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史研究》征稿启事

《盐业史研究》由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盐业协会主办,创刊于1986年(前身为1976年创刊的《井盐史通讯》),是专门刊发盐业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现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扩展期刊、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学术期刊、首届四川省社科一级期刊。

利益驱动:盐业史中盐政与州县行政关系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盐业史研究涌现大量优秀成果,不少制度规定得以厘清,关于制度的运作、实践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在这一背景下,大力发展地区盐业的研究,不仅有必要,而且是进一步提升盐业史研究水平的一个可行方向。这首先是因为唐后期以来,历朝历代皆分区行盐,各盐区不仅盐政制度有异,制度的运作、实践也各有特点。

《盐业史研究》征稿启事

《盐业史研究》由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盐业协会主办,创刊于1986年(前身为1976年创刊的《井盐史通讯》),是专门刊发盐业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现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扩展期刊、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学术期刊、首届四川省社科一级期刊。

告作者及读者书

尊敬的作者及读者朋友:《盐业史研究》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以盐为研究对象的办刊宗旨,刊发具有理论高度、学术深度和社会广度的最新研究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盐学学科体系,繁荣发展中国学术。在广大作者及读者的鼎力支持下,《盐业史研究》于2023年再次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扩展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并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明清淮南盐场灶河的维护与水利纠纷——以海安牙桥坝为例

传统时期,盐场地区存在着盐场和州县两个具有明确管辖范围和职责的行政管理单位,二者在水利等跨区域的问题上则有协作的需要。灶河原为淮南盐场转运水道,明代一般由盐场官员负责维护,清代则在王朝国家盐场管理思路的改变下由商人主导疏浚。当事关两个行政管理单位利益时,灶河的疏浚则会引起州县官员甚至更高级别官员的重视。海安牙桥徐家坝启闭的争议,从明末一直延续到清中叶,这不仅是盐运与州县灌溉的水利矛盾,更反映了上游州县与下游州县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

破坏与建设:论张謇盐业改革之道

盐乃国之重器,关系着国计民生。张謇关注盐业改革三十余年,始终遵循“破坏与建设”并行的改革之道:破坏两淮盐业生产之“散”,主张建厂聚煎,统一管理;破坏专商引岸制度,主张就场征税,自由贸易;破坏产盐区划,主张因地制宜,盐垦兼营。围场聚制、就场征税、垦进盐退,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张謇对盐业改革的深远考量。仔细审视张謇的盐业改革方案和实践,他的改革从未单纯停留在“破坏”旧有体系,相反,他对于“建设”成效怀有强烈的热情和期待,旨在通过改革实现更加高效和公平的盐业生产和管理体系,从而解决国计民生问题。

市场联结与要素流动:开中盐法对明代西南边疆市场的影响

西南边疆是明代开中盐法实施的重点区域,开中盐法的推行在充溢边饷的同时也为边疆市场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政府制定差异化的中盐则例,形成了一种市场力量,引发内地商业资本和商人群体等经济要素向边疆地区流动,为边疆市场发展注入了经济活力。在开中盐法的吸引下,有不少内地商人进入云贵地区落地生根,撬动了西南边疆粮食市场的发展,同时也培育了本地商人群体。在内地商人与本地商人这两个市场主体的共同作用下,西南边疆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内地市场的联系也逐步加强。

明清山东食盐运销网络与地方社会

明清山东食盐运输水路与陆路结合,舳舻相接的水路与车马辐辏的陆路交错相通。其运输网络包括三条线路:一是沿大清河或小清河溯流西行,在沿线的关卡、码头和盐园地区分运,如蒲台批验所、泺口批验所、南桥、黄台桥,再继续沿河溯流水运,或向北向南陆运入境;二是沿运河南下北向,在运河沿线的关所、码头和盐园分运,如阿城、安居、南阳、夏镇,再继续沿河水运,或向东向西陆运入境;三是自沿海盐场直接陆运至境内,如大多数票地。水陆联运的综合运输网络,既保证了山东全境,以及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部分地区的食盐问题,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自贡井盐生产工具与技艺——竹笕输卤系统

