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学科汇聚现象及其对科研范式的影响研究

2015年起,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与科学研究各个领域相汇聚,并逐渐成为一种通用型科研赋能工具,形成了独特的“AI for Sciences”现象。文章系统梳理了自人工智能诞生之日起,其与科学活动的整体汇聚历程及阶段性特征,并结合人工智能研究范式的转变,以及当代科学所面临的高维灾难、数据灾难等问题,分析“AI+科学”热潮形成的动因。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人工智能与化学、地球科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材料科学等基础科学的汇聚态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了人工智能技术对科学研究的独特赋能能力,如信息归类的智能化、扩展科学模拟规模、基于数据的科学预测、实现高维方程求解、进行经验试错替代、探索新科学猜想等。

新质生产力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辩证思考

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质态的跃迁,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担负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发挥着主力军、先锋队和排头兵的重要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相互作用。国有企业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坚力量,是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和实现价值的主要阵地。新质生产力是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国有企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要加强党的领导,继续深化改革。

数字化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路径

数字经济使服务业发展产生了颠覆性变革,服务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服务业“成本病”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迎来新解。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升级是培育壮大服务业发展新动能、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挖掘新增长点、提升高端服务业辐射能级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数字化通过扩大服务业规模、提升服务业效率、优化服务业结构、创新服务业模式和优化发展环境五条主要路径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究数字化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数字赋能、业态融合、规则创新、生态培育、品牌塑造”五位一体的实施路径,建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服务业变革和创新发展,以数字化驱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建设开放优质的服务业新体系,营造优质的科技创新产业生态和消费环境,以数字化赋能服务品牌培育,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迈向新阶段。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制度分析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保障。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质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文章在“增长—收缩”制度论、“制度高墙”理论以及维持经济增长的制度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关键是以负债—投资的国内大循环为主转向以消费—投资的国内大循环为主,途径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及所有制结构来看,政府占国民收入分配比重过高及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发展,是我国难以转变负债—投资的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原因。因此,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优化所有制结构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两大制度改革举措。

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应用效用理论,在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建立联系,从产业合理化、高级化、协调化、绿色化和高新化5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产业转型升级的测度框架,利用省级层面的数据进行动态面板门槛效应检验及机制检验。文章得到如下结论:在高质量发展理念下,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传统金融发达地区以及中小企业发展较慢的地区,数字金融在跨越门槛后,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效果更好;数字金融在互联网使用率和普及率较高的地区,对产业转型升级发挥越来越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金融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消费升级,进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改善农户收入不均等现象是中国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顺利迈向共同富裕新阶段的关键。文章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中的微观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户增收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和城乡差异,中东部地区的农户增收效果优于西部地区,且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更能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水平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覆盖广度指数的显著性水平较高,数字化程度并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优化收入结构和优化信贷配置,改善收入分配并促进农户收入增长。

数智技术赋能公共卫生治理:理论阐释与优化路径

数智技术以数据互通为基础,通过全方位的数据整合,力图形成公共部门、技术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多元共治格局,实现公共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治理的集中式组织结构、多样化治理手段和分流式程序理路,为数智技术赋能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基础空间。基于数智理念、数智结构、数智技术的分析框架,公共卫生治理得以接受数智技术的全方位赋能。在数智理念层面,应当树立包容共治理念、普惠共享价值和群体安全追求,为结构重塑和技术铺陈提供宏观基础;在数智结构层面,应当完善公共卫生治理主体、行为和程序制度结构,构建内外共治、包容审慎、守正创新的制度体系;在数智技术层面,应当通过厘清概念、设定阈值、评估效能的方法,为技术赋能提供手段支撑。

未来产业:政策扩散与路径选择

未来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在政策超前布局与产业孵化阶段,需要持续强化政策引导和支持。文章以2013—2023年中国未来产业专项政策为样本,应用LDA文本挖掘模型,分析未来产业政策扩散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未来产业政策数量呈现明显的时间特征,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在组织纬度上,政策发布主体的类型多元化;地方政府增加对更高层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强度,但对较低层级政府的政策吸纳较少。从政策内容上看,在未来健康、新材料领域布局未来产业的城市最多;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区政府政策内容的主题存在异质性;政策布局在总体上对前沿科技的交叉融合、多种产业形态的叠加创新、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方面支撑不足。文章认为,可以从构建差异化协同发展格局、吸纳地方经验动态调整发展方向和创新生态系统3个培育路径进行优化,抢占布局未来产业的先机。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比较、挑战与中国应对策略--基于CPTPP、DEPA与RCEP比较视角

近年来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成为各国争夺数字贸易领域话语权的关键,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呈现不同主张。在这一背景下,文章基于文本分析法对CPTPP、DEPA、RCE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协定中的核心数字贸易规则进行比较分析,并立足实际与中国已有探索,探讨中国加入CPTPP、DEPA数字贸易规则面临的挑战以及规则接受的难易程度。研究发现,相较RCEP,CPTPP与DEPA针对数据跨境自由流动、跨境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便利化等条款的规定更严苛。中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问题,在参与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与提升数字贸易话语权方面遭遇诸多挑战,亟须在自身制度建设和全球规则对接上采取积极行动,以自贸试验区承接难度较高的规则先行先试,引领优势领域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为推动构建开放型数字经济和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中国大豆产业发展特点、趋势及对策

大豆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产能不足限制了中国大豆产业的发展。文章在深入研究中国大豆产业发展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探寻振兴中国大豆产业的对策。文章认为,应当立足于国内稳产保供的目标,坚持国家政策调控,以大豆加工业为引擎,发挥中国大豆非转基因的优势和品牌效应,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优化种植结构,指引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大豆生产,优化产业风险管理机制。

