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第98窟壁画的保护与修复

敦煌莫高窟保存4~14世纪有壁画彩塑的洞窟492个,壁画约45000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其中第98窟是莫高窟大型洞窟之一,也是病害类型多样、病害程度十分严重的典型洞窟之一。本文在开展现状调查、科学评估壁画保存状况的基础上,结合室内模拟实验和现场试验研究,筛选出不同病害壁画的保护修复材料和修复工艺。经过项目实施,有效地控制了各类活动病害的进一步发生和发展,对莫高窟第98窟壁画历史信息和文物价值的完整保存与再现起到积极作用,对敦煌莫高窟其他洞窟壁画的有效保护乃至我国其他石窟寺壁画的科学保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理论实践与应用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文化遗产是文化的载体。如何更好地延长文化遗产的寿命并传于后世,成为文化遗产保护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在资金、人力和技术力量等方面的投入也在逐年加大,使更多的文化遗存得到有效的保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年来,伴随大批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实施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相继颁布,逐渐形成了比较科学、系统的保护设计理念和工作程序,以及先进的工程管理模式和成熟的保护技术。对文化遗产而言,先进的保护理念是保护工程的灵魂,科学系统的保护程序和成熟的保护技术是实现先进理念的基础,科学统筹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实现和优化工程质量、安全、投资、进度、技术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典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案例,探讨和阐述日趋成熟和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设计理念、设计程序及工程管理模式,为同类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组织实施提供理论指导和积累实践经验。

甘肃合水保全寺石窟调查简报

位于甘肃合水县太白乡平定川的保全寺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是陇东地区重要的早期佛教石窟寺之一,对于研究丝绸之路北道佛教石窟的分布及其与佛教发达地区的关系等都有重要的价值。本文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对该石窟进行了详细记录介绍,同时就窟龛年代、造像题材、分期特点及石窟建筑等展开了讨论。

唐陵石刻保护中新技术的应用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大量新的技术和手段。针对唐陵石刻保护中存在的病害检测和监测中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应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超声CT技术、变形监测技术、土壤环境监测技术及岩石力学数值分析方法,对唐陵石刻进行了检测及监测,为保护修复唐陵石刻提供了详实的科学依据。

二龙系珠与二龙拱珠及二龙戏珠的图像系谱

犍陀罗二龙系珠图像传来中国后,较多地用作南北朝隋代菩萨像项链装饰。出现于北朝后期的二龙拱珠图像,在唐代普遍地用于装饰碑碣并稀疏地延续下来。创始于唐代的二龙戏珠和一龙戏珠图像延绵至今,广泛地用作铜镜、碑碣、建筑等装饰,成为深受民间喜爱的图像。这些传统装饰图像,曾经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防止化学保护的保护性破坏——大型石质文物化学保护中的问题和对策

近十多年来,化学防护和化学加固已经成为保护石、土、砖质文物的常用方法。所用化学材料主要是有机硅和有机氟等憎水性有机化合物以及碱金属硅酸盐等。这些材料有明显的防水和加固作用,但是应用一段时间以后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有的甚至加速了文物的破坏。其中,憎水性保护层的起壳剥落是最常见的破坏现象,特别当文物本体与周边潮湿环境相连,在环境干湿循环频繁和可溶性盐含量较高的情况下,憎水性化学保护层很容易从文物本体上起壳剥落。为了防止或减小此类破坏的危害,本实验室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研究。从材料界面化学和水动力学方面进行了剥离机理和有关对策的探讨,包括化学保护剂使用的恰当性问题、化学保护施工工艺问题以及毛细水迁移的影响问题等。实验表明,恰当选择化学保护剂和正确设计保护措施可以明显减少化学保护的保护性破坏现象。

云冈石窟五华洞第13窟壁画泥塑抢救性保护修复研究

云冈石窟五华洞第13窟因受地质结构、自然环境和人为活动等因素的影响,现存壁画及泥塑病害十分严重,主要病害有起甲、粉化、酥碱、空鼓、剥离等。针对病害特点,经过现场勘查分析和实验研究,选用改性丙烯酸乳液和改性有机硅丙烯酸乳液1:1混合为起甲、酥碱、粉化病害的修复材料;选择当地土中掺加1/15的烧料礓石作为壁画空鼓和剥离病害的修复材料,采用灌浆或填垫烧料礓石、当地土和麻等制成的泥,支顶回贴,逐渐加力回贴的方法达到牢固粘接的效果。第13窟壁画泥塑各类病害的有效修复为以后云冈石窟其他洞窟类似病害的修复起到应用示范作用。

