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代人”还是“创新聚人”?——数字金融发展对传统金融业就业的影响

不断发展的数字金融深刻改变着我国现有的金融格局,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数字金融“机器代人”效应,将会缩减传统金融业的就业规模;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创新聚人”效应却会对传统金融业就业规模起到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本文通过城市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业就业规模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金融业总体的就业影响更多是“机器代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金融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失业的风险,应该理性看待数字金融带来的金融智能化发展模式,并积极适应金融智能化转型。

国外央行两轮危机干预措施对夯实现代中央银行财务基础的启示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的冲击,主要国家央行实施大量“救市”政策,导致资产负债表急速扩张。两轮危机情况缓和后,各国央行纷纷开启缩表进程,同时面临资产负债表管理、财务风险防控、货币政策有效性保持、未来危机应对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本文通过比较两轮危机期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主要央行财务状况的变化,分析这些央行在危机期间“救市”措施带来的宏观效益和财务风险成本,从如何完善现代中央银行财务治理基础的角度提出三方面启示建议。

以金融高水平开放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是关键一招。本文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我国金融高水平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从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上海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开放三方面详细分析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难点堵点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深化,已形成直接入市和互联互通两种模式,在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要求下,我国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应遵循直接入市模式为主、互联互通模式为辅的路径安排。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有限以及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阻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断巩固提升,但其自身的双重特征以及中美关系变化、疫后金融市场萎缩等因素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挑战。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跨境资本双向流动不断增强,国际收支更加平衡稳健,中国特色资本账户开放之路行稳致远。最后,本文从深化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加强上海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提高跨境资本风险应对能力和走好中国特色资本账户开放之路三个方面为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双支柱”调控框架演进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包商银行风险处置为例

本文对“双支柱”政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双支柱”调控框架随经济金融深化发展而不断完善,并逐渐从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为主向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重转变。同时,通过包商银行案例分析可知,利用“双支柱”政策防范、化解和处置金融风险关键在于:一是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管理,隔离实体经济和金融板块关联风险,防范风险在经济金融领域之间相互传染;二是及时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并通过窗口指导、发布公告等手段防范金融风险发生跨机构、跨市场传染;三是要协调各方责任主体,压实出险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责任,共同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

世界主要自贸港金融开放路径对海南的启示

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成熟自贸港在金融支持港区建设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和共同规律。在借鉴这些共同经验的基础上,也要充分把握海南自贸港在金融发展水平、开放程度、法律监管体系以及目标定位等方面的中国特色。以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制度创新为抓手,做好自贸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五篇大文章”,是海南封关运作关键之年的重要任务,也是自贸港为全国更大范围、更高水平金融开放探索可复制推广经验的重要使命。

我国金融服务负面清单开放的最新进展——基于中国—尼加拉瓜自贸协定的比较分析

负面清单开放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普遍采用的方式。2024年1月,中国—尼加拉瓜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我国在国际自贸协定中的首张金融服务负面清单落地。中尼金融负面清单在形式上既与RCEP、CPTPP中的负面清单存在相似之处,又与这些负面清单以及我国自主发布的负面清单有不同之处,作为我国首张在国际自贸协定中金融负面清单的试验性特点,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同时,也进行了中国特色的制度规则创新。在我国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中,推进金融服务负面清单开放应把握好投资准入限制措施数量与开放程度的关系、自主开放与协定开放的关系、自贸协定签约国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对外协定与国内立法的关系、高水平开放与特殊领域保护的关系、先行先试与普遍开放的关系。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2010—2021年中国109家商业银行的数据,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分析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机制检验表明,银行利用数字技术获取海量信息,绘制用户画像,构建大数据征信体系,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信贷风险,从而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会增强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东部地区银行或小规模银行风险承担的降低效果更好。本文扩展了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银行风险承担这一作用机制,为商业银行合理推进数字化转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理论参考。

智慧城市与海绵城市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16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智慧城市与海绵城市双试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双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试点政策实施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碳减排,并且碳减排效果要强于智慧城市单试点和海绵城市单试点,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碳减排具有协同效应,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双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市类型异质性,对中部地区与资源型城市的碳减排效应更有效;双试点政策能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促进城市碳减排。

大金融科技行业风险识别与溢出效应测度

近年来,大型科技公司凭借资本、技术、平台优势,与金融业加速融合,成为跨界混业的新型大金融科技行业。科技行业逐步金融化,加剧了新旧金融风险叠加、衍化和传染溢出。本文从“太大而不能倒”和“太关联而不能倒”双维角度出发,选取2015一2022年银行、证券、保险及港股科技指数作为样本,建立DCC-GARCH-CoVaR模型并结合风险溢出路径,对中国大金融科技行业的风险情况进行识别与评估。结果表明:大金融科技行业收益率波动大于传统金融业;大金融科技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的动态关联性处于较高水平,与银行业动态相关性相对较低;大金融科技行业与传统金融业风险溢出效应有双向性,且呈现不对称性,其中前者风险溢出更为显著,存在明显时变性。本文认为,要有效防范大金融科技行业风险滋生与溢出,必须树立先进监管理念,建立大金融科技行业反垄断机制,改进大金融科技行业监管模式。

东盟各国金融发展差异及深化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建议

东盟各国的金融发展在实体经济基础、金融深化程度、金融机构体系、资本市场规模、金融监管制度、汇率制度安排、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市场开放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在外资金融机构进入、跨境证券投资、双边货币合作、金融监管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前深化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具有战略性和迫切性,但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注重解决贸易和投资层面出现金融需求,完善合作机制并发挥RCEP效应,并将海南自贸港作为重要平台。

新年致辞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学会,向全省金融系统的各位同仁,向关心和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向《海南金融》广大读者、作者及审稿专家致以最诚挚的感谢与祝福,祝大家新春快乐,幸福安康!

