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任职解疑

关于英国人李泰国出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过程,学术界普遍同意他先后得到了两次任命——1859年的何桂清任命和1861年的总理衙门任命。对于两度任命的关系和间隔期中的事件变化则鲜有深入探究,也未有新史料披露。综合现有研究和中英两方历史档案可以发现,何桂清的任命存在着合法性不明的问题,并未获得清廷最高决策层和英方的认可。何桂清任命并非总理衙门任命的起因,后者也不是对前者的确认。大约从1860年初或更早,薛焕等清朝官员开始秘密筹划由最高决策层任命李泰国,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总理衙门任命的结果。英国官方虽然表面上从未认可过何桂清的任命,但出于自身利益一直支持由英国人出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设想。

程永超:《“华夷变态”的东亚:近世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关系史的研究》

一、以“称霸世界”为目的,丰臣秀吉在天正十九年(1591)命国内诸将先行准备,来年渡海侵略朝鲜半岛,完成前人未尽之大事。从秀吉官宣的目标看,那是一场最终以征服明朝为导向的侵略战争,若以彼时之语言来称呼,秀吉从“天下人”踏上“入唐”之路,进而成为世界的“天下人”。[1]天命并未继续给予这位战争狂人更多的眷顾,兵势受阻、议和失败,临终前的政权“托孤”已是无力回天。然而,战场的硝烟遗祸未随秀吉的逝去而消散,东亚三国的局势依旧未稳,关原之役、后金崛起,而朝鲜虽有誓师复仇之心,奈何天朝要求“自固为上”,又恐受诬“阴节日本”之名,左右为难。受万历之役所累,明朝元气究未恢复,加之思宗刚愎自用,内政外交昏招迭出,终失其鼎,天下逐之。至此,明清鼎革,华夷为之一变。

陈盛明辑录:《闽人墓志拓本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253页)近代以来,以林则徐为开端,福建有识之士逐渐形成了重视海疆的传统。林则徐所编《四洲志》后经其友人魏源增补为《海国图志》,此书直接影响了以后的洋务运动,甚至影响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当然,林则徐的视野不仅限于海疆,还有陆疆乃至整个西方世界。

“乱发”与“美髢”:唐代东北亚对头发的认知与利用

唐宋典籍中记载了新罗、渤海国向中原王朝进贡头发的情况,而对于这些头发的作用,学界一般认为是作为药物使用。通过梳理先秦至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对头发药用价值的认知,以及对假发的认知与利用,揭示出“蛮夷”之“美发”是中原王朝假发的重要来源。通过史料的对比与分析,可知新罗人的头发正符合“长美”这一标准。同时,对朝鲜半岛史料的分析还表明,渤海国所贡头发可能来自迁入其治下的黑水靺鞨,而黑水靺鞨可能亦具有“美发”之俗。因此,新罗、渤海国的贡发应皆为假发或制作假发的原材料,而不是药用。

日本遣唐使昆仑、林邑漂流与渤海辗转——以开元年间平郡广成的归国事件为中心

作为唐代东亚海域交通史上的特殊案例,开元二十二年(734)日本第10次遣唐使判官平郡广成在昆仑、林邑等地的漂流事件,暴露了同期日籍人员在东亚海域海难自救辗转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唐王朝对此采取积极有效的营救措施与处理预案,反映了8世纪中上叶唐日亲善关系构筑期唐对日政策的重要侧面,以及安南都护府作为日本遣唐使漂流中转地与入唐口岸,在同期东亚海域海难救援机制中的历史定位。平郡广成一行最终经由渤海辗转归国的史实,是同期渤海发挥唐日交流中转效用的重要依据。从中可见唐王朝在东亚区域事务中的宏观管控,及8世纪中上叶渤日结盟关系演进的历史背景,对遣唐使归国辗转的协调与应援。

《岛夷志略》的版本与校勘问题

《岛夷志略》现存诸本,以清乾隆间彭氏知圣道斋抄本内容完整、文字比较准确,特别是保留了更早时期版本的面貌,最为可贵,也最适合作为底本。近四十年来最为通行的整理本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而未将彭氏知圣道斋抄本作为底本,是其失误。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臆补了不少原本的阙字,且序跋多有缺失,并不适合作为底本。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虽有大量的阙字,但正反映了所根据的本子的本来面貌;加之文字比较准确,适合作为主要的参校本。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虽是百年前的著作,其校勘的意见至今仍有其价值,值得注意。

