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机基础课程建设与教育教学思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与机器的角色,探索如何利用这些技术赋能教育,使其成为推动教育变革的重要引擎,共同塑造数字教育教学的新模式。中国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从早期最基本的计算机办公操作能力的普及阶段,到强调信息技术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再到突出计算思维的培养,这一过程揭示了计算机基础教育在适应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中的变革。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推动了信息获取的便捷性,也对知识的深度理解、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华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利用AI赋能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清华大学课程案例不仅反映了AI技术在教学设计中的创新应用,也体现了教育工作者面对AI技术的角色转变,即从传统的知识传递转变为学习引导,以及“教师、AI助教”协作教学。面对AI技术的挑战与机遇,教育界需不断探索和适应,以促进学生和教师共同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创新的挑战与进路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人类带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成为教育者认识、改造教育世界的重要伙伴,有望助力教育改革创新,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本文首先探讨了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作为新知识、新动能之于教育的重要意义。其次,阐明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创新面临的现实挑战,包括教育本质的新思考、人智协同的新图景、教育基础设施的新要求、教育伦理的新风险、教育公平的新鸿沟。最后,从“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两方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创新的未来进路提出了启示。

链接地方与全球: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基于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发展治理人才培养实践的研究

当前中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在专业知识层面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将中国经验学理化,进而融入全球知识的潮流中,从而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方案。源于美国的从“精英外语人才”到“区域问题专家”再到“全球胜任力”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以关注“全球知识”为核心,中国全球治理人才专业知识培养理念与路径则另辟蹊径,注重链接地方知识与全球知识,即要求新型人才既熟悉扎根中国基层的实地发展经验,又具备全球治理的全局视野。在此时代召唤下,中国农业大学在过去十几年中探索出一条链接地方与全球的双轨实践育人新模式,这一模式源自学校一批前沿发展研究者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来”到21世纪初开始“走出去”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位置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自主性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自觉性的生成。本文基于此案例,分析贯穿课堂学习和实践学习的“地方-全球”双轨实践人才培养模式,并指出中国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理念与路径需关照“中国实践”与“全球视野”两个面向,注重地方-全球双重知识的链接,从而逐步探索出全球南方国家贡献全球治理的积极有为方案。

从“教育救国”到“教育强国”:教育与国家关系的话语演变

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近代中国陷入了民族危亡之中,为了“救亡图存”,教育救国运动兴起,但没有成功。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教育在这一历史跃进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教育立国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科教兴国强调教育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服务,教育强国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面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支撑。

论教育强国价值的国家逻辑:以教强国模型构建

新时代背景下的“教育强国”国家重大战略寄托着党和国家对于通过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殷切期望和深沉期待。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模型建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国家安全稳定、兴旺发达、文明昌盛、人才济济和具有强大国际权威的高水平大国,依赖于安全能力、核心技术创新力、文化软实力、人才竞争力与全球领导力五个核心国家能力的支撑。国家逻辑视角下教育强国价值实质就是以教强国,即通过教育凝聚支持国家发展的五个核心能力,实现以教安邦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以教兴国促进国家兴旺发达、以教育才满足国家人才需要、以教化人建设国家精神文明、以教立世塑造国家国际权威,最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由此构成以教强国模型。以教强国是教育的个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教育性价值统一于国家发展、回应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其所内嵌的“教育-国家能力-国家水平”的价值链揭示了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的深刻关系,展现了“教育为国”的使命担当。

教育强国战略视域下职业素养的时代意蕴与培育路径

职业素养是成人之本、立业之基,堪称无用之大用的“软技能”,是职场成功的第一力量,既是影响职校生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员工胜任力的职业标准,决定职场发展和人生高度,成为企业超越知识与技术的核心竞争力。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在对劳动者体能、知识、技能要求有所降低的同时,对其职业素养要求却不断提升,技能转型推动劳动者终身学习,从传统社会注重“做事先做人”到现代社会强调“职业素养影响一生成就”,与职校“重技能轻素养”现状不相匹配。为此,职业教育要由重“一技之长”转变为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在传承“工匠精神”的基础上提升综合素质,把职业素养教育作为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体系上中专本整体构建;内容上伴随职业生涯与时俱进;途径上渗入行规企业文化,有效沟通学校生活和工作世界;方法上职业素养与技能学习融合,学思践悟技能文明,以良好的职业素养让职校生化茧成蝶,成为高素质技能人才。

