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遗对外翻译传播人才的能力构成要素与培养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智慧和精神的结晶。如何对外翻译传播非遗,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已成为高校翻译专业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对外翻译传播的视角,梳理非遗翻译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究非遗翻译传播能力构成要素、传播效果评估方法以及高水平应用型对外翻译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促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新时代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新目标,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方向。要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高等教育法治化建设,着重厘清政府、高校、社会三大主体的权责和相互权责关系,实现高教治理主体的多元形态、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有效合理的协同治理结构,落实依法治教方针。推进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需要正视面临的新问题,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最大程度激发高校自主办学的主动性与创新性,为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想环境条件。

“双减”政策执行阻滞:发生逻辑与消解策略

“减负”政策执行难是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在“双减”政策实践中表现为:基层政策表演式执行、选择式执行以及抵抗式执行。从“利益结构-社会文化-参与主体”三重维度对政策执行阻滞的发生逻辑进行诠释发现:政策执行的利益结构:成本分散-利益集中,社会文化:不平等的职业观与功利化的教育观,参与主体:行政吸纳社会、利益主体失语,这三重因素共同导致了政策执行阻滞的生成。本研究基于“嵌入理论”,从价值观念嵌入、执行方式嵌入、社会参与嵌入和监管模式嵌入等四个方面提出执行阻滞的消解策略。

乡村旅游地民宿经营者咨询网络结构特征研究

乡村民宿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而民宿经营者的咨询网络是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以张家界龙尾巴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形式收集数据,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该村民宿经营者的咨询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龙尾巴村民宿经营者咨询网络规模较小、密度较低,经营者M6处在网络的中心位置;民宿经营者之间形成了6个派系,显现出一定的内部凝聚性,但部分接近中心度高的经营者呈现出较低的度数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M6、M8、M10、M1、M7等民宿经营者处于结构洞位置,具有信息获取和传播的优势。为了优化咨询网络结构、促进乡村民宿发展,龙尾巴村要吸引多元主体参与民宿发展,加强咨询网络内外部联系,加深经营主体之间的战略合作。

苦尽甘来:子女数量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子女数量与家庭经济行为息息相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抚养阶段子女数量增加会通过提高养育成本、降低劳动供给、改变资产配置增加家庭财务脆弱性,其中城市家庭更为显著。而父母在体制内工作、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金融素养的家庭则不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成年子女数量增加显著降低了家庭财务脆弱性,呈现出苦尽甘来的生命周期特征。从而,完善生育保障体系、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对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旅游中原真性感知对出游渴望的影响——旅游涉入和收入预期的调节作用

基于后后现代主义视角,借鉴唤醒理论,以实验研究方法探究了原真性感知对情绪唤醒和旅游者出游渴望的影响。实验一表明创造性真实感知和现实性真实感知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实验二表明相对于现实性真实感知,创造性真实感知对旅游者情绪唤醒的影响更强;实验三和实验四分别验证了旅游涉入和收入预期在红色文化原真性感知和情绪唤醒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为红色旅游发展提供了从后后现代主义视角观察原真性感知的思路,认为可以通过科技和艺术手段来增强红色文化原真性感知体验感。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研学旅行的逻辑理路与铸魂育人机制

扎实推进长征沿线红色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充分激发红色基因铸魂育人价值功能,是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和建好用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路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红色研学旅行发展密切关联,遵循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理论逻辑、文化惠民和旅游为民的历史逻辑、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实践逻辑。当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研学旅行发展现状与铸魂育人之需尚存差距,如实践育人动力不强、课程体系建设薄弱、师资队伍参差不齐、教学质量评估不足、安全出游存有隐患、保障能力有待提升等。未来,亟须从育人理念、师资建设、课程体系、质量评估、旅游安全和要素支撑等方面着力,系统构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研学旅行铸魂育人长效推进机制,以助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数字基础设施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践行与彰显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基于2011—2019年五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借助“宽带中国”战略准自然实验,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家庭收入,而且还有效抑制了收入差距。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加创业机会、就业机会,提高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创业效应”和“就业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家庭收入效应在城市、城镇化率高的地区,年龄中等、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中更为显著,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

营商环境能提升返乡创业企业发展质量吗?