竹笕输卤系统是自贡盐场传统井盐生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综合利用晚清民国时期的盐业志书、盐场调查报告、盐务报刊、地方志、历史图片,结合田野调查,探析自贡盐场竹笕输卤产生的背景、竹笕制作安设及其主要装置和笕业,揭示自贡盐场竹笕及其输卤系统的基本面貌,为竹笕输卤技艺的保护、保存和再利用提供基础依据。

从方志书写看西南边疆国家认同——以清代三部《白盐井志》编纂为例

在雍正、乾隆和光绪三部《白盐井志》的修纂中,修志者通过强调白盐井盐业与中央王朝历史、财赋、边疆秩序的关系,突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以儒家礼仪教化的书写强化王朝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在边疆民众心中的地位。同时,又以淡化夷夏与整合信仰的叙事手段,重塑地方文化意识,将白盐井地区复杂多元的文化、信仰纳入到大一统王朝的叙事之中。清代云南盐井志的编纂是王朝国家在治理边疆方面的重要文化手段与方式,同时也是清代政治文化建构在边疆社会中的体现,此举极大地促进了西南边疆社会民众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

碑刻材料所见蒙元时期盐场司官吏设置

蒙元时期高度重视盐场管理,成宗元贞元年(1295)开始场司改革,大盐场由正九品管勾司升为从七品司令司。《元史·百官志》《元典章》对场司改革前后盐场职官设置有相关记载,但存在错漏,正史对场司吏员几乎没有记载。随着这一时期碑刻材料的发现和整理,很多涉及盐场职官的材料证实始于成宗时期的场司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司令司职官设置与《元史·百官志》记载也存在差异。同时,碑刻新材料还复原了盐场吏员的设置和管理体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盐区多民族交融的路径及功能——基于滇西云龙县的考察

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西南各盐区较为普遍的现象。盐是理解大理西部云龙县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要素。盐的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始终将云龙境内的各民族整合在王朝国家治理下的边疆社会之中,形成“反客为主”“落地生根”“中介传播”三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典型路径。盐的特殊性,将政治控制、市场交换和文化繁荣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体现国家在场,实现地方和国家互动;以盐井开发和利用为目的,实现资源共享和文化相通,增强民族团结;盐区各民族语言相互学习与吸收,进一步增进民族感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铜盐经济与中国早期西南边疆的形成与变动

在中国古代全时期,铜矿和井盐都是西南地区最具优势的大宗矿产资源,其早期开发实际上也在西南地区形成了若干个铜盐经济圈。巴蜀铜盐经济圈有力推动了早期“巴蜀同囿”文化格局的形成。秦并巴蜀后的西南边疆拓展,汉开西南夷、经营西南夷,蜀地强大的铜盐经济都为其提供了强力支撑。而在西南边疆,其本身也有明显的铜盐经济圈存在,且在圈中的都是西南夷的文明发达之地。汉开西南夷后,有力控制了原有的铜盐经济圈,并进一步开发铜盐经济,为汉代西南边疆的首次大开发提供了重要动力,其开采力量的边界,也基本形成了汉代西南边疆的外部边界。同时,其铜盐经济的深度洗礼之地,也基本成为东晋隋唐间西南地区的华夏文化边疆,从而为新的西南边疆的开发奠定更高更直接的前沿文明平台。空间极限与文化巩固,正是铜盐经济之于中国早期西南边疆形成的前后相继的两层逻辑,而这个逻辑中蕴含的力量,其实也是中华文明与国家起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明代四川开中法的施行与实绩

明代四川开中法始于洪武四年(1371),沿着松潘—建昌一线展开,户部根据军情缓急,权宜开中。景泰以后开中地点集中于松潘,开中盐引种类限于川盐。商人从成都收买粮米,运至边仓上纳,然后在盐司支盐,可以获得一倍以上的利润。商人按照既定盐引官价,上纳相应价值的粮米,每年开中盐粮大约2.66万石,占松潘所需军饷的三分之一左右。开中法鼓励商人输挽粮米,减轻军民转运劳苦,缓解了边粮不足的问题,但商人纳粮价值少于纳银,官府获利不多。因此,正德元年之后,四川不再开中纳粮,户部将四川盐课全部折银征收,由商人代纳灶课,灶户偿还食盐。盐课折银共计7万余两,成为明后期四川提举司办纳岁额。

