成式人工智能证券、期货犯罪的刑法完善

涉生成式人工智能证券、期货犯罪行为类型可分为非法控制市场信息和非法控制市场两类。现行规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前置法缺少技术性规范与周延性规范。现行《刑法》无法追究涉生成式人工智能证券、期货犯罪中研发者、生产者的过失责任,也无法规制“滥用技术优势”非法控制市场的行为。立法者应当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前置法规定,量化智能化程度认定标准,禁止证券、期货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非法分析数据行为并限制其应用范围。应当建立以非法分析数据罪、操纵数据罪、数据安全责任事故罪为核心的涉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失范行为刑法规制体系。以数据安全责任事故罪追究研发者、生产者的过失责任。应当增加“滥用技术优势”作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行为类型。

土地财政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

文章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模式转变的视角,首次考察了充当辖区间竞争“新”工具的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财政通过引发地方政府的支出竞争、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不仅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还抑制了企业出口退出和延长了出口持续期。但由于存在与税收竞争、补贴竞争相关的企业寻租、“政治包袱”以及与支出竞争相关的公共品偏向性扭曲配置,土地财政也使出口企业长期被锁定于低质量、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复杂度的低端竞争方式。概括而言,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开展辖区间竞争的策略性行为在促成出口繁荣的同时也付出了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丧失的代价,对中国“大而不强”出口模式产生了“土地财政诅咒”。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的强制措施问题研究

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端,呈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的态势。适逢《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在新时代的司法背景下,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在契合国家犯罪结构变更、接轨国际刑事司法准则、适应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应当严格以羁押例外原则、比例原则、监督制约原则、权利保障原则为根本准则,旨在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体系,实现程序的正当化与规范化,提升我国刑事诉讼的法治化水平。修改的着力之处包括规范刑事拘留期限、确立社会危险性要件的核心地位并完善证明标准、构建逮捕听证程序、重构径行逮捕、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及适用条件、着重考虑废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全面改革羁押必要性审查、推进数字技术在强制措施领域的规范发展等。

区块链证据认证形式化问题及克服

区块链证据在司法实践中采信率极高,认证存在严重的形式化倾向,具体表现为:缺乏对取证程序合法性的审查,未区分数据层面的真实与内容层面的真实,对真实性的认证高度依赖第三方意见。认证形式化的成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误以为区块链证据的防篡改功能具有绝对性;二是混淆了区块链证据载体层面与内容层面的保真;三是误将司法联盟链等同于去中心化的公有链;四是忽视了不同种类区块链证据认证的差异。有鉴于此,有必要严格适用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与瑕疵证据的补正规则,明确鉴真规则、传闻规则、原件规则对不同种类区块链证据的区分适用,运用推定规则减轻对推断性事实的证明负担,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以强化法官对区块链证据可靠性的判断能力。

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驱动路线与行动框架

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也是新质生产力向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质态具化过程。新质生产力沿着技术逻辑、业态逻辑与模式逻辑重塑文化产业的技术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以智能创意工具提升生产效率,以新型文化业态优化产业结构,以价值共创模式改善创新生态。驱动路线应加强文化新基建与数字新基建的动力协同、聚焦文化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提升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强化数字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推动文化产业工业互联网建设。行动框架以文化劳动者、文化生产工具与文化生产劳动对象为行动领域,以劳动者复合型发展、劳动资料智能化转型与劳动对象数字化演变为行动目标,细化相应行动举措,发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与政府部门等行动主体参与,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