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扫黑除恶的社会治理——以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为视角

在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严重影响基层政权稳定的严峻形势下,党和国家决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经过三年的全面、深入、系统推进,成效显著,赢得全面胜利。扫黑除恶是国家专门力量直接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但单纯通过刑事司法或综合治理均无法达到深入且快速的良好治理效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反有组织犯罪法》以“四个结合”为治理理念,构建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体系。其具体体现了司法治理与综合治理并重,且重点突出、有机衔接的共治路径及其立法思路。其中,司法治理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细化落实及关联治理机制的体系性完备,综合治理则突出群众路线下治本且治标的综合预防体系健全。通过不断完善的法治来推动常态化、高质效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保障扫黑除恶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有利于促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苏轼的纪行组诗

苏轼纪行组诗一百零六组,在文本形态、内容表现与风格特征三方面有显著的个人特色。这些组诗以记录行旅之间的单个事件为主,除纪行外,频繁叙及游览和社交。在宋诗重说理的风尚影响下,苏轼往往在纪行组诗中抒发一己之情感、阐发深刻的人生哲理。此外,他的纪行组诗不仅能突破传统纪行组诗对于诗人个体的关注,还能做到“情”“景”“事”“理”四者兼备,为唐宋纪行组诗的创作开辟新途。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内涵、时代要求与世界意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谱写了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新”就新在它既是一个新概念、一种新问题,也代表着一种新思维,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建设的深入思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是党的百年文化建设的宏阔升华,它厚植于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融通结合的沃土,体现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追寻。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根本的理论指引、思想指引、精神指引和使命指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深化文明互鉴、推进文化传播,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时代荣光。

使用合规农药能确保农产品“地头”质量安全吗?——基于豇豆农户的扎根理论分析

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首次将小农户施药行为纳入监管范围,进一步厘清农户施药行为的影响机理与因素,有助于政府精准施策。通过对海南3个村32户农民豇豆种植过程的全程蹲点跟踪,对豇豆施药环节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了访谈资料。研究发现:农户施药环节是一个复杂的行为选择过程,即使施用合规农药也不能确保农产品在产地的质量安全。在合规农药视角下影响农户施药行为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是信息渠道,其次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政策强度、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村劳动用工成本。同时,邻里效应在农户施药行为选择中的作用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增加农户用药信息的有效供给渠道,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面检测,坚持为农户提供形式多样的有针对性的有效培训,增加重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键技术供给与推广,加强农产品“优质优价”市场建设的政策建议,并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RECP协议实施背景下提升海南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紧迫性。

资源支持、组织能力与价值创造: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可持续生产的驱动路径

社区互助养老服务何以可持续生产,基于“环境-组织-价值”分析框架,以我国37个社区互助养老典型案例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究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可持续生产的组态驱动路径。研究表明:;(1)外部支持、社区资源、主体协同、制度化水平、技术赋能与价值创造通过组态效应影响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的可持续生产;(2)外部支持与社区资源、制度化水平与技术赋能具有潜在替代性,社区资源和价值创造是组态形成的关键因素;(3)党政统合型、社区自组织型、技术嵌入型和协同驱动型是驱动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可持续生产的4种优化路径。实现社区互助养老服务高水平的可持续生产应坚持系统联动思维,释放多元组态的复合驱动效应,重视社区资源和价值创造的关键作用,选择适宜不同地区发展基础的互助养老模式。

大模型媒介:ChatGPT引发的智能传播革命及其社会影响

ChatGPT作为一种基于海量数据和大规模预训练而形成的具有海量参数的大模型媒介正在全球引发一场新技术的创新扩散,大模型媒介以其强大的对人类自然语言习惯常识性、结构性、对话性文本的理解和生成能力,正在引发一场智能传播革命,从而大大拓展人类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还将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形态和结构,使其变成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行动者”和决定性的“社会权力”。

我国“高空抛坠物”侵权规则适用的三段证成——兼论《民法典》第1254条适用的司法范式

通过检视现行立法规范和实务适用逻辑,针对司法范式缺陷与适用困境,结合民法解释学,在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段结构中论证“高空抛坠物”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有助于提升司法裁判的可预期性。“小前提”系侵权案件事实,“大前提”系《民法典》第1254条之规定,“法律解释”系“大前提”和“小前提”之连结。将法律解释置于“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并推导“结论”的三段论证,有助正本溯源,统一类案之间法律适用。首先,由法律解释确定某法律规范是否适用;其次,通过法律解释规范“大前提”对“小前提”的理解和适用;最后,形成稳定的司法范式得出符合预期的“结论”。