从人机对话到人机交往——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哲学反思

人机对话是人机交往的技术和思想基础。文章试图从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对语言的学习与生产出发,考察人机对话和机器语言的本质及文化内涵。首先,文章回顾了语言模型的发展历程,并从行为机制、生成目的等方面指出机器语言与人类语言的异同。其次,文章进一步从语言的复制和生产的角度,指出在技术与资本的双重驱动下,人机对话实质上是语言的智能工业化生产。文章还试图通过考察人机对话中的重复与反驳来修正图灵测试。此外,人机对话中,我们需要思考机器“他者”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从语言批判理论还可以审视机器语言的灵晕和中介作用。最后,文章指出,人机对话体现了知识的加速生产,以及机器语言可能会产生的潜在风险。我们需要从人机对话走向人机交往,从一种超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人机关系,这样,我们才能不跌入新的主奴关系中。

大语言模型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时代下,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多领域的范式革命,探索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价值与风险规避具有必要性。大语言模型本质是字词从语言空间向语义空间的转换模型,具有同构性、统一性与稳定性的特征。大语言模型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原创性、知识管理与应用认同三个维度,提供了跨学科学术创新、学术体系发展与提升学术研究影响力的价值。大语言模型存在的结构性与能动性局限主要表现为方法模糊、责任模糊、评价模糊、主体性模糊,易造成研究信效度难以认定、人机角色责任划分不清,产生学术伦理不端与研究者关键技能退化的风险。规范和引导大语言模型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应增强研究者的主体性、重视研究的解释性与反思性、探索梯级人机协同研究策略与加强学术伦理建设。

名与源:关于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的重思

文章着重对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进行历时性考察和跨学科比较分析。中国自民国时期开始引入新闻传播学,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经历了“美国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的转换,在“文化输入”和“文化适应”中不断进行着新闻传播学中国化探索。改革开放后,学界经历了从借用国外传播学理论到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过程,期间出现了“到底有没有中国学派”“学科本土化是个伪命题”等争论。中国化、本土化的倡导者强调在实践中寻找真理,开启中国阐释,形成中国学派。文章最后结合社会科学的知识性质和知识构成两大症结性问题进一步分析,提出应通过提升知识创新能力来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中国社会救助体系:回顾、反思与展望

中国在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社会救助体系面临着转型升级为相对贫困治理重要工具的任务。通过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救助体系变迁的梳理,发现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先后发挥了拾遗补缺和兜底保障的重要作用,保障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维护了底线公平和社会稳定。随着反贫困战略任务的根本转向,应积极推动社会救助体系高质量发展,包括充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贫困的相对性和多维性,明确社会救助体系兜底保障和促进发展的双重功能,扩大救助范围并确保救助对象认定精准,大力发展服务救助,推动救助内容的丰富多样和供需匹配,助推社会救助管理体制逐步成熟和现代化.

作为人工智能下一个关口的意识研究——从加扎尼加的意识学说切入

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AI)的惊人进步,AI是否具有意识以及如何构建有意识的AI系统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公众的关注。要回答这类问题,我们仍然需要或者必须从意识理论中去寻找灵感和答案。立足AI意识问题的当前背景,我们考察了加扎尼加在《意识本能:揭秘脑是如何形成心智的》中提出的意识学说。透过脑异常这个窗口,加扎尼加得到了意识现象学的两个重要论断:意识与体验内容不同并且是可以分开的;意识首先是一种感受。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意识神经机制的模块—层级架构的主张,并用“开水冒泡”隐喻来形象地说明他的意识观。根据这一思路,构建有意识的AI系统需要我们在底层逻辑上辨明“意识”与“智能”的差异和关系,否则,我们就会在AI系统是否有意识以及AI是否会造成对人类的生存性威胁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上产生困扰。

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贡狮与明代“狮文化”

郑和下西洋时期贡狮活动的历史记忆,其载体大致分为史书记录、民间小说描述和士人赋赞三大部分。明代“狮文化”的构建,蕴含文化思想和知识的递进。这一时期的“贡狮”以及“狮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一,通过来自西洋海路的贡狮活动,向南洋、印度洋包括东非展示了中国与其他文明交往以获得自我完善的天朝形象,把中国呈现给正在跃跃欲试走向近代的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其二,郑和下西洋随使行纪、士人文集与民间小说中的“贡狮”记忆,对于建立和稳定明朝中央政府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具有积极作用。其三,有明一代随着狮子的不断输入并圈养宫廷以供观赏,以往作为物种的狮子与作为文化元素的狮子二者在认识上由脱节到渐趋合一,形成了永乐、宣德时期开放政治之下中外动物文化知识交流再度复兴的特色。

乡村振兴背景下“带动小农户”议题的社会政策意蕴

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产业化、规模化取向,小农户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乡村振兴阶段,宏观层面的政策承认小农户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并提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要求;一些“带动小农户”的实践模式也相继被提出,如家庭农场和农业生产托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城乡新业态对接、“公司+小农户”的利益联结等。这些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政策具有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涵,意在改变小农户生产经营中的弱势地位,以制度性的社会保护以及发展能力与机会的获得来避免小农户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激烈淘汰,使其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同时,“带动小农户”的政策还具有稳定乡村社会结构、实现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追求和社会效益。

作为未来哲学的教育哲学

作为未来哲学之核心的教育哲学,应当在当代语境中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教育方法和路径,呼应时代之变化、突出人本主义特征、秉持乐观主义姿态,将实践性、发生性、自由、个体化、多元性、丰富的主体维度、生活世界等标签转化为对于面向未来的教育活动的新要求,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寻找最为均衡的个体和共同体的建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