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十年考:传播体系、社会治理与自主知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媒体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十年来我国各级主流媒体改革创新,开辟了中国媒体发展的特色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融合发展围绕内容建设这一根本,经历了从技术先手突破到管理创新一体,从现代传播体系到聚焦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过程。媒体融合十年的经验在于:在目标导向层面,通过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在过程导向层面,通过守正创新推动传播体系现代化;在功能导向层面,通过价值升级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导向层面,通过中国特色新闻实践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阶段性总结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媒体融合的重点和趋势,为未来的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参考,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从人才培养目标追溯出版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高质量发展的出版业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重要推动力量。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编辑出版人才,人才培养需要塑造其能力结构,而能力结构要由出版学知识体系支撑,建构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知识体系需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文史哲等六个学科的基础知识、出版原理等四门课程、非出版专业的理论课程、编辑实践课、专业实践课等六个板块,以此形成“亦”字形的知识体系。

我国数字出版研究综述(2003-2023年)

以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3—2023年我国数字出版研究领域的2451篇论文进行分析,梳理我国数字出版研究的现状,总结数字出版研究热点、路径与方法,并展望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以期为数字出版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性建议。

出版在哪里?——基于书史研究的粗浅思考

书史研究学科林立,各自割据一方:达恩顿的书籍社会传播模式有整合之意,且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也遭到了同道批评;基此,亚当斯与巴克提出一个重书籍自身而不是传播的新研究范式。这些不同的研究及其范式,恰可为我们思考出版提供启示。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通过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不同出版模式做一辨析,同时分析我国出版研究与书史研究的某些同异,提出以“出版性”为视野,以出版物质技术为条件,既看到出版的共性,又关注到不同物质技术带来的出版范式之不同,由此可以从历史观照现实,将传播出版化,探索构建数字时代的出版新模式。

我们该如何理解“数字共通”:基于媒介哲学的批判

建基于“共享、共鸣与共通”的“数字沟通”是对当下数字平台交流秩序建构的一种努力,不过,这一基于社会学合理化理论探索的概念并没有跟上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变革。一方面,这个概念说不清是先有共通的规则和逻辑还是先有遵循共通规则和逻辑的主体;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对数字平台上因数字技术生成的无主体性的交往形式理解不够深刻。在这个动荡的生成性数字时代,人们看到的所谓共通秩序,不过是通过自身的逻辑抓取的“技术图像”,在杂乱无序中寻求的自我安慰。只要身处数字交往中,人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混乱和无意义就是当今人类交往的境况。

从情感投射到数码情感:数字景观中人机交往的情感嬗变

伴随数字交往的革命浪潮,人机间的生存联结正在逐渐趋向日常化。其中,情感作为重要的黏合剂,在推动人机交往,构建紧密交织的社会形态过程中扮演必要角色。通过对人机交往中情感生成模式及其历史演变的深入考察,在传统的情感投射之上,我们提出建立在复杂技术系统基础上与多元数字交往者间的数码情感机制。后者标志着人机情感交往在元宇宙背景下的深化与演进,亦揭示了对数字时代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思考的未来朝向。当前,数字社会的各类符号在相互关联指涉与重复循环中进一步演化迭奏,激发情感的内爆。这一内爆加剧了数字社会情感的复杂性,模糊了情感的人类本源,使情感经验的生成与接受更为异化但也更加多元丰富。

《现代出版》征稿启事

《现代出版》是教育部主管、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现代出版》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学术性刊物。为适应当前编辑出版行业发展趋势,更多关注行业现象、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服务行业发展,本刊决定开设《出版观察》专栏,现面向学界和业界诚征佳作,组织刊发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现代出版》征稿启事

《现代出版》是教育部主管、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现代出版》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学术性刊物。为适应当前编辑出版行业发展趋势,更多关注行业现象、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服务行业发展,本刊决定开设《出版观察》专栏,现面向学界和业界诚征佳作,组织刊发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现代出版》征稿启事

