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教育空间的基本形态、生成逻辑与发展趋势

空间有独特的内在逻辑,承载着社会文化意义,反映了时代特色。教育空间研究为理解数字时代教育变革提供了独特视角。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空间呈现出教育实体空间、教育混合空间及教育虚拟空间互嵌互融的形态,表现了形态转换、实践转移与关系转型的逻辑。不论未来的技术如何更新迭代,教育都要在多元空间中重视保护儿童的生活世界,追求人机协同发展的新模式,秉持以儿童为中心的空间观念并充分发挥儿童的空间主体性。

实境教学在线上国际中文思政教育中的效应研究

在技术赋能、模式创新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时代,基于情境学习和实境学习理论的实境教学成为线上国际中文教学的新型教学模式。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际中文思政教育的主要方式,而实境教学模式可以通过镜头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学习者面前,引发学习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加深其对中文学习的渴望,将思政教育融合在线上国际中文教学之中。这在《四合院》一课的实境教学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实境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广泛性、融合性、扩展性可以充分将语言知识和各种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将思政教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融入语言教学中,且教学效果显著,受到海外中文学习者的欢迎。由此可见,实境教学是对海外中文学习者进行思政教育,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者的有效途径。

经济修辞的基本原则

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修辞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需要应合特定的题旨情境,朝着既定的修辞目标预期而努力。为此,修辞主体(表达者)在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其中有三项最基本的原则,是修辞主体必须要始终牢记并遵循的,这就是:“增量达标”原则、“减量达标”原则和“调控适变”原则。

中国修辞学学科史的建构与开拓——学科演变史的回顾与学术创新路向的探寻

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团队50多年来探索中国修辞学史理论与演变规律的历程表明,陈望道修辞思想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继承、开拓与创新,以及学科方向和力量的凝聚,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该团队已出版的六种修辞学史论著集中体现了以下创新理念和实践,即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史”与“论”的统一,重视修辞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坚持多维度、多层次地研究修辞学史以及注重系统论方法、纵横结合法、点面结合法等重点研究方法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针对性运用。团队协作,以老带新,是该团队研究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另一动因,正是郑子瑜、季羡林、周振甫、胡裕树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合力攻关、薪火相传,才造就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繁花似锦、众芳争艳的景象。回顾历史,更应看到不足,期待后来者共同努力,“指出新条理”“开拓新境界”。

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建设的问题检视与优化策略

加强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建设,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梳理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建设的发展历程可知,我国目前虽具备初步建成较为完善的标准体系、具有一定的自主研发能力等特征,仍存在标准建设的顶层设计有待健全、标准建设不平衡、标准的海外本土化适用度不高、专门用途中文教育标准的研制有待加强、标准建设的理论研究有待深化等突出问题。可以从做好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建设的顶层设计、补齐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建设的短板弱项、加强本土化国际中文教育标准的研发力度、重视专门用途中文教育标准的研制和深化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入推进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建设。

汉语语音喻用类型梳理及有关问题探讨

为推进和深化方兴未艾的语音隐喻和语音转喻研究,在充分调查基础上对汉语语音喻用作了全面梳理,指出汉语语音喻用可以分为八种类型,即:语音隐喻独用型;语音转喻独用型;语音隐喻与语音转喻合用型;语音转喻与概念隐喻合用型;语音转喻与概念转喻合用型;动作隐喻与语音隐喻合用型;动作隐喻与语音转喻合用型;动作转喻与语音转喻合用型。同时就近年有关研究中突出存在的两个问题作了不无必要的探讨,指出谐音喻用的构成基础不是相似联想而是相关联想,不应归于语音隐喻而应归于语音转喻;谐音喻用中的谐体和本体不是起讫关系、常变关系、表里关系,而是手段-目的关系。

“双跨融合”理念下“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育人研究

课程思政建设具有知识教育和价值教育的双重作用。在新时代发展格局下,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发挥知识教育和价值教育的双重功能,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双跨融合”理念与课程思政建设在学理逻辑上具有协同育人的价值耦合性,既可以促进学科专业与思想道德素养的知识融合,也能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力,增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从而起到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要求。在识别“双跨融合”理念对“旅游接待业”课程思政建设新要求的基础上,统筹设计双跨融合目标体系,构建“双元贯通资源库、三师聚力主体群、三轮驱动课堂组和双链协同德育网”等课程思政发展路径。

