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产假对流动女性“生育—失业”的影响基于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本研究提出延长产假的“社会分化效应假说”,来重新解释因为延长产假而在流动女性群体中出现的“生育—失业悖论”,并利用2016年中国各省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这一外生事件和2016年、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该理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延长产假能够有效提升流动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但同时也会显著增加流动女性的失业风险,产假每延长1个月,流动女性失业的概率就会增加11.76%。但是,产假延长只提升了高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却使得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的失业风险升高。作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家庭政策,产假延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不平等,使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陷入更困难的境地。本研究不仅拓展了低生育问题研究视域,也为完善公共政策和引导现代家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神圣社会的谱系:从涂尔干到社会学学院

20世纪30年代,巴塔耶与卡约瓦、莱里斯等在巴黎成立了“社会学学院”,致力于研究社会存在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尤其是神圣形式,从而复兴了涂尔干学派有关神圣社会的讨论。通过考察社会学学院的思想实践,本文试图建立一种理解神圣社会的谱系,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下问题:从涂尔干到社会学学院,神圣性的内涵发生了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回应了何种社会现实?神圣性对于现代社会有何种意义和价值?本文指出,社会学学院一方面继承和推进了涂尔干对神圣社会的思考;另一方面,为了回应社会与政治危机,学院又以更具动态性的进路恢复了神圣性的暧昧属性,使神圣性以更加激进的形式介入社会秩序的营造与维持,从而既为物化与压制性的生活找寻可能的解脱路径,也为社会的团结与共通提供了新形式。

社会学的历史任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高度评价了理论的地位和作用。他号召大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问题”。“社会理论”,从学科上说,主要是社会学。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了“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定”,批评了“社会生活的混乱”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他还具体地阐述了一些“社会问题”。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学的历史任务是要研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管子》说:“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普天之下,任何国家都是在稳定时期繁荣昌盛起来的。“国泰”方有“民安”“安居”方能“乐业”。有时有些动荡。

诱导、浸没与腐败的生命周期:社会互动如何影响贪腐行为中的时间性因素

本文致力于考察社会互动对腐败生命周期中时间性因素的影响方式。基于起诉书数据集的大样本统计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研究发现:首先,围绕公权力的持续性社会互动,会在行贿主体与受贿主体双方的双向诱导效应下,加快权力持有者的沉沦速度,即缩短贪腐官员从任职到第一次犯罪的时间间隔;其次,通过将腐败交易浸没在日常化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社会互动显著延长了贪腐行为的持存期,即延长了从第一次犯罪到被抓捕的时间间隔;第三,社会互动会导致贪腐行为产生功能自主性,加快贪腐行为再生产的节奏,即缩短多次重复犯罪的时间间隔。

原生家庭社会阶层如何影响教育的精神健康回报:资源补偿还是强化?

现在关于教育、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精神健康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鲜有研究探讨教育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在不同阶层出身的群体中是否有异质性。“资源补偿理论”和“资源强化理论”提供了一对竞争性假设:自致教育成就和先赋家庭阶层共同作用于精神健康影响时,既可能产生互相补偿的效果,也可能呈现相互加强的趋势。为检验两种理论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数据(CGSS2017),以个人的教育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原生家庭社会阶层为调节变量,探究在不同家庭背景下教育对于精神健康的促进效果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总人口中还是在性别组间对比中,“资源补偿理论”都得到支持:相较于出身阶层较高者,出身于劣势社会阶层的人能够从教育中获得更多的精神健康回报;相对于男性,面临双重劣势的女性能够从教育成就中获得更高的精神健康回报。本文对改善女性及先赋家庭资本劣势人口的精神健康提出了证据为本的价值参考。

“天经”与“地义”——谈谈社会观念

亲爱的读者: 在上次讨论中,我们尝试把历史上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划分为血缘单位、地缘单位和业缘单位这样三种类型。这三种单位之间,尽管不存在一条黑白分明的分界线,但基本上可以看出它们发展的阶段性来。在进一步讨论社会生活的领域和特征之前,我们想从另一个角度——社会观念的角度,对这三种社会单位再作一些考察。从观念形态上来看待社会生活,可以看出,存在着和上述社会单位的阶段性相类似的情况。这并不奇怪,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

