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科期刊繁荣发展的十大对策

在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工作形势任务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也更加繁重。人文社科期刊作为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传播学术成果与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责任。面对新形势与新要求,社科期刊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情况。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可从出版能力、融合发展、人才队伍、传播渠道、学术环境等五个方面调整期刊发展策略,通过聚焦实际,服务大局;调整定位,特色办刊;创新思路,学科融合;数字出版,聚合发展;编研结合,以编为主;学术引路,扶持优青;渠道扩展,扩大传播;规范审稿,公平发表;健全评价,健康引导;学术共建,优势互补等十大举措,助推学术繁荣发展,期刊高质量发展,打造具有强大学术引领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期刊。

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

农村人口动态、生育观念与意愿对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国家长久稳定以及乡村振兴工作意义重大。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少子化”问题加剧;大量育龄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地区生育潜力日益衰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婚育观念的转变,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且在不同地域、性别、世代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促进生育的多项政策中,农村育龄人口最为关注的是住房和养老政策、就业政策以及针对多孩家庭的生育津贴和推动教育公平的举措,表明农村人口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政策的适应性、阶段性、差异性等特征,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民族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为中心

自我实现预言广泛存在于个体和社会领域,在族群和民族现象中的影响尤其突出,这就要求民族研究要有高度的反思性和理论自觉意识。以顾颉刚为例,他对个体、社会、历史层面的自我实现预言有深刻的认识,对民族现象中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尤其是对中国大一统和华夷一体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形成中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这种认识促使他放弃“古史辨”的民族话语、方法和立场,自觉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时中国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相结合,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仍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典范。

《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双重阐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主题,是在把握资本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揭示资本逻辑的同时超越资本逻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资本的生产资料属性和社会关系本质,把资本逻辑阐释为相互规定的两个层次:一是以利益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中心的增殖逻辑;一是以支配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中心的权力逻辑。资本在自我运动中通过攫取自然与统治自然、价值增殖与生命操控、价值实现与欲望支配,完成了对物质系统、社会系统以及欲望系统的吸纳,成为不断增殖的价值和不断扩张的权力。正是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的相互促进,资本发展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绝对主体”,呈现为不断上升的“双螺旋结构”,并最终塑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和文明形态。资本逻辑所包括的文明性和自反性决定了其被扬弃和超越的命运,同时也呼唤着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文明形态。

文化生态的概念及其运用

文化生态是一个由人类学家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概念,通过在小规模的原始人群中的经验检验后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大规模而复杂的现代社会。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文化生态成为中文学术中比较活跃的多学科概念之一,在运用上给人很强的混乱之感。我们在此尝试理出两种主要的运用方式:一是文化生态学的运用,通过在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中寻找文化现象的生态原因来解释文化的发生及其变迁;一是社会科学多学科的运用,通过把文化的内部和外部的全部关系视为一种系统性的生态来整体呈现文化对象。前者采用生态的本来义,生态是指自然生态;后者采用生态的比拟义,生态是指自然、社会和文化之间有机联系的整体。文化生态概念的广泛运用可以被理解为以更强的物质性、在地性、实践性保持着文化概念在当代社会的活力。

孤立他人——起源、机制与演变

孤立他人行为是生命自组织排异机制的异化。现代社会的孤立演化为日常政治博弈模式,更普泛的孤立是隐性的心理活动。这是一个迄今未能揭露与反思的深层社会哲学领域。孤立的核心是人格贬斥,由此指示了当代社会科学核心概念的“社会排斥”的深度起源。孤立异己的群体习俗压制自由个体人格与创新,并导致共同体帮派化与封闭僵化。反思与揭露孤立反现代化性质,同时指向中国现代化“和谐社会”目标的制度机制建设。现代社会分工与市场交换,包含着偏重于个体竞争的流行理解所忽略的伦理涵义:基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和个性解放所形成的差异性,不仅激发竞争,而且在个体之间形成了互补依赖和相互吸引的内在团结需要。以信息交往为核心的当代社会将这一方向提升为普遍依赖机制。自由人格个体的现代理念并非个人主义,而是社会集体凝聚力与创新生命的内在机制。排斥性孤立及其封闭共同体从而不再拥有现代化制度基础。