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在大数据与互联网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转型过程也将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利用2015—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水平,并通过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专利产出来体现。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方法分析后,模型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处在东南部区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最后,从企业本身、监管机构以及政府三个角度对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发展提出展望。

旅游地魅力对旅游者忠诚影响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旅游地魅力是近些年被提出和关注的新话题,目前考察旅游地魅力如何影响旅游者忠诚的研究尚少。本研究基于理智人模型、心理连续体模型和期望不一致理论,以享乐幸福感、实现幸福感、地方依赖、地方认同为中介和旅游体验质量为调节,探讨旅游地魅力对旅游者忠诚影响的中介路径和边界条件。通过对旅游者问卷调查获得的444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旅游地魅力对旅游者忠诚没有显著直接影响,享乐幸福感、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在二者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旅游地魅力能提升享乐幸福感和实现幸福感,享乐幸福感会提升旅游者忠诚度,但实现幸福感不会提升旅游者忠诚度;旅游地魅力能增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又能增强旅游者忠诚;旅游体验质量在旅游地魅力与实现幸福感、地方依赖、地方认同的作用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垄断势力视角下平台大数据杀熟的价格歧视机理

大数据杀熟问题近年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大数据杀熟治理的政策文件。然而,诸多法规相互交叉、竞合,给监管执行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大数据杀熟愈演愈烈,导致了消费者群体与涉事平台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和治理大数据杀熟,本文深入分析了垄断势力视角下平台大数据杀熟的价格歧视机理。通过分析,揭示了大数据杀熟的经济逻辑为(:1)垄断势力是形成大数据杀熟的源泉(;2)大数据杀熟本质是不公平的高价价格歧视。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大数据杀熟的本质、认识误区和治理思路进行了分析,指出大数据杀熟治理的关键是反垄断和防欺诈。总之,本研究通过对大数据杀熟垄断势力下价格歧视机理的分析,厘清了大数据杀熟与价格歧视和精准营销的区别,从而为正确认识大数据杀熟和有效抑制大数据杀熟提供参考。

侵犯商业秘密罪评价标准的修正与规范解读

《刑法修正案(十一)》完成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由数额犯到情节犯的全面转型,但未跟进更新的司法解释易使得司法实务将情节犯作数额犯化处理,仅关注数额要素对于犯罪评价的影响。侵犯商业秘密罪所保护的是复合法益:一是商业秘密权利人对商业秘密享有的私权利,二是市场竞争秩序,后者又可还原为具体的个人法益——商业秘密权。以此为逻辑起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评价体系应当坚持区分性、形式与实质相统一、强保护的原则,建构综合评价体系。各要素不可单独作为入罪标准,而应综合考量,建构起以数额要素为主,非数额要素为辅的“情节严重”解释体系。

征稿启事

1.本刊欢迎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原则上不发表各类工作研究,也不发表综述类、鉴赏类、书评类文章。2.本刊常设栏目有“启示与理性”“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研究”“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南海问题研究”“海南文史研究”等,主要发表文、史、哲、经、管、法等学科的学术论文,欢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赐稿。

论我国当事人适格的判断——兼谈《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项的解释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项规定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质上是实体当事人概念,这使得我国当事人适格的研究背景与德日颇为不同。从当事人适格的理论功能看,现有研究将第122条第1项解读为我国当事人适格标准是不妥当的;只有对《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项进行低阶化解释,我国才有探讨当事人适格的理论空间。从文义和体系的角度解释《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项的“本案”和“利害关系”,可以有效降低我国的起诉条件,并创造出当事人适格探讨的理论空间。以比较法上当事人适格判断标准的四个学说为基础,结合我国现代型诉讼的处理模式,可分析并论证管理处分权说作为我国当事人适格判断标准的妥当性。

限缩法定犯适用的证明困境及其出路

在法定犯时代,为避免刑法过度适用减损国家治理整体效果,刑法学界提出了司法限缩方案,希望通过激活违法性认识的适用、严格审查前置的违法性、实质判断法益侵害程度来实现出罪减责。上述主张忽略了司法证明对构成要件的反向制约作用。违法性认识证明困难,决定其应作为责任要素,而非故意要素。行政监管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片面强调司法认定的独立性,否定行政鉴定与行政认定证据资格,不具有现实性。应区分关于专门性问题的报告和行政机关处理决定或意见,对前者参照司法鉴定意见予以规制,将后者归入辅助资料。将个人法益受到侵害作为法定犯构罪的前提,与增设法定犯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立法目的不相适应。抽象危险和具体损害,只有通过反向刑事推定方可建立可转换的联系,从而实现积极出罪。