建设精神文明与社会控制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认为,作为社会学工作者,我们应当而且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因为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各按其不同社会经济基础的要求,都具有一套社会行为准则。如果该社会全体或者绝大多数成员都能按照这套社会行为准则办事,这个社会就能做到安定团结;也可以说,这个社会有它自己的精神文明。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总体性社会情绪

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是指弥散在不同社会群体之中、容易形成共鸣并分享的一种相对一致的群体表达,是人们在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以及行为取向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信念、精神和价值观。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由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与行为取向组成,并通过满意度、社会信任与社会信心实现操作化,其功能则主要在于社会整合与结构维持。总体性社会情绪嵌入社会的结构之中,其结构的二重性表现为在总体性社会情绪引导下的社会行为既维持结构,又改变结构;对人们的行为有制约作用,同时也是行为的前提与条件。国家治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总体性社会情绪的建构、解构和重构。通过总体性社会情绪来认识时代与社会,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政策工具的努力,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启示价值。

十年一剑——访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庞树奇先生

记者:庞先生,您是国内社会学界公认的社会学恢复研究以后第一位开设、讲授社会学概论课程的学者,长期以来,您一直在社会学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请您谈一下这些年来您的感受,好吗? 庞树奇:我似乎没有在贵刊上大谈“感受”的资格。我倒很希望跟你相互探讨和交流一些思想和看法,进行一次对话。记者:但愿我具有这样一种对话的能力。我所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学恢复之初,当时您对中国社会学和它的前途以及您对您自己有着一种怎样的把握? 庞树奇:社会学恢复已有十二年了,这些年来,我既做教师,又做学生。确切地说是半个教师、半个学生。我教的第一个班级共有28个人。

多元社会与相关主义心智 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与认识论

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指出了社会位置对知识的形塑作用,但随后也因为其中隐含的相对主义危险而受到美国社会学界的批评,并因此被排斥于社会学主流之外。基于对该时期讨论的梳理,本文区分了相对主义的特殊形式与普遍形式,并分析了曼海姆理论中相应的回应内容。本文指出,特殊相对主义的批评不构成对曼海姆的实质解构,而针对普遍相对主义对绝对知识的维护,曼海姆的理论在认识论层面否认了绝对知识的存在。本文通过分析曼海姆所综合的德国诠释学传统、社会学视角以及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政治与文化气候说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目的是理解社会精神解体的现实,而非生产中层理论意义上的因果解释。对当下的研究者理解社会意识而言,曼海姆对他所处时代相关主义心智的洞察仍不可替代。

中国教育回报的结构与变迁(2003—2021):层级差异、时间趋势和社会结构因素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03—2021年共12期的合并数据,分析中国多年来不同教育层级的经济回报变化趋势,并探讨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是否有明显下降。本研究首先测量了不同教育层级的收入回报差异并展示其变迁趋势,随后采用因素分解法,评估市场岗位环境等五个维度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变化对不同教育层级经济回报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教育层级的经济回报在近20年整体维持在比较稳定的范围;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增加了高等教育群体相对于高中学历群体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又缩小了其他教育层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出生队列来看,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群体的高等教育经济回报未发生明显变化;市场岗位增加等结构因素的变动有助于维持高等教育回报的相对稳定。

制度变迁与城乡居民的流动感知

流动感知是民众对自身社会地位变动的主观感受,是理解社会心态的重要视角。本研究建立了理解流动感知的理论框架,在城乡资源配置制度和户籍制度变迁的背景下论述了流动感知的形成机制,然后基于2010—2021年七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发现:首先,流动感知的分布向上偏移,大部分居民都有积极的流动感知;其次,流动感知在农村居民、流动人口、户籍移民和城市土著居民四类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的流动感知最积极,城市土著居民的流动感知最消极;最后,流动感知的城乡差异存在世代效应,年长世代流动感知的城乡差异比年轻世代更明显。本研究从整体视角分析城乡居民的流动感知,为理解制度变迁与社会心态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启示。