养老机构发展的法律规制:理论基础与法制完善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深入推进的社会背景下,破解养老机构发展现实困境亟需提升规范化发展程度。人权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及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分别构成养老机构发展的一般理论基础和特殊理论基础,公益性与盈利性分别为机构养老服务的一般法律属性和特殊法律属性。针对养老机构发展监管规范不健全、风险防控规范不完善、新型养老模式应用规范缺位等既存突出问题,应将激励性监管与惩戒性监管相结合,优化养老机构监管机制,健全养老机构市场退出规范;提升养老机构发展产业政策理性,细化养老机构与入住老年人权利义务规范,优化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制度等,以完善养老机构发展风险防控规范;健全机构智慧养老及医养结合养老规范,以保障机构新型养老模式有序发展。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学、文化与文明——以屈原、《楚辞》与端午节的教学传播为例

文学、文化、文明是国际中文教育的三个重要向度。屈原、《楚辞》与端午节作为凝结中国文学、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大中文”理念下国际中文教育的经典案例。国际中文教育中传播推广屈原、《楚辞》与端午节文化,在留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中华民族更好地走向世界与古今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屈原、《楚辞》与端午节的教学传播中,应坚持当代性原则、人文性原则、会通性原则与针对性原则,以恰当、切实的教学方法实现屈原、《楚辞》与端午节的有效传播。

三星堆文明的资源体系与交流网络

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商周青铜时代的诸多共性,但也具有古蜀文明的特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考古学样本。三星堆文明的资源体系十分宏大,涉及青铜、象牙、玉器、黄金、朱砂、海贝等许多种类,这些资源在商周时期极为重要,其来源体现出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程度和古蜀国家的控制能力。三星堆文明的资源体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政治统治和广泛的交流网络之上,是古蜀王国国家与文明形成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三星堆考古发现重绘了世界上古文明的知识图谱。

“开山令”——袍哥起源的传说、神话和历史

所谓“令”,就是“令集”,是袍哥在各种仪式场合中所诵读的诗句。《开山令》讲述了他们自己认为的“历史”,“我们”从哪里来的故事,以及他们的理念和信仰。现在已经无法确认他们所讲述的所谓的历史,有多少真实的,多少是传说。但是可以根据袍哥的各种文献,梳理各种袍哥起源的说法,考察袍哥怎样认识他们自己的过去,怎样讲述他们组织的来源,怎样把这种来源变成为他们自我形象塑造和身份认同的资源。通过制造神话来建构历史有着非常实用的功效。对组织来说,需要建立认同;对成员来说,需要精神激励,至于那些故事的历史真实,几乎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故事,一种叙事方法,一种精神寄托。这些皆可以用于与国家权力进行对抗,以及在暴力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袍哥组织建立了一整套话语体系,把自己与历史的某些传说、神话和历史联系在一起。这些创造帮助了他们的组织的发展,而且把他们凝聚起来,与国家权力进行搏斗。

从虚拟到现实:网络游戏用户合作行为迁移研究的兴起与探索

虚拟世界来临,人类新的合作空间与社会困境并行出现。研究虚拟世界中人类的合作行为与规律以及虚拟世界合作对现实世界合作的迁移影响,成为智能社会时代的前沿议题。对网络游戏分析场景进行了研究,以虚拟世界的合作行为以及行为迁移现象为分析目标,揭示网络游戏用户合作行为虚拟现实迁移议题的研究兴起、过程与学科视角,探讨网络游戏通过虚拟合作化身等微观心理路径影响用户在游戏内外的合作行为的作用路径、机制与边界条件;提出并阐释“普罗透斯效应”理论在虚拟现实情境下用户行为迁移研究议题的一般性解释力;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围绕“学科分析交叉,真实场景丰富、样本范围扩大,研究方法多样”等方向,对“普罗透斯效应”理论进行宽视角、跨文化、大样本、多方法的实证研究与模型修正研究。