实现乡村振兴,改善农村地区营商环境至关重要。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吸引大批劳动力返乡创业,同时也有助于培育高质量的返乡创业企业。基于2019年全国2139家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研究营商环境对返乡创业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能显著提升返乡创业企业发展质量;机制分析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企业数字化经营能力来提升返乡创业企业发展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对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我国中西部地区和第二产业中的返乡创业企业以及中小型返乡创业企业而言,良好的营商环境更有助于提升其发展质量。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切实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营商环境全面优化,做好科学规划、分类指导,落实完善差别化扶持政策,精准发力;同时结合企业规模、产业层次、价值类型特点制定针对性重点扶持政策,助推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制度视角下全面从严治党的体系、逻辑与效能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部署。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不仅贯穿始终,而且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从制度视角分析,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由结构与功能不同的各项制度组成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蕴含着全面从严治党所内含的体现在价值、规范与执行三个维度上的制度逻辑,其效能在于实现了党的价值原则与政治实践的有机统一,构建起以党的长期执政为核心的国家秩序,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内在驱动力。

权力概念的法学定位——兼论全球化时代的法益分析范式

“right”形同实异的一词多义现象,囿于宽泛的“能力”说,只看到权力和权利的共同性而无视其根本差异,权力和权利在一定条件下的可相互转换性,导致人们长期以来误把“权力”混同或归属于“权利”。法律思维的日益精细和法律观念的不断分化;“把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共识;作为现代法治灵魂的“权利本位论”,唯有在“权力”独立于“权利”以及“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四位一体的思维坐标中才能凸显其真正的意义和精髓;这些因素决定了权力概念成为法学独立范畴的必要性。萨尔蒙德和霍菲尔德的分析法学图式,虽然有些琐碎和似是而非,但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法律分析及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较为充分地区分了“权力”和“权利”,初步意识到“法益”的本体地位,从而为我们构建全球化时代的法益分析范式奠定了基础。如果说现象层面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分析方法主要服务于法律实务,那么深究法律本体、相对繁复的法益分析范式,则主要着眼于法学的体系性学理建设及其逻辑自洽检验。

论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与法典回应

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与环境责任的专门性要求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应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专门化构建。国外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主要体现为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专门法院附设ADR机制、专门的民间性环境ADR机制三种样态。我国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应朝着引入中立评估、重塑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激活环境仲裁、健全生态磋商、探索设立新型环境ADR机构等方向努力。同时,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也应在法典中得到回应,明确专门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过劳”问题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创造了大量蕴含数字技术赋能的新就业形态,催生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一特殊群体。由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时间的灵活性与工资薪酬的计件式等特征,引发了该群体的普遍“过劳”问题。劳动者长期“过劳”,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悖,同时折射出我国在劳动法治领域的不足。我国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过劳”问题规制上因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缺失、劳动基准的不明、劳动保障与劳动救济的边缘化,导致了对“过劳”问题规制的现实困境。应当从完善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关的劳动法律法规、构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标准体系、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切实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过劳”问题。

“她”综艺女性形象的叙事悖论

近年来,“她”综艺节目凭借对大龄女性追梦的聚焦在一众女性综艺中脱颖而出,但一些节目高开低走的趋势说明它试图在价值导向上打破传统社会性别隐喻的尝试仍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些节目通过叙事方式重建的女性形象一边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帜试图建立新的话语,一边在男权话语的凝视下显露着旧秩序的痕迹,在叙事框架、叙事主题、叙事话语、叙事符号上存在着明显的叙事悖论,导致节目最后不但没有建立新的女性形象,反而因固化的性别观念表现为女性形象的刻板再建构。