龙门石窟偏高岭土-超细水泥复合灌浆材料研究

结构面渗水是洛阳龙门石窟风化破坏的控制性因素,裂隙灌浆是主要治理措施。选用良好耐久性的偏高岭土(MK)作为灌浆主料,掺入少量超细水泥(MFC)形成复合灌浆材料,复合材料通过微量碱予以激发并改善其性质。研究表明:低碱情况下,试验用MK强度低,而添加少量MFC对干提高材料的早期强度及降低碱用量非常有效;MFC与MK混合材料的易溶盐含量约为单纯使用MFC的10%,能大幅度降低盐碱对文物本体影响;助剂的使用对于提高材料工作性非常明显,同时对强度影响不明显。通过现场灌浆试验确定灌浆施工工艺及注浆压力、水灰比等关键参数。

宝山大住圣窟刻经中的北方礼忏系统

东魏—隋朝时期的高僧灵裕在开皇九年开凿的安阳宝山大住圣窟外壁上雕刻一系列佛名和《略礼佛忏悔文》。这些刻经反映出一种与南朝众多礼忏文献不同的、在北朝两次灭佛和'末法'思想盛行背景下形成的北方礼忏系统。这一系统是在改造《观药王药上菩萨经》的六种佛名并融合《决定毗尼经》的《忏悔文》之后产生的。本文对比了《观药王药上菩萨经》、大住圣窟和三阶教的《七阶佛名》相关佛名的同异,比较了灵裕与三阶教创始人信行在宗教身份、地位、学养、对待权贵的态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并且联系到开皇二十年三阶教被隋文帝禁断的史实,认为:三阶教的《七阶佛名》是沿袭大住圣窟的《略礼佛忏悔文》并稍加改动的产物。河北曲阳八会寺和北京房山石经山雷音洞的刻经,在礼忏方面与大住圣窟属于同一系统。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具有礼忏功能,是太平公主与神都太平寺僧众开凿的。

龙门石窟防渗灌浆试验研究

裂隙防渗灌浆是龙门石窟的一项重要保护工程措施,是其他病害治理工程的基础和前提。龙门石窟特殊的岩体结构、岩性特征和环境条件,要求防渗材料性能必须适应石窟岩体的赋存条件。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现场和室内试验,选取适用于龙门石窟裂隙防渗灌浆的性能优越的材料和施工工艺,提高防渗灌浆的有效性,为龙门石窟保护工程技术设计和施工提供科学的依据。本次试验研究包括微观和宏观结构两个方面。微观上,系统而全面地分析了岩体和材料的显微结构。宏观上,试验范围囊括了原岩和防渗灌浆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热学性质、力学性能和抗老化性能等。通过综合比较各种灌浆材料在不同条件下的特性,优化选择最佳的灌浆材料和与之对应的施工工艺。现场试验的成果表明:灌浆材料应选择流动性好,具有适当的凝固时间的材料,这样施工比较方便可行。对于窟内的渗水卸荷裂隙,水性环氧树脂和超细水泥都是有效的灌浆材料。其中以水性环氧树脂为首选。对于洞窟外的宽裂隙,超细水泥是理想的防渗灌浆材料。试验表明:聚氨酯树脂不适合用于石窟防渗灌浆。室内试验表明:水性环氧树脂的材料性能总体优于超细水泥,具有流动性好、弹性好、力学指标接近原岩、抗风化能力强、不泛盐碱等优点。水性环氧树脂是低毒环保型新材料,是龙门石窟防渗灌浆的首选材料。

中国内地舍卫城大神变造像遗存探索

根据佛经的记载,释迦牟尼在室罗伐悉底国舍卫城受胜光王之请,为降伏六师外道,渐次显现各种不同的神通,如上升虚空现四威仪行立坐卧;当然最著名的神通是释迦显现无上大神变的场景。在印度和中国都有许多表现无上大神变场景的雕刻。文章将对国内这些雕刻特别是四川安岳的相关雕刻作一介绍。