比特币现货ETF对数字资产融入现代金融体系的启示——基于灰度胜诉的分析

灰度于2021年10月首次申请将封闭式基金GBTC转为交易所交易基金,但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再否决,法院2023年8月裁定灰度胜诉,并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重新审查灰度的申请。最终,2024年1月证券交易委员会已批准包括Grayscale等在内的11支比特币现货ETF。本文基于案例分析的方法探究了灰度胜诉带来的启示并对未来进行展望,比特币现货ETF的批准不但提升了加密货币作为合法金融资产的认可度,同时也为研究数字资产如何融入现代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人口老龄化对寿险行业的影响分析:基于精算学视角的产品结构优化与定价策略探讨

作为保险经营的科学基础,精算学是人寿保险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立足人口老龄化趋势,以保险精算为切入点来研究老龄人口结构变迁对寿险行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首先梳理日本寿险业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探索实践,进而从精算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老龄化对人身险产品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寿险产品由两全险向健康险转型,并呈现出保单数量增加、平均保额下降的趋势;此外,死亡率改善和疾病发生率攀升使得以死亡为理赔责任的传统寿险费率下降,以生存为给付条件的年金费率上升,以及补偿医疗费用的健康险费率上升。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寿险公司应增加健康类产品开发,重视小家庭团体险组合配置,同时积极探索“保险+康养”的新保险模式,不断探索差异化定价策略并采取精细化管理方法;政府应协助打通医院与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壁垒,共同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下我国碳排放权担保融资法律问题探析

碳市场中的碳排放权担保融资活动是碳金融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以碳排放权为标的进行担保一方面能够帮助企业提升其碳资产价值和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能够帮助其节约融资成本。通过梳理我国现行碳排放权担保制度的发展状况,概括出目前我国存在着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不明确、碳排放权的担保方式不统一、碳排放权的担保业务规则缺乏统一规范以及碳排放权担保过程的监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基于此,明确碳排放权法律性质、规范法律框架和担保方式、建立统一的运作规则、注重市场活力的激发、完善监管体系、加强能力建设提高企业碳资产管理水平,进而促进“双碳”目标以及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必要性及其构想研究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取得了空前发展,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也日趋加深。2020年,为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健康发展,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2022年3月,中信金融控股公司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我国首批持牌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自此金融控股公司作为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重要形式正式进入金融监管主体名库。长久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资本充足率等经营风险,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则较少论述。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提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开展消保工作的必要性,并就现行制度下,如何从公司治理层面规范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进行构想。

数字人民币在数据资产交易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数字货币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人民币(DCEP)在数据资产交易领域的应用和风险管理已成为金融工程的重要研究议题。本文深入探讨了数字人民币作为法定数字货币的特性、在电子支付领域的应用,以及在数据资产交易中的角色和潜力。重点关注数字人民币在数据资产交易中的应用模式、效率和相关风险,并提出了有效的风险管理框架。研究发现,数字人民币显著提升了数据资产交易的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增强了安全性和透明度。然而,数字人民币在此领域也面临市场、操作和信用等多种风险。为此,本文从技术创新、法规制定、市场监管、风险教育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数字人民币在数据资产交易中的健康发展。

商业银行场景生态图谱与场景金融发展对策研究

场景金融是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方向,将金融服务与生活场景相结合,能够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服务质量。商业银行与场景生态主体合作建设场景、与金融科技公司及专业公司运营的场景合作,可发挥各自优势,推出创新产品,提高效率,优化服务流程,且可以通过风险共担,降低经营风险。商业银行场景金融发展需关注用户体验、场景设计和金融产品创新,通过结合生活场景,满足个性化需求,实现金融服务场景化、生活化,创造更多商业机会。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仍然严重。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金融门槛,优化资源配置,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11—2020年全国各省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普惠金融对于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另外,我国普惠金融指标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作用具有地域差异性,尤其是东、中部地区之间的负向效应更加显著。最终,以上述实证结果为依据,提出增加对乡村地区的贷款投资、提升“数字普惠”的服务能力及层次、促进数字化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有效融合和互补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数字化转型作用下,企业整体产业链显示出不同于传统技术的优势,驱动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本文使用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并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相应指标来剖析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对企业TFP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在内生性、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可知,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与供应链整合实现对产业链整合效率的提升,从而实现企业TFP的提升。异质性检验可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TFP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地区与非国有企业与中更显著。

金融监管中的行为助推:理论追溯及实践探索

助推理论以行为科学为基础,旨在克服行为化市场失灵,为政府监管搭建新的图景。助推理论是学科研究范式变革的产物,已被用于金融监管实践,作为有益的补充,其本质上属于软家长式管理,具有低成本、非强制性的特点,彰显特殊的工具属性。助推在我国的运用潜力和阻力共存,为应对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方面的理论质疑及操作难题,进一步提升助推理论的运用空间和效用,应在助推措施中嵌入价值引导、以比例原则作为规范向度、完善效益评估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