全球南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图景、当下关切与中国作为

全球南方作为一股新的力量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正日益增强。当前,全球南方高等教育已经从依附中崛起,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增长引擎,但依然面临知识生产能力不足、边缘处境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等问题。面向未来,全球南方高等教育应坚持内源性发展,着力构建多元多层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广泛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使高等教育发展立足于本国经济社会需求、服务于全球知识网络竞争力的提升。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应深化和升级南南高等教育合作,促进全球南方高等教育发展,推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构筑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

荷兰天才儿童的早期发现与培养机制探析

荷兰具有高度分层的教育体系,其天才教育的政策演进经历了发端期、探索期和创新期三个阶段。荷兰基于卡特尔-霍恩-卡罗尔理论和交叉电池评估方法的相关理念,在天才儿童的早期发现和甄选机制上,主要采用智力测试、非语言能力测试和创造力测试等识别工具;同时将来自教师、家长、同伴和学生本人等多方主体的提名视为识别高天赋学生的另一种有效渠道。荷兰对于天才儿童主要采用隔离式和融合式两种安置方式,并通过加速和充实两种模式对其进行培养。荷兰天才儿童早期发现和培养机制的经验及特征体现在:贯彻天才教育新理念并关注潜在的天才儿童;倡导融合教育为主的安置方式以兼顾天才儿童和普通儿童的共同发展;基于趋同差异化和发散差异化两种策略优化培养模式;面向天才儿童开展循证教学以确保培养效果的可持续性。

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研究

本文厘清了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产生的制度渊源和兴起动因,分析现代大学书院制的西方理论溯源和中国因应实践,讨论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建构模式和各类功能定位。论文揭示出中国现代大学的建构模式呈现外在多样化,而内核趋于模仿性同构;培养定位存在多重培养功能,但核心定位模糊;组织定位下,书院处于双院组织中,双院协同难;文化定位中,书院处于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职业文化与通识文化的多维冲突中;课程定位缺乏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在此基础上,论文从精神内涵、组织机构、内生动力、社会认可等方面指出了我国现代大学书院制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本文通过深入剖析现代大学书院制的理论与实践,旨在为我国自主构建现代大学书院体系提出参考和建议。

大学治理模式演变与国际发展趋势

本研究首先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大学治理研究框架,将社会、政府和市场视为主要外部因素,并同时考虑了大学层面和学院/系层面的学术和行政系统。其次,通过相关案例总结了五种大学治理模式(A型至E型),深入描述了各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产生和变化的背景。第三,通过国际比较揭示了全球大学治理的趋同化特征,诸如政府干预增强、院校自主性提升,大学领导角色和治理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等。最后,对今后学术研究、政策制定以及院校实践提出了多方面的启示。

认知·关系·情感:以三维框架重构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

教师在智能时代的意义更加凸显。本文从认知、关系、情感三个维度构建教师角色框架,符合时代发展和教育目的要求,以已有研究为依据,阐明三个维度互为途径,共为目的的辩证统一关系。针对现实中认知失衡和情感缺失导致的教育异化问题,从关系维度入手推进实施教师的三维角色框架,阐明关系的本质是权力,通过核心反思和共同体建设构建积极关系,进一步明确教师是认知提升者、关系构建者和情感激发者,并提出教师三维角色框架推动教师教育改革的路径。

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差异:从城乡之间到城乡之内

本研究采用CGSS2018的微观数据,对城乡及其内部家庭经济社会阶层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差异进行探讨,并重点比较城乡与家庭社会阶层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结果表明: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1)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机会差异持续存在,但逐渐转变为以家庭社会阶层差异为核心的城乡之内的多元层级关系;(2)整体而言,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之间机会差异显著,优势阶层家庭与中等阶层和弱势阶层家庭之间机会差异显著;(3)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期,城乡之间的机会差异总体不明显,但城乡内部机会差异不断拉大;城镇优势阶层家庭、农村优势阶层和农村弱势阶层家庭的机会均有所增加,尤其农村优势阶层家庭在精英高校的入学机会上增幅最为明显;与此相反,城镇弱势阶层家庭和农村中等阶层家庭的机会获得性却在不断降低。可见,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教育公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带来了新增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在城乡内部社会阶层间分配格局的变化,并有可能产生新的机会不平等。建议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注重差异性公平的政策价值取向、实现教育精准扶贫。