《现代出版》是教育部主管、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现代出版》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学术性刊物。为适应当前编辑出版行业发展趋势,更多关注行业现象、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服务行业发展,本刊决定开设《出版观察》专栏,现面向学界和业界诚征佳作,组织刊发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现代出版》征稿启事

《现代出版》是教育部主管、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现代出版》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学术性刊物。为适应当前编辑出版行业发展趋势,更多关注行业现象、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服务行业发展,本刊决定开设《出版观察》专栏,现面向学界和业界诚征佳作,组织刊发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何种媒介,哪类知识:试析作为知识媒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作为知识媒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全新的智能知识媒介。作为知识媒介,它具有突出的“生成—媒介性”:与传统知识媒介相比,它是天然的媒介物(技术物与媒介物的合一);在生成与连接的相互作用之下,它成为“数字欲望机器”,“三重生成”(自身的纵向生成与横向生成以及自动知识生成)使它成为“超级知识媒介”。但是,如今的智能知识媒介仍然没有意识,更谈不上主体性,它的知识实践仍然是人类主导(人类激发和牵引)的知识生成—传播系统,与人类“意识—思”之知识相比,其知识乃是一种“无意识—用”之知识。智能知识媒介生成知识固然对人类知识实践有诸多好处,但其对人类主体性的弱化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长期、潜在的影响,也同样引人深思。

让“人是目的”成为伟大的政治信仰——关于人工智能与政治传播关系的省思

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传播层面的重要议题,围绕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已经开始形成基于不同政治制度和治理理念的“国际政治话语”。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其作用和影响已经超越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及衣食住行,深深地植入了维护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政治”的深处,亟须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予以关注。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多维度、多层面的“福祉”;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伦理层面的道德担忧、哲学深度的精神担忧和政治层面的自由担忧。现在学界业界对人工智能的负面风险已经开始预警,化解风险的种种“对策之道”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最有效的“方略”应该是:树立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正确认知,在认知观念上坚定地为人工智能立“道德之法”,立“政治之法”,立“哲学信仰”。

论以知识为内容的出版--兼答出版在哪里

通过梳理书史研究、传播研究和信息学研究中与出版有关的成果,从分析出版的内容入手,解释出版活动的本质,重新定义出版,提出一个以知识为核心的相对独立的分析框架,为出版学理论的构建提供新的思路。

起伏不定的情感:生命历程视域下的粉丝持续性认同研究

粉丝行为不是随着年龄增长被抛却的青春期执迷,粉丝身份以及生活方式可能伴随人的一生。因此有必要从长时段的、生命历程的视角理解粉丝行为和身份认同,通过自传性叙事访谈及生命故事线方法,深入粉丝的持续性认同心理过程。粉丝认同的发展轨迹呈现出水平、渐变和波折三种发展轨迹,在这个过程中,粉丝除了获得娱乐性满足之外,还获取传记共鸣,且更倾向于在粉丝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粉丝的崇拜心理经历了“从娱乐到意义”的变迁,持续性的偶像崇拜有助于他们在娱乐中获得“共鸣”的体验以应对生命危机,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获得自我连续性,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通过突破静态的、猎奇的审视视角,力图为理解粉丝文化提供生命历程、持续性的过程视域。

从超级电脑到虚拟小镇:“人工智能代理”的媒介考古

ChatGPT爆火后,老牌巨头、后起新锐纷纷涌入大语言模型赛道,掀起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代理热潮。实际上,人工智能代理并不是一个新兴概念,其历史可追溯至互联网诞生之初,其蕴含于过往的媒介想象中,经历了从理念建构到实践落地的范式转型。可借鉴媒介考古学的媒介史研究视角,通过重访与串联那些未被重视的历史细节,勾勒关于人工智能代理的媒介想象与传播史线索。新近涌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代理的技术路线与平台模式呈现若干特征。围绕人工智能代理展开的媒介实践史生动地呈现了新旧媒介的交错、纠缠与融合。如今,被视为“下一个平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代理本质上是大语言模型范式的实体化产物,其开发与应用深嵌于以算力资源为核心的基础设施网络,而后者早已呈现日益深化的平台化趋势。