21世纪以来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演进——基于CNKI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2000-2023)

以2000-2023年CNKI收录的3883篇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相关期刊论文为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共词分析、知识图谱等方法,对其年度分布、期刊分布、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及关键词聚类形成的热点主题进行系统分析后的结果显示:汉语国际传播领域研究成果总体呈增长趋势;载文期刊分布广泛,但高水平期刊较少;稳定持续的核心作者群正在形成;研究机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合作度不足;该领域研究热点集中在孔子学院、“三教”问题、汉语国际传播发展问题以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4个方面;演进历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为促进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不断深入,应在今后加强作者队伍建设,提升研究机构间协同创新水平;强化跨学科意识,研究视角从单一向多元转变;协同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均衡研究方法与范式;兼顾国际化与本土化,鼓励前瞻性研究。

主持人语

梁斌1914年出生于保定蠡县,年少成长时,正值革命风暴在北方风起云涌。受到家乡的“高蠡暴动”(高阳、蠡县)的震撼,又亲历母校“保二师”(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学潮,因此,他很早就开始参加进步活动,加入党组织后,对革命事业更加矢志不渝。梁斌参加了抗战、土改,解放战争后期南下,在襄阳、武汉从事了开辟“新区”的宣传工作。1957年,梁斌推出准备了20多年、此前已经有两个中短篇版本的《红旗谱》,之后,相继出版《播火记》《烽烟图》《翻身记事》,都是根据个人经历创作的。同时,结合自己新世纪剧社抗日文艺活动的经历和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心得,注意到了语言与形式向传统(“民族”)的借鉴。

主持人语

中国侦探小说自晚清翻译引进,一路发展至今,其中有模仿,有创造,有波折,也有分流,面貌可谓复杂多样。本栏专题名为“中国侦探小说及跨媒介研究”,共收录四位青年学者的文章,围绕中国侦探小说史上的四个不同时段而展开。高媛《现代日常中的喜悲惊惧——论民国侦探小说中的“新婚案发”书写》将视线拉回到民国时期,考察中国早期侦探小说和社会风俗、家庭伦理及罪案想象之间的复杂关联,其中回应的根本问题在于当时侦探小说本土化书写的可能与限度。

明代海南知识女性的日常生活

明代海南文化发展进入古代高峰期,知识女性明显增多,著名仕宦丘濬、海瑞等自幼皆受教于寡母。这些具有知识的女性在丈夫去世后,矢志守节,身兼父道、母道、师道于一身。海南知识女性的出现与宋元以降王朝尤其是士人在岭南推行教化分不开,明初海南州县、卫所均建立不同层次的学校,普及推广教育,女性通过不同渠道接受教育。至少自15世纪开始海南已有女性教子读书、创作诗文,表达女性自己的人生体验,明显早于17世纪江南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

比较法与区域国别学:三个理论陷阱

区域国别学为比较法带来新机遇,但掩藏在比较法中的理论缺陷极易在区域国别学中放大,以至给两者的发展和域外法治实践带来消极影响,这种理论缺陷表现为教条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相对主义三个陷阱。比较法应在反思和防范这三种理论陷阱的基础上,为自身与区域国别学的良好结合寻找新的理论,形成兼采功能比较与意义比较方法,以及面向法治现代化的多元主义法律观。

论国际舆论场中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道义制高点

互联网已成为国际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意识形态始终是舆论斗争的主要议题。西方围绕意识形态议题的对华舆论围攻,旨在通过凸显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来构筑遏制中国的“西方围墙”及“世界栅栏”。中国切不可掉入意识形态对抗的话语陷阱,形成与西方为敌、与世界为敌的被动局面。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处理国际纷争,是中国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斗争走出的一条新路。在世界再意识形态化趋势下,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国际公共产品,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面对西方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我们在对内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对外要凸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以此来抓牢国际道义制高点,赢得国际话语权。