马克思“机器论片段”语境下的数字技术再反思

马克思“机器论片段”重点论述了机器体系的产生及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所引起的劳动资料技术化、一般智力对象化、固定资本扩大化、人机关系异化等一系列深刻变革。数字技术具有物质技术与社会历史双重属性,其一方面作为人造的“物体系”,克服与弥补人类自身劳动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关系与资本权力的物性表达。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工业时代的“机器悖论”演化为数字时代的“智能悖论”,集中表现为“劳动悖论”“时间悖论”与“解放悖论”。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机器技术思想对我们在数字时代审思数字技术,探索扬弃技术的权力与宰制,消解人与技术的异化关系,使技术真正摆脱压迫、剥削人的工具地位,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增加自由支配时间,促进人类劳动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依然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ChatGPT影响民主的技术逻辑、研判分析及应对策略

ChatGPT的持续爆火再次引起人们对人工智能影响问题的普遍关注。系统研究和评估ChatGPT对民主的影响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ChatGPT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新的里程碑,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其技术扩散嵌入政治领域是影响民主的逻辑起点。ChatGPT既有民主共治、共享、共商、共建的机遇和潜能,也有民主困境、失效、危机、异化、治理和话语权的挑战与风险。ChatGPT通过技术操控侵蚀民主、影响西方民主实施过程,通过话术游说影响民主决策及立法公正性,通过加深数字鸿沟削弱民主治理能力,通过话语权垄断维护西式民主话语霸权。我国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价值设计、政党治理、社会治理、技术治理、素养提升等多个层面,建立和完善针对性的新型多元民主治理体系,用最新科技武装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

比坡与厌坡:比坡文学的生成及其意义

古代作家常自比为东坡或被他人比作东坡,以示对苏轼的认同。另有一些作家厌恶东坡,对东坡作品予以指摘,是比坡的另类样态。比坡与厌坡生成比坡文学。比坡文学在内容上自比、他比东坡;形式上,多模拟、唱和东坡作品;风格上,多与东坡相类。诗论家对比坡文学的批评使比坡文学理论化。比坡文学推进了苏诗经典化,确立了苏轼唯一性,孕育出新的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公法域外适用机制及中国因应研究

公法域外适用衍生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演变,有着经济全球化下独特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背景。其在公法域外适用需求的显现、国家主权观念的转换、公法禁忌原则的突破以及法律形式的嬗变上,具备了一定的存在基础。但是近年来,囿于美国国际法理念的转变,其由原先对严格属地主义的固守转为对国家利益至上的推崇,因而在公法域外适用上愈发地恣意与专断,使公法域外适用存在严重的法律、外交和道德张力。为应对美国公法域外适用,中国须秉承防御与建设共进的思路。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抗衡美国公法域外适用制度的滥用,同时健全中国的反制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梳理总结美国多年来在公法域外适用过程中形成的丰富经验,在此基础上构建完善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中国法域外适用制度。

以“三个务必”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内生逻辑、运行机理与实践要求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大党独有难题”既有自身历史的实践演化,也有世界政党的共性挑战。以“三个务必”这一赓续中国共产党历史传统的优势基因来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大党老党的突出特质。其中,“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乎政党立场和组织凝聚,得以破解大党偏离目标、党内分裂等组织管理难题;“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关乎工作作风和精神品格,得以破解大党能力不足、精神懈怠等执政实效难题;“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关乎政党自我革新的意志和策略,得以破解大党僵化老化、政治生态污浊等存续发展难题。新征程上,必须将“三个务必”视为一个整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历史和现实相衔接、坚持原则和方法相匹配,把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为一个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世界大党。

宋孝宗朝崇苏文风之形成与苏文的传播

孝宗朝由于孝宗皇帝崇苏轼“立天下之大节”,雄视百代,为“一代文章之宗”,故多方推广苏轼文学,采取一系列举措,从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太学文风,也提升了士人尊苏崇苏的热度。孝宗朝将苏轼文学传播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得“淳熙中,崇苏氏”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同时,也为元明清三代以至于今日的苏轼文学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孝宗朝的崇苏又有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延及世人对三苏家教家风的更多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