国际技术标准竞争:政策逻辑、现实约束及趋势展望

当前国际技术标准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或更新标准化战略。由于自身位势和目标的不同,中美欧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竞争的政策逻辑存在明显差异。而各国政策意图的实现,受到国际技术标准形成规律的约束,包括国际标准的公共品属性、企业主导的标准制定机制、国内标准化的制度惯性以及国家间的产业内分工关系等。在主观意图与客观规律的两相作用下,国际技术标准竞争呈现出三大趋势:国内层面公私合作不断强化;国际层面标准联盟成为战略工具;全球层面技术标准体系可能产生分化。在当前“逆全球化”及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环境下,中国应制定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竞争的正确策略。

从《文心雕龙》《文选》视角详析司马迁对于“文”的认识

司马迁关于“文”的认识,除了发愤著书以外,还表现在《史记》某些篇章之中,他大致勾勒了在《诗》之后,屈《骚》之兴起,以及继《骚》而蔚为大观的辞赋之衍生与发展,总体叙述在汉初长江流域自中游到下游的演进踪迹,涉及吴王、淮南王及梁孝王几个藩国之文人集团,其间诸如枚乘、严忌、邹阳及司马相如等亮相于前汉之文坛,在整体历史叙事之中,文也骎骎乎作为重要的精神活动与生产呈现于后世读者之眼前,它是民族发展进程中不可忽缺的一环,也是构成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板块。司马迁还关注文之技巧的早熟,譬如关于事类和丽辞等,透过特定人物,司马迁已经意识到这些技巧对于文书写之重要性,从而“文”之独立意识也得以确立。关于《史记》之“文”的定义,在《文心雕龙》《文选》中得到回应,从文笔之辨可以看到司马迁深刻的影响,故鲁迅“无韵之《离骚》”已经揭示太史公于文的前瞻意识。

杜甫诗中的特殊句式

杜甫诗中的特殊句式和散文差别较大,如果不了解这些特殊句式,就会影响诗的阅读和理解。杜甫诗中的特殊句式主要有六类。一是特殊话题句,其结构是“话题+V+NP”,话题可以是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形容词词组在语义上可读作“V+NP+(之)+话题”。二是特殊“兼语句”,即一个普通动词带一个宾语,而在宾语后面又出现一个形容词,和前面的宾语构成主谓关系。三是关系语处于特定位置。如果关系语出现在通常主语、宾语所在的位置上,或者关系语插入句中,往往会引起误解。四是倒装句。在杜诗的注释中常有人提到“倒装”。仔细分析,很多都不是倒装。真正的倒装是有的,但不太多。五是连贯句。唐诗一般是两句一联,一联之中的两句,是两个独立的句子。但杜甫诗中,有的一联才是一个句子,上句和下句要连起来读,我们把它称为“连贯句”。六是二联相续。杜甫诗中有“一与三相续,二与四相续”和“一与四相续,二与三相续”两种情况。当然,诗词的语言毕竟是一种艺术的语言,有些句子高度凝缩,很难做出清晰的句子分析。

魏晋佛学三大流派之判教

在魏晋时玄佛合流的大潮中所形成的三大佛学派别“本无宗”、“心无宗”和“即色宗”,由开始的借老庄和玄学来“格义”到逐渐摆脱玄学影响而更多地吸收印度佛学因素,接力棒式地走过了一个“由玄入佛”的过程。其中,支遁的“即色宗”作为最后一站,容纳了道安“本无宗”的观点,但去掉了从老庄接过来的“生”之比喻,将“无”理解为“空”;继而又把“心无宗”(连同它的各支脉)也当作自身的一个环节,但并不把“幻化”、“梦觉”和“缘会”等等看作仅仅是消极的东西,而是看作进入“本无”境界的必要的环节。这就完成了对所有六家七宗的综合和总结,在这一逻辑进程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作用,最终则是建立起了一个层次丰富、解释合理、内容全面的大乘空宗学说。但其中仍然不够通透之处在于,在对“色”的理解上仍然是外在地为它找根据,而没有从自否定的眼光把它自身理解为“不自色”的根据,受到僧肇的批评。

新文学教育早期实践中的学生力量——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为中心

长期以来,青年学生在中国新文学教育早期实践中的贡献被忽视。朱自清1929年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被认为是新文学学科及新文学教育的正式起点。在新文学进入清华课堂的过程中,主导者杨振声、朱自清始终重视青年学生的力量,保证他们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学生则通过“中国文学会”这个社团平台在课程体系调整、聘请新文学作家授课等方面踊跃建言献策,主动参与新文学教育,积极从事新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成为推动新文学学院化的重要合力之一。重新发现被“遮蔽”的学生的作用,有助于补正新文学学科史、学术史及文学教育史。