中华文化经典融入国际中文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设计

作为新兴学科,国际中文教育要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在内涵建设上也面临新的发展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构建国际中文教育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学科和专业特色为本位,形成相应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教学手段。汉语与中华文化经典存在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和相互证释作用,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融入中华文化经典十分必要。中华文化经典不仅能提供高价值的语言教学资源,起到知识示范性作用,还能引导文化认知,充实教学内容,推动教学方法革新,促进师生教研意识和学术能力的提升,从而产生知识生产性作用。中华文化经典的教学应用可以从资源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测试方式、教师发展等多个角度进行具体设计,从而对国际中文教育发挥其务实作用,具备可操作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行语变迁的分期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行语的历史演进,既与社会变革同频共振,又与传媒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与不同时代人的价值诉求同生共长,又与多元文化相互包容。从历时性的角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行语的演变历程,经历了“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时代、“全民造词”大众文化时代、“泛娱乐化”网络文化时代、“众语喧哗”草根文化时代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流行语在流行语主体、流行语内容、流行语媒介等方面呈现鲜明的时代差异,成为折射社会现实、反映热点事件、彰显社会心态的语言表征。文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行语的发展和变迁进行了系统梳理,参照传媒的发展历程来观察社会流行语的变迁,力求对流行语进行精准的分期,探析流行语内在变化规律,研究流行语背后的文化变迁,以把握时代脉搏,加强流行语的价值引领。

中国学视域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知识体系构建

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世界中国学因为有了中国的参与,使其自身由“外国学”而更新迭代为“文明互鉴之学”。中国学的孕育和诞生,离不开中文的教育与学习。中国学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果实,而交流的起始就是语言的互通。中国学是国际中文教育的战略性先导,国际中文教育是中国学蓬勃发展的基础性支撑。未来国际中文教育的知识体系构建,应该着眼于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聚焦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服务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从加强中文书面语教学、构建中文教育学学科和强调中文的文化交流属性入手,使国际中文教育在文明互鉴的时代能够不断创新发展并行稳致远。

中华文化建设视角下的海口传统歌谣研究

中华文化建设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海口传统歌谣作为一种传统口头文化,记录着海口、海南及中国特殊时期的印记,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被更多地关注。但现阶段,一方面,社会中愈发多元的文化形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冲击着传统歌谣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关于海口传统歌谣的保护与研究还九牛一毛,因此海口传统歌谣研究工作急需跟进。文章提出研究歌谣的“三结构”框架,即以“全国歌谣—地方歌谣—区域歌谣”为视角,觇其在中华文化符号不同体系中的位置。最后结合新海口传统歌谣发展的态势,从自生层面探讨海口传统歌谣在中华文化大背景下承载的更多意义,以使海口传统歌谣这一文化符号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第二个结合”的世界向度——兼论其回答“世界之问”的深层逻辑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一结合论具有鲜明的世界向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世界情势、回答“世界之问”的基本方式。“第二个结合”在面向世界历史中生成,内含着回答“世界之问”的强烈历史主动;集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握世界的理论智慧,彰显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世界担当,显明回答“世界之问”的理论底气;是关于世界变局确定性智慧的根本生成机制,响应着回答“世界之问”的时代呼唤;为在传统与现代的时代会通中、在民族与世界的利益融通中、在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共通中创造美好新世界提供发展启示,供给了回答“世界之问”的中国智慧。

释读梁斌1980年代致唐文斌的26封信

1981—1986年,因工作关系,当时任教于河北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唐文斌与梁斌结缘,并保持了书信联系。唐文斌保留了26通梁斌的书信。唐文斌发掘出了15篇佚作,为梁斌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书信呈现了这个过程。书信保存了梁斌的自我评价,不见于其他文献。梁斌致唐文斌书信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书信对1980年代的梁斌研究来说,是重要的一手史料。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发展:挑战与对策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提出了新文科建设,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战略和文科专业深化改革创新的立足点。通过分析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发展和研究现状可知,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发展面临入口端准入门槛和评估不严、过程端培养方案科学性不足和出口端“专硕不专”“中硕不中”等挑战。结合新文科建设的要求,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今后的发展应把好“五关”,即目标关、思想关、专业关、模式关和课程关,具体包括明确事业和学科发展目标,实施“大思政”、开展“三全育人”,优化专业关系,实现中外研协同发展,创新专业评估模式和培养模式,完善课程和教学体系,依托新科技助力教学提质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