出版大趋势:基于利益相关方等多维视角的预测

出版趋势的预测能够为出版未来发展提供可借鉴思考的决策性支持。数智时代,出版的载体形态将超越传统的物理介质而变得愈加丰富。“书非书”,其本质只是内容载体。智能化内容生成范式的出现,使作者不再是内容创造的唯一主体,出版业也不再是作者选择内容传播的必选项。读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逐渐从以往的学习者身份转变为“玩家”身份,更享受内容的“悦读”,形成了浅层次、非线性、功利性和体验式的阅读趋向。出版人需在秉持“政治家办报”精神的基础上谋求出版经济效益的增值。出版业则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产业再定位,从当前的加工工业转变为创意产业,以“出版+科技+创意”的形式激发产业的创新活力。

智能重构传播生态:内容生成的范式演进与智能交互的未来构想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改变传媒业既有格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虚拟数字人与AI智能体(AI Agent)的深度融合,正在构建集智能创造、生动呈现与自主交互于一体的全新传媒生态体系。作为革新媒介内容生成方式的“最强大脑”,AIGC颠覆了传统的内容创作范式。作为AIGC智慧输出的具象化载体,虚拟数字人扮演着“智能身体”的角色。AIGC与虚拟数字人的结合,共同构筑了AI智能体这一更为高阶的智能形态。未来,多AI智能体将会进一步构建协作模式,驱动传媒业态转型,塑造传媒生态的智慧未来与价值共创的新篇章。

论数字共通中的共鸣关系

数字共通建构了主体与世界之间的一种双向互动的共鸣关系,并使在两个或多个独立实体之间形成对话成为可能。对话鼓励差异,包容各种针锋相对的讨论,也包括“悬置”和暂时的远离。“数字共通”是观念和意见得以碰撞的“共鸣室”,是充满活力、能够自我更新的“共鸣室”。为理解数字共通中的共鸣关系,讨论了共显、数字共通中复数的共鸣关系、数字共通中共鸣关系遭受的阻力。数字共通体现在主体与世界的互动共鸣关系上,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交往模式。数字共通中的复杂共鸣关系,不仅超出了概念或设想的边界,是一次深刻的存在变迁,还是一种文化的潮流。

现实何以“增强”:传统文化“双创”的AR景观生成及其场景叙事

数字媒介技术通过对场景的激活、配置与再造,使场景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要素,深度参与文本的叙事进程。当场景上升为一种主导性的叙事要素与变量时,场景叙事便成为一种新兴的叙事形式。基于增强现实(AR)技术的场景叙事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叙事方案。AR叙事本质上是一种增强场景叙事,即将AR技术生成的AR图像叠加到真实环境中,形成一种虚实融合的AR景观。传统文化“双创”的增强场景叙事,主要体现为三种“增强”方案:一是基于符号展示场景的增强情景叙事,即AR技术有助于重返文化发生的“现场”,并重构文化存在的“形式”;二是基于文化空间场景的增强位置叙事,具体包含AR地点景观、AR路线景观和AR区域景观的生成;三是基于日常生活场景的增强环境叙事,主要体现为情境式AR阅读、环绕式AR滤镜和沉浸式AR娱乐实践。

传媒艺术学学科人工智能转型的趋势与路径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从底层走向端口,各类艺术形态趋于传媒化的互相兼容,并融汇成跨学科跨领域联通的知识体系,驱动传媒艺术学学科驶入新一轮“大航海时代”。纵观传媒艺术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技术在机械、电子、数字、智能等方面,由隐性到显现地作用于传媒艺术,深刻影响其形态和传播方式,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传媒艺术带来新质生产力,也推动了学科知识体系及其内涵的重构。在此变革下,自觉把握这一学科“地理大发现”的挑战与机遇,尽早预判和发现传媒艺术学学科“新大陆”,从人才底层厚植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反拨可能出现的学科“殖民”现象,在已来的未来技术情境中开掘传媒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路径,对中国传媒艺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