春节研究——新年节日群的内在结构与演变

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一视角看,古代中国的很多节日都不是孤立的节日,而是一个个“节日群”。将以春节为中心的诸多节日作为一个节日群,结合实证史学和结构分析两种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会看到这个于中国古代最大的节日群,与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具有同构性,是融象数于一体的节日复合体。在新年节日群的形成过程中,首先存在一个从南北朝至唐朝的旧模式。这一模式与月相变化相关,以“七”为核心结构要素,存在着初一至初七的“神圣的七天”。另一个是我们今天仍旧在使用的新模式。这一模式与星辰循环相关,以兼容“七”“五”为结构特征,并存在着初一至初五的“神圣的五天”。比较新旧两种模式,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春节的新模式,实际上是新年节日群历史上不断被精简的结果。精简后的新年节日群节期更集中,内容更凝练,其主体部分内含着年的循环、月的循环、日辰(星辰)循环这三条线索。这三条线索经纬交错,共同组合形成我们今天新年的核心节俗。

由“贯天人”到“赅中西”——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

1840年以降,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学习无疑有着对抗顽固派、启蒙民智、建构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性等目的。也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能更好地认识到中国近代比较文学为何在还未“学科化”之时就已经“早熟”地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从学理上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之间存在着直接而又复杂的联系。作为近代文化转型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特征,中国比较文学发生期相关人物的成就与相关文献体现出由“贯天人”到“赅中西”的嬗变,并且经由此种嬗变,把“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和“近代文化转型”两个事件勾连在一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学人在近代文化转型的历程中,受到近代文化转型前期代表人物林纾、严复的影响,在“贯天人”到“赅中西”的嬗变道路上前进得更远。这种嬗变也体现出西方舶来的所谓“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思想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进程中的渗透与萌发,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学衡派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同时,这些思想的渗透与萌发也表现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时代与地域特征,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虽仍处于萌芽阶段,但多方面坚持不懈的探索,为下一阶段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与初兴夯实了基础。由“贯天人”到“赅中西”,“发生转型论”之启蒙性与完成度,对于今日走向世界文学的国际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方法论建构意义深远。

论乡贤的信义义务

乡贤信义义务作为信义义务规范的扩张,意在从法律角度超越乡贤研究专注道德评判的模糊性。这种法律扩张是基于乡贤恪守信义的法理而产生的次第性规范重塑行动:首先,乡贤与信义的关联,源自人们对乡贤德才兼备的价值认知;继而,该价值通过乡贤惠及乡里的私法行为得以具化,受诚信原则的强行性约束;最终,从诚信原则到法律规范,意味着乡贤对乡民负担必要的信义义务。在我国乡村社会,优位的乡贤与弱位的乡民是一种事实状态,根据信义法的一般法则,乡贤在涉及乡民的特定法律关系中应履行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但现实中,践行信义义务并非坦途,存在着诸如乡贤的法律定位失准及其信任危机所导致的规范陷阱等风险。为此,乡贤的信义义务应予以调适,既满足一般信义规范的共性,又要契合我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即不仅在形式上肯定乡贤信义义务合同条款型与组织制度型的共存,而且在履行上尝试建立以规制不当利益为中心的忠实义务判断标准和以行使合理权能为中心的注意义务判断标准。

姜戴己:按礼分工的春秋女哲

姜戴己(敬姜)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女哲学家。她不仅比孟子早两百多年提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命题,并且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劳动分工理论,涉及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工、劳心者内部的分工和男女之间的分工。孔子对姜戴己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其“知礼”。由此,姜戴己的思想体现了“分工以礼”即“按礼分工”的劳动分工原则,从而揭示了劳动分工与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仅如此,姜戴己还指出了劳动分工乃是道德的基础。进一步说,姜戴己不仅“从礼”,与孔子的“从周”一致;而且还有“非古”一面,亦与孔子的“礼有损益”思想一致,并且进而触及了出自仁爱的“缘情制礼”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