国有经济如何影响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该影响是国有经济工资溢出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国有经济比重较低时,其工资溢出效应是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方面;当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时,其效率损失效应在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国有企业有更高工资或更低效率时,国有经济提升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会增强。当劳动力供给充足或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会下降。因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持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基于空间正义的分析

空间正义是一种城乡空间发展及社会正义问题在空间上的投射,是对社会空间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征程中维护公平正义的基本遵循,可以通过相应的顶层设计与价值引领实现城乡发展成果共享。立足于新时代发展背景,从空间正义内涵及特性出发,正视乡村空间非正义现实,并基于乡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对客观规律的充分尊重、空间权益的有效保障和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空间正义需要,从宏观层面的空间制度的顶层设计、中观层面的空间分配的公平正义和微观层面的空间生产的均衡配置等三个层次,构建推进共同富裕的空间分析维度,并阐述其在中国语境下的逻辑理路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同构性,为我国乡村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参考。在空间正义视域下,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总体思路与实践路向在于:坚持群众需求的价值导向,树立空间生产为人民的正义观;构建完善的空间分配格局,发挥促进公平正义的最大效用;加快制度创新与改革,保障乡村地区居民的空间权益;尊重乡村差异性文化,打造正义性的多元空间文化。

“挤入”抑或“挤出”:财政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影响——基于家庭债务异质性视角

深刻理解家庭债务异质性背景下财政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这对政府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具有重要价值。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和2018年三轮面板数据,以及2006—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家庭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财政转移支付的消费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挤入了家庭消费,随着家庭债务水平的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的挤入效应减弱,且家庭债务异质性导致的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财政转移支付冲击的反应存在差异;家庭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财政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影响可通过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两个渠道发挥作用;不同区域的家庭债务水平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消费效应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政府应该考虑区域债务水平的差异来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并合理控制家庭部门杠杆水平,降低家庭经济风险,提振消费。

毛泽东谈话中的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探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话中就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阐析,主要包括:领导建设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决策发展尖端武器,筹划领导三线建设;狠抓军事训练,聚力练兵备战;坚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继承发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品读毛泽东这些谈话,不仅有利于研究和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政治涵养、人格魅力、语言艺术,而且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论弥尔顿对荷马史诗传统中女性之“他者”定位的改写——以《伊利亚特》和《失乐园》为例

荷马在其被视为“西方最古老的史诗”《伊利亚特》里将女性人物定位为“他者”,由此开启西方史诗对女性的“自我”之探索。在西方史诗史上,随着史诗从“原始史诗”向“文学史诗”发展,史诗里的女性形象慢慢脱离“他者”而向“自我”演进。本文在分析“原始史诗”之代表《伊利亚特》中女性人物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弥尔顿在“文学史诗之冠”《失乐园》中改写了荷马史诗传统中女性之“他者”定位。首先,《失乐园》的史诗英雄虽名为亚当夏娃之整体,但很大程度上乃史诗中唯一的女性夏娃之个体,弥尔顿在塑造史诗英雄的过程中将其主要关注锁定在夏娃身上。其次,诗人始终突显夏娃的“自我”,不仅展示了夏娃因“原初自我”中的“自恋”“自傲”而堕落的经过,而且呈现了夏娃通过“自省”“自知”“自赎”而将“自我”重构为“生态自我”并获得精神再生的过程。女性人物在史诗中的重新定位是弥尔顿对史诗传统的重要贡献之一。

党和国家监督贯通协调机制研究

党和国家监督贯通协调机制,是权力监督与权利监督的功能互补和有机结合,是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即党的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理论的制度成果。党和国家监督贯通协调机制总体架构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党内监督主导机制以及纪检监察监督统筹机制来支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涵盖党对监督体系中的各个监督要素的全面领导,是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党内监督主导机制是监督体系中各类监督的方向引领和重要示范。纪检监察统筹机制的功能是:跟进和落实党内监督、保障和接受人大监督、指导和衔接行政监督、衔接和加强司法监督、保障和支持民主监督、接受和引导群众监督及舆论监督、整合和协调审计财会统计监督力量,使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效能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