美国STEM人才培养战略探析——基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两份五年战略规划的分析

为增强国家科研实力,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长期探索STEM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通过对其2018年与2022年战略规划中与STEM人才培养相关内容的解构与重构,发现美国近十年在STEM领域人才培养的工作重心在于:打造科研创新生态系统以培养多功能型STEM人才,挖掘非正式教育在STEM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以及推广参与式研究。规划的相关内容为我国如何更好地培养理工科人才以推动科技创新、提高国家科研实力提供了四个方面的借鉴:突出政府部门统筹规划作用,构建“官-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系统;挖掘非正式教育的补充作用,探索“正式教育+非正式教育”的双重人才培养路径;坚持教育强国战略,完善理工科人才培养双循环格局;抓住AI发展机遇,长线布局数据密集型科学人才培养。

教育的创新效应研究:理论逻辑与中国经验

基于2000-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企业员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创新能力越强;教育的创新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第二产业、高科技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人力资本聚集效应是教育的创新效应得以激发的重要机制。未来,应以强化教育的创新效应为主线,重塑生产人力资本的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推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发展,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为实现高技能劳动力的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创造有利条件;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将高技能劳动力更多地配置到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第二产业、高科技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

倍增高质量发展: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融合

高等教育是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点和制高点,承载着自主培养人才、推动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使命,而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是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倍增效应,当前三者在协同发展上还存在不足,因此需要政产学研用合作育人、校企合作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以及多主体协作提升国际竞争力。

心理健康教育的新诠释:教育效能视角

新时代大力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能,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心理健康教育效能即学生、教师、管理者和学校有效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能力,它是心理健康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从“教育效能”破题,以中职学校和高等学校调研数据为依据,从心理健康教育效能的目标、内容和评价指标,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的教育实施效能和教育管理效能入手,对心理健康教育的丰富内涵进行了重新诠释:学生是心理健康教育效能的第一受益者,教师是心理健康教育效能的主要贡献者,管理者是心理健康教育效能的核心设计者,学校是心理健康教育效能的萃集大成者。坚持不懈追求心理健康教育效能应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初心”和主旨。

一种平视的比较教育研究

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是所有中国人的“教育梦”。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擘画了蓝图与框架,提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和行动方案。而刘惠琴等学者研究出版的《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比较》一书。

“新师范”建设:打造校地协同伙伴关系——以华南师范大学创建国家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为例

“新师范”建设是广东省教师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行动,其中,构建有效的校地协同伙伴关系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文章以华南师范大学在该行动中创建国家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的实践探索为案例,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五维嵌入”的构建机理。“新师范”建设高校要打造校地协同伙伴关系,应在结构嵌入上形成发展共同体,组织与推动人员互聘以链接信息、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在政治嵌入上通过签订具有契约性质的合作协议筑牢校地政治关系;在文化嵌入上融独创理念于培训和打造品牌文化论坛以实现先进文化传播和分享;在业务嵌入上以具有标识性的独特模式创新整合校地资源和优势进入各方主导的教育业务供应链;在技术嵌入上通过传递与应用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以满足地方教师教育智能化需要并为校地教育合作过程赋能。

大学促进可持续发展:价值、实践与反思

大学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立足作为一种哲学建构、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和作为一种教育实践三个立场阐释大学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价值意蕴。为更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大学需要在课程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展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科研创新,提供高质量教师培训,构建跨机构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机制。大学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仅是适应社会或者作为一个额外的任务去推进,更应当成为一座灯塔,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导航。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史阐释--《美国学院与大学史》译序

虽然弗里德里克·鲁道夫自己在《美国学院与大学史》书后“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史”中将美国高等教育史的编撰起点追溯至1887年至1903年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指导编写的“美国教育史丛书”中的高等教育史著作,如《威廉与玛丽学院》(1887)、《托马斯·杰斐逊与弗吉尼亚大学》(1888)、《联邦和州高等教育资助史》(1890)、《美国师范学校思想的兴起与发展》(1891)、《本杰明·富兰克林与宾夕法尼亚大学》(1893),以及亚当斯的《美国学院与大学史研究》(1887)等;而且在此书出版前,也有查尔斯·瑟温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06)、约翰·布鲁贝克和威利斯·鲁迪的《转型中的美国高等教育:1636一1956》(1958)等著作面世,但《美国学院与大学史》依然被公认为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全面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史的阐释性著作,它也因此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学术热潮兴起的经典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