“书籍之路”视域下的《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考论

以《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的考证为例,说明中日间存在一条“书籍之路”。《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实为《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的略名,译者为唐代僧人宝思惟,他来洛阳译经之前曾在长安西明寺。结合中日两国后世的佛经目录,分析该经的译者、译时、译地、内容、同经异译状况。最后,从论证经文引用的文献入手,考察中日两国间“书籍之路”的相关问题。

来稿须知

一、来稿必须是首次公开正式发表的论文,特别优秀的稿件原则上不限字数。本刊采用电子投稿方式,来稿需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单位、职称、研究方向、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等信息。二、来稿实行三审制,即初审、外审和终审。审读周期为一个月,逾期未接通知者,可转投他刊。一经发表,即奉相应的稿酬。

[日]近江俊秀:《用海洋解读日本古代史:太平洋的海上交通》

近江俊秀(おおみとしひで)出生于日本宫城县石卷市,是日本考古学家,亦为日本文化厅调查官。石卷市为太平洋沿岸的一座海滨城市,是作者撰写《用海洋解读日本古代史: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的契机所在。本书作者将文献史料与考古学研究成果相结合,探究了弥生时代至平安时代日本东北太平洋海上交通的情况。其结论是:早在弥生时代之前,太平洋航线就已被积极利用,之后虽因倭王政权及律令国家的干涉,这条航线变得时而活跃时而萧疏。但其并未消失过,太平洋沿岸的人们持续利用这条航线进行交流往来。因此,这条海上航线也成为日本太平洋沿岸南北交流的重要交通线。

[美]克里斯·莱恩: 《 波托西:改变世界的白银城市》

白银既是世界各地打破隔绝状态,由封闭走向交流的重要动力,也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把全球串联成整体的主要媒介。位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偏僻的白银城市波托西,在这一动态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为近代早期世界的演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谱写了自身鲜为人知的传奇。本书中,作者以全球史的宏大视野和整体史观,着力于互动视角下波托西地方史书写,讲述了这座白银城市数百年来的兴衰史。

[英]露西·英格里斯:《天堂之奶:一部鸦片全球史》

露西·英格里斯(Lucy Inglis)的Milk of Paradise:A History of Opium Lucy Inglis,Milk of Paradise:A History of Opium,London:Macmillan,2018.于2018年在伦敦出版,该书得到《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作者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的高度评价。后者作为英国历史学家供职于牛津大学,自2016年始为学界广为知悉,这并不是偶然。《天堂之奶:一部鸦片全球史》(下文简称《天堂之奶》)从“多线程历史”的构建到书中第二部分鸦片全球贸易的展开,明显受到了弗兰科潘的影响。该书随后为浙江人民出版社“好望角”书系收录,并在2022年7月翻译后出版。事实上,《天堂之奶》虽然尚未为国内熟知,但却已经在西方诸多报纸杂志中受到关注,《泰晤士报》《今日历史》中的推荐或书评不难被读者找到。作为历史学家的英格里斯,同时在长篇小说领域硕果累累,其出色的叙事技巧在以往的史学著作中也有所体现。Georgian London:Into the Streets Lucy Inglis,Georgian London:Into the Street,London:Penguin,2013.厚描了伦敦的城市景象,或许这也是英格里斯被称为文化史学家的原因。

《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

作者:[韩]李镇汉译者:宋文志李廷青出版发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4年5月内容简介:本书以海洋为空间,考察了从高丽初期到末期(918-1392),在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等中国王朝和日本、大食、琉球等国家的影响下,高丽周边海域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海洋在其中发挥的功能。整个高丽时代,周边海洋较为开放,成为公私贸易和文化交流开展的舞台。通过与中国的贸易,高丽不断接受来自中国的先进文化、制度、器物,这些又通过商船传播到高丽境内各地。对于物资匮乏、农业水平低下的高丽来说,与中国的贸易是其接受先进文化的途径,而促成双方贸易的最大助力就是海洋。