博弈与妥协:咸同之际江西借销邻盐始末

清咸同之际,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旧的盐运体制崩溃,地方督抚欲打破传统的引岸界限,借销邻盐以纾困顿。淮盐运道梗塞后,江西盐务陷入混乱,江西地方官员为此先后设法借销粤、闽、浙盐,但效果不佳。此后曾国藩强势介入,进行以盐抵饷、化私为官的运作,江西盐务渐次复苏。然而,借销邻盐终究只是时局与市场的短暂变奏,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江西引地重归两淮,未能逃脱复归旧制的命运。在尝试构建食盐运销新体制的过程中,利益各方以盐课分配为中心进行博弈,又在共同受益的前提下相互妥协,维持各方利益的动态平衡,这充分显示了晚清盐政变革和地方财政的复杂性。

盐与权:清代的盐店与州县场镇社会

清代官盐运销市场中的基层经营性组织,随着“认地行盐制”的确立而形成“总店—子店”的层级结构。顺治至雍正年间,各销区州县的盐商凭借朝廷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在中间集镇、基层集镇广设盐店,建立食盐贸易的市场壁垒。至清中叶,许多资本不继的州县盐店为维持经营,纷纷采取“出典”盐引或将“引地”作股招商的办法,吸引民间资本投资高回报、高风险的官盐贸易。嘉道以后,地方社会日益动荡,州县盐店为降低风险,更多地运用“非市场”的办法维持垄断经营,即以缉私为名大举招募武装巡丁,积极介入地方事务,成为影响地方社会进程的重要势力。因此,清代州县盐店不仅是垄断官盐销卖市场的商业机构,还是基层市场社区中“威霸一方”的权力组织。

嘉靖年间福建盐册攒造及其改革

盐册是盐课司征调盐课的依据,其攒造是在里甲黄册大造之后,由运司派人到布政司将黄册中灶户相关信息誊抄、编纂而成。明中叶,福建灶户丁、田(粮)负担较民户、军户轻,盐场人群将土地诡寄灶户,致使盐田增加、民田减少,州县编差不足。为了解决此问题,嘉靖二十七年(1548),南安知县唐爱促成泉州惠安、浔美、州、浯州四场盐册灶户丁田信息固定的改革。该改革不仅影响盐场人群规避赋役,而且限制运司系统增加盐课,因而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福建新一轮盐册攒造时,被福建盐运使何思赞废除。

山东无棣县发现晚商至西周早期煮盐遗存

近年来,位于古黄河及其支流入海处的无棣境内发现了一批商周、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址群,邓王东北、傅山子一带规模较大的晚商至西周时期盐业遗址群为首次发现。这些盐业遗址群规模较大,成群分布,时代从殷墟各时期至西周早期,均与相邻地区沾化以及莱州湾南岸近同。调查和钻探发现了地下卤水坑井,面积较大的盐灶,煮盐后形成的草木灰、红烧土、盔形器碎片堆积,以及各类坑池堆积,其规模、结构和布局与莱州湾南岸同时期盐业遗址相同,说明其制盐工艺流程是一致的。

陶唐古国与运城盐池

陶唐古国的兴起与运城盐池密切相关。唐人具有尚武精神,逐步发展起来,出现了君主和武士阶层,建立了官僚机构和军队,占领了河东地区,控制了运城盐池,长期从事池盐生产和运销,发展为强大的部落国家。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运销不仅基本满足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的食盐需求,而且给陶唐古国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为陶唐古国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在唐部落发展过程中,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运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代华盐外贸的展开与盐产业转型——以中日辽东盐、青岛盐交涉为切入点

1906年,清末东北地方政府与日本“关东州”殖民当局围绕辽东盐出口的交涉无果而终,凸显了传统时代并不严格存在的华盐外贸问题。进入民国后,盐的工业化生产使中国既有盐业市场的产品结构和资源流向发生深刻变化,成为1926年中日青岛盐交涉最终解决的产经背景。前后两桩交涉不同结果的背后,是新兴的盐业外贸活动对传统盐政演进逻辑的冲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近代食盐业向盐化工业的逐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