以洞窟开凿及壁画工艺论麦积山120窟开凿年代——麦积山127窟开凿年代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麦积山石窟120窟邻近127窟,两窟之间存在着打破关系,以前的学者均认为是127窟打破了120窟,从而将120窟确定在北魏时期,而将127窟定在西魏时期。本文从洞窟形制、壁画地仗工艺、施工开凿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是120窟打破了127窟。另根据洞窟塑像的特点,将其开凿时间确定为540年。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神仙与佛教混合图像分析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神仙与佛教混合图像,呈现传统神仙信仰与外来佛教信仰融合发展的情形,神仙信仰逐渐弱化与佛教信仰日益增强成为总体趋势。具体可分为汉末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两个发展阶段。汉末魏晋时期墓葬中佛教图像,大体作为神仙的一种表现,神仙信仰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且,佛像比较普遍地表现在墓室或用于装饰随葬品,将礼拜供养的佛陀偶像用于丧葬,反映了当时佛教发展的早期性。汉末、魏晋的情况略有不同,汉末流行神仙世界主神东王公、西王母图像,佛教图像的数量和形式有限,反映儒家忠孝观念图像占有重要位置,这是汉末社会神仙思想与儒家思想盛行的产物。魏晋则流行神仙类图像,几乎不见东王公、西王母与反映儒家思想图像,佛教图像的数量和形式显著增加,还出现比较明确的净土信仰图像,表明佛教影响力上升和儒家思想沦落的现状。南北朝时期墓葬中神仙类图像,与佛教性质图像的数量和种类大体相若,两者结合十分紧密,呈现升仙与往生佛国净土观念并行发展状态。莲花、摩尼宝珠、莲花化生等佛教性质图像数量众多,将墓室打造成净土世界,一般不再将佛陀作为一方神仙表现在墓室,或用于装饰随葬品,这是当时佛教发展到较高程度的反映。此时期流行的孝子图像与升仙和往生净土观念联系密切。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反映现实生活图像,或再现墓主人生前的荣华,或表述儒家忠孝思想,并将现实生活与死后升仙及往生净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汉末儒家思想图像多与升仙关联,而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图像亦与佛国净土关联,儒家思想图像衰微、神仙图像弱化及佛教图像强化,形成总体发展趋势。

敦煌莫高窟开放洞窟壁画安全防护实验研究

观众进入实体洞窟体验参观是目前敦煌莫高窟对外开放的主要模式之一,也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有效手段:敦煌莫高窟自1979年开放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2019年年接待量超过220万人次,在满足游客高品质参观需求的基础上,如何确保洞窟特别是空间狭小洞窟壁画安全一直是文物保护管理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敦煌研究院于1984年得到中国香港邵逸夫先生捐款1000万港币用于敦煌石窟的文物保护,为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三处石窟的560余个洞窟安装了铝合金门,为莫高窟100余个洞窟安装了用于保护壁画的玻璃屏风约2500平方米,对有效防止窟内壁画可能受到破坏的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和珍贵壁画安全防护的现实需求,在确保游客正常通行参观(单向通道≥0.6米)的前提下,如何保障在狭窄或低矮的甬道(如莫高窟第314窟甬道宽约0.85米、莫高窟第204窟甬道高约1.65米)的情况下做好甬道壁画防护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本文在详细调查开放洞窟壁画防护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对防护材料、设计比选的市场调研,提出了“优质特种减反射(或高通透)玻璃+特制构件+洞窟形制艺术设计”的洞窟安全防护模式,有效解决了莫高窟空间狭小开放洞窟壁画的安全防护问题,对同类文物古迹保护利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的考古学研究——以塔、殿、院关系的演变为中心

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者先后发现并发掘了多座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遗址,这些具有皇家或官方背景的国家大寺揭示了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由'前塔后殿'向'多院多殿'式布局的发展趋势,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北方佛学由早期盛行的'释迦信仰'和注重禅修向隋唐宗派分立、崇拜多元的嬗变。

20世纪南北朝佛教考古研究——20世纪中国佛教考古研究述评(二)

本文对20世纪南北朝(420~589年)佛教考古研究作了系统地述评。南北朝的石窟寺是20世纪中国佛教考古研究的重点所在,主要针对各重要石窟寺群的分期与年代,以及它们在中国佛教艺术传播中的地位。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在北魏朝(386~534年)石窟开凿史中的重要历史地位,是因为它的皇家赞助的重要性。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开凿的龙门石窟则在北魏晚期(493~534年)石窟发展中地位重要。而敦煌莫高窟与天水麦积山早期石窟的开凿也与北魏云冈、龙门石窟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时,在南京与成都一带发现的南朝石窟与石造像,则为北魏新型汉风造像的发展提供了参考,而历史背景则是北魏的汉化改革。北魏洛阳永宁寺塔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解释北魏中心柱窟的宗教功能提供了重要依据。20世纪晚期对东魏(534~549年)、西魏(535~556年)、北齐(550~577年)、北周(557~581年)新的石窟与造像资料的报导,使我们对北朝晚期的佛教艺术面貌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也使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对前朝的继承、对印度与中亚新传入样式的接受有了全新的了解。20世纪晚期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对南北朝单体造像的研究,包括对单体金铜、石造像与造像碑的研究,在分期、区系类型、题材考证、图像学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法门寺塔地宫及其藏品的几个问题