《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移民、使者和物质交流》

作者:陈春晓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12月内容简介: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的元朝和伊利汗国关系密切、交流频繁,这一时期中国文明对伊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本书聚焦蒙元时代中国西迁伊朗的移民群体,以及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的使者,考察他们为中华文明西渐所做的贡献。同时,重点讨论了中国物质文化在伊朗的传播,揭示出中国文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中国制造”为改善古代世界人民的生活贡献了巨大力量。

“海洋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7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以下简称“海交馆”)承办的“海洋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泉州召开。来自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近50家学术机构及单位的200位专家学者参会。

李昕升:《明清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经济地理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214页)史学研究者的基础工作是复原历史场景,揭示历史发展演变脉络,终极工作是解释人类社会为何会走到今天,并为未来的发展道路提供指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找寻学术“空白点”,更需要持续反思已有论题,努力补充、细化、纠正,甚至超越既往“常识”。美洲粮食作物因关涉人口增长、经济结构、环境变迁等重大问题,影响力广泛,历来受到学界重视。

开埠初期上海外滩图像研究(1843—1860)

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滩成为上海港区和对外贸易的中心区域,其形象逐渐出现在口岸图像中。开埠初期的外滩图像多见于外销画。画家普遍采用了来自外滩正对面的观察视角,以黄浦江、江上舟船以及沿岸建筑为主要构图元素,形成了线性平面的程式化构图方式。这些画作融合了西方绘画技法,却又保留着中国传统视觉习惯,具有写实与表征功能,描绘了开埠后上海远洋航运、对外贸易初兴的历史风貌与细节变化,定格了外滩独特的空间形态与人文景观。外滩图像与19世纪前期广州外销画中十三行商馆图像在构图方式上具有相似性,在内容形态上体现出延续性,这反映了五口通商后对外贸易中心的变迁对外销画创作以及口岸城市文化的影响。

明嘉万年间浙直水兵建置研究

嘉靖年间倭乱爆发促使浙江、南直隶沿海一带建成独立水兵。这支兵力由卫所军船与雇募兵船共同组成。浙直战场平定后,战时水兵转化为防倭常备力量。为节省经费,明朝政府采取裁减募兵、抽军补兵方式厘定兵制,使原有卫所军兵、民壮弓兵向新的体系输送人丁等。由于卫所军丁水战能力有限,相比陆兵,明代水兵更依赖招募,兵营中募兵比例逐步上升。万历年间,浙直水兵采取短募与选汰相调剂的办法,维持水兵部队额定编制与有效战力,卫所军余设法以被招募形式进入新的兵员体系。

周思成:《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230页)元日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既是中国政权首次大规模跨海远征日本,亦是日本首次遭受来自海外的大规模进攻。作为忽必烈时期蒙古对外征伐的重要一环,元日战争却让元军两度折戟,为元朝乃至高丽百姓带来了巨大负担。对日本而言,元日战争动摇了镰仓幕府的统治,对日本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清中国的燕窝认识

燕窝是由几种金丝燕属动物筑造的可食用巢穴,产地集中在东南亚。明中期,燕窝进入中国人视野,但当时国人对其知之甚少,对这一新奇事物的了解主要依赖原产地的知识。随着中国与东南亚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往来,商品燕窝及其相关认识陆续传入中国,进一步丰富了国人对它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国人也将燕窝这一舶来品置于传统文化谱系中加以理解,在燕窝的本质、筑巢原料、药物效用等方面发展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认识,使得燕窝以美味佳肴、珍品良药的双重身份在中国大放异彩,并深刻影响了现今国人对燕窝的认识。

1687年朝鲜人金泰璜漂流事件再探

1687年朝鲜人金泰璜等人漂到安南后被清商由海路送还,此后朝鲜政府从陆路将清商送还,清廷则借此机会明确了朝鲜应对中国船只的具体方法。通过分析可知,清商之所以愿意送还金泰璜等人,除了出于人道主义之外,还带有逐利的目的。另外,朝鲜从本国海禁和对清关系角度出发,选择从陆路送还清商,结果促使清廷发咨朝鲜,希望后者能积极应对中国的贸易船,也间接明确了朝鲜应对中国漂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