现代道德秩序及其自然人性基础: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的社会理论意涵

17世纪末18世纪初,沙夫茨伯里面临着现代个体产生之后如何安顿个体性日益膨胀的现代人,弥缝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断裂,重构一个自由而有德性的总体秩序的问题。这意味着他要在霍布斯之后发展一种竞争性的人性论,并由此构筑一种新的道德哲学。为此,沙夫茨伯里借助神圣秩序观念,为自由而有德性的市民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随后,沙夫茨伯里提出了一种以自然情感为第一性的人性观,进而经验性地澄清了人性中自然而固有的那种“非自爱的社会性”,为社会本身的自足性提供了有力辩护。最后,经由共同感和道德感官的社会心理机制,一种道德秩序的可能性便在普遍自然人性的基础上得到了说明。在这一系列理论工作之外,沙夫茨伯里明确主张,一个充分自由、宽和的公共领域,对于良好的道德秩序的真正实现是极为必要的。沙夫茨伯里的道德哲学为后来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乃至整个英美社会理论确立了一种以“社会”逻辑来安顿个体、构造秩序的理论基调,其思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仍具有多方面价值。

社会凝聚及其演化:葛兰言的历史社会学

葛兰言的作品有一条主线——社会凝聚及其演化,这一主线的学术背景应该首先定位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与历史学关于方法论的论争,这是葛兰言以社会学范式来书写长时段历史的学术实践。葛兰言认为,中国社会从上古时期到封建时期经历了社会凝聚及其原则的演化,从乡村宗教中约婚群体的互惠原则到神话时代政治群体的声望原则,再到封建秩序中多种社会凝聚形式与原则相互交叠,声望原则被荣誉原则抑制和平衡,此时,政治群体和亲属群体也彻底难分彼此。葛兰言跨越《诗经》研究、神话研究、礼仪文本和亲属制度研究,只是为了不断追随这一基本的问题线索。对葛兰言工作的整体性理解为我们呈现了从“社会学年鉴学派”的理论预设出发所确立的历史社会学范式。这个范式借助中国文献所刻画的社会形态,既为我们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经典文本提供了一条可行之道,也为重新理解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

涉农资金县域统合背景下的项目制转型以西南A县为例

本文以西南A县为例,探讨了涉农资金县域统合背景下的项目制转型及其影响。研究发现,伴随着中央放权,项目制从原本的“部门运作”转型为“县域运作”,并呈现出更强的项目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色彩。一方面,项目制的县域运作推动了更广泛的条块合作。不仅“条条”间为了破解配套难题需要积极开展项目统筹,“条块”间也会采取关系化的项目竞争策略。另一方面,项目制的县域运作缓和了县域内部的利益冲突。A县便采取了县委书记“定盘子”、业务部门“藏盘子”的定向发包策略,充分协调了各参与主体的诉求。总之,县域运作的项目制呈现出从总体控制到项目动员的逻辑转型,其项目整合的范围也从内部条块拓展至基层社会。

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梅因论印度法律与社会

印度是梅因社会演化理论的焦点,也是西方古典社会思想家着重关注的东方文明。本文尝试呈现梅因理解印度的三个阶段,以期解答其社会演化理论如何回应文明差异性与转型适应性的问题。在早期研究中,梅因指出传统文明的转型方向是“从身份到契约”,而停滞的印度未能实现变革。在印度任职期间,梅因观察到移植英国法的政策导致印度习惯法迅速瓦解,因而提出了缓和冲突的法典编纂策略。返回英国后,梅因意识到英印统治对推动现代转型和破坏传统秩序的双重影响,继而认识到东西文明传统存在差异,并以“冲突的钟表”的隐喻揭示出文明转型的适应性问题。梅因的印度观察深化了“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化思想,也为探讨中西文明演化与转型提供了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