法门寺塔地宫的形制与迄今所知中外各国的佛塔地宫有很大的差异。地宫前、中、后三室不是同时构筑的,唐高宗时期重建的法门寺塔地宫只有位于塔基中心方座正中的后室一室,中室和前室分别是在唐中宗和唐懿宗时期改造地宫甬道和隧道形成的,因此地宫既不是事先按照皇帝陵墓的规制设计和建造的,也不是咸通十五年封闭时按照密教仪轨统一布置的'唐密曼荼罗'。咸通十二年迎请法门寺'真身舍利'之事,是唐懿宗和长安安国寺僧人共同谋划的。咸通十四~十五年安奉舍利回地宫是唐懿宗、唐僖宗以及安国寺、大兴善寺僧人共同组织实施的。地宫中的四十五尊造像银宝函和捧真身菩萨在中国密教发展史上具有指路标性质的地位,它们反映出晚唐时期长安密教的概略面貌和主要特征:金刚界和佛顶尊胜曼荼罗信仰占据主导地位。

天水麦积山石窟编年论

本文对麦积山石窟北魏前期至隋代后期的造窟过程进行了一个概观。造窟活动最为繁盛的北魏时期,第74,78号窟引人注目,长时期内保持了较强的影响力,直至北魏末期。而后第74,78号窟逐渐失去直接的影响力,石窟开凿依然延续其传统,这一点值得一提。至西魏尤其乙弗氏墓窟的营造改变了麦积山石窟的风格。以540年为界,麦积山石窟由一座延续传统的地方佛教石窟寺院转变为代表国家水平的皇室石窟,反映了当时首都西安的最新流行形式。西安西魏佛教美术遗物甚少,以第44号窟为代表的西魏后期窟为研究西安西魏佛教美术样式及形式提供了实例。北周以后麦积山石窟的主导不再是延续第44号窟派属的工匠。西魏后期至北周前期这一段时期,造像样式与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能否认两派工匠之间存在联系,但两派工匠绝不属于一个系统。值得一提的是,第22号窟等袈裟的披着方式在第44窟以前,就已经与第127,135号窟有相似之处。无论如何至北周以后与西安密切关联的麦积山石窟的重要性并没有消失。同时第141号窟等七佛形式,迄今为止尚未在其他地区发现相同的造像配置形式,说明麦积山石窟并没有一味模仿西安的流行形式。南北朝时期的终结没有给中国佛教美术带来一个统一的样式与形式。各个地区风格不一,具有强烈区域特征的佛教美术的样式与形式根深蒂固。直至仁寿年间隋文帝在全国各地建造舍利塔以后,佛教美术的样式与形式才逐渐向一个统一的方向过渡。麦积山石窟于仁寿年间在山顶建塔,也融入全国的这一潮流之中。但麦积山此时崖面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没有营造新窟的余地。加之唐代两次地震的打击,麦积山石窟又重新回到原来地方石窟寺院的地位,逐渐埋没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造型分析——以服装、装身具与躯体形态为中心

石刻菩萨像为四川宋代佛教造像的重心所在。本稿以实地调查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基础,采用考古类型学与美术史样式论相结合的方法,着眼于服装、装身具与躯体形态三个方面,分析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造型的发展情况。就结论而言,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菩萨像服装、装身具、躯体形态多样,富于变化,绍兴年间(1131~1162年)形成繁缛华丽的造型风格。南宋中晚期,菩萨像造型趋向统一,形成疏密有致的视觉效果。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造型与当时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形象地展现佛教艺术世俗化进程。

菩提像初探

菩提像系汉文术语,应指'珠璎宝冠、奇珍交饰'、偏袒右肩、结跏趺坐、作触地印之佛像,表现悉达多太子在伽耶菩提树下指名地神作证、行将成道前之形象。这位穿着华贵的太子,璎珞庄严,宝冠繁复,项严宽大,臂玔精致。在印度现存早期佛教雕塑中,太子辞别车匿后从未发现佩戴任何饰物。依据玄奘和王玄策记载,这种学界俗称'宝冠佛'之形象乃彌勒所造,因其'恐工人之思不测圣容,故我躬来图写佛像'。五至7世纪,当时居住于摩诃菩提寺及那烂陀的高僧大德,偏重弥勒之学,故而对弥勒规摹之像推崇备至。玄奘、王玄策、义净以及天竺高僧地婆诃罗等都曾到两寺朝拜、留学或修行,目睹'像今尚在,神功不亏',待其返国或东行时请回粉本。因此,这种形象在7世纪盛行中土,疑为上述两寺寺学影响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