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探索——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教育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新征程努力探寻其高质量发展的改革进路至关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教育具有一般研究生教育的普遍性规律、共通性规律,但也存在特殊性规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教育面临如何适应研究生教育大变革的形势要求、如何应对因规模扩大产生的培养管理系列问题、如何处理科研和教学空间分离带来的管理压力等挑战。为此,需要优化和创新具体路径:在发展思路上,厘清科研工作和教育工作“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关系,明晰科研特色和智库优势是研究生教育安身立命的底气,找准面向全球、立足本土、服务发展的实践型研究生教育之路;在具体举措上,健全研究生教育大思政格局,优化招生规模和学科专业设计,加强过程管理、基础建设、对外交流,强化激励约束;在组织保障上,党委行政统筹谋划,具体管理部门协调监督,各教学承担部门协同落实,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

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

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决定性力量的生产力总是处在不断新质化的运动当中,它的每一次新质化都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迈进。其中,生产力的系统性新质化牵动着人类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人类社会诞生至今,已经发生过两次生产力的系统性新质化,分别推动人类社会步入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当前,第三次生产力系统性新质化正在发生,推动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转向数字信息时代,而新质生产力正是这次生产力跃迁的科学写照。新质生产力的“新”展现为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质”体现为高质量、多质性、双质效,“力”表现为数字、协作、绿色、蓝色和开放五大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机理,就是以科技创新为轴心,将要素系统革新的牵引力通过技术系统这一媒介传导至产业系统,最终实现对传统生产力三大系统的全面重塑。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包括全面塑强科技创新整体能力、积极促进新要素迅速成长、聚力推进核心技术研发应用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文明互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意识

自晚清民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来,基于西方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建构的文科知识体系近乎主导了中国文科百年以来的构建进程。在这百余年间,如何重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重建中国理论话语一直都是世纪之题,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孜孜以求力图解决的目标,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命题的提出引发了又一轮激烈的研讨。文章指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立足中国实际、中国经验,更需要将中国文化放置于“文明互鉴”的视野下审视西方经验、西方实践以及西方理论。通过史实的梳证可知,包括“浪漫主义”“意象派”“新批评”“生态伦理批评”等诸多英美文论的形成明显汲取了来自中国文化哲学的元素。以此延展,文章提出了中外文论互鉴史研究、文论他国化变异研究、比较诗学变异研究等以中国为视角、以中国理论为建构方法的新领域,提出属于自身的标志性概念、创新性问题。做到知识自主,更要做到阐释自主,才能解决话语问题,解决人文社会科学“说不出”“不想说”“不敢说”的“卡嗓子”难题。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关系问题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必要的动力和重要的支撑。变革和创新乡村治理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应对和协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公共管理与村民自治、保护与发展、耕地保护与制度创新、农业与非农化、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视并处理好这六大重要关系问题,一方面可规避单向度发展,另一方面可避免政策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从而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预约合同及其违约责任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对《民法典》第495条关于预约合同的规定作出三方面解释。当事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达成的初步协议,只有满足两项条件,即须有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约定与约定在内容上须具有确定性,才能构成预约合同。违反预约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主要表现为拒绝履行预约合同义务与履行预约合同义务违背诚信原则导致本约合同未能订立。由预约合同产生的义务一般属于一种方式性义务。违背诚信导致本约合同未能订立是指债务人未遵循诚信原则尽最大努力履行义务,造成本约合同未成立的客观事实。违反预约合同义务的责任承担方式是损失赔偿,不包括继续履行。该损失赔偿可理解为一种缔约机会损失赔偿,赔偿额应依缔约机会的期待可能性,在订立、履行预约合同付出的信赖利益与本约成立所可能产生的履行利益之间进行衡量。

论第三人代为清偿的法律适用——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30条为分析对象

第三人代为清偿制度涉及第三人利益保护与尊重债之关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协调,第三人对履行债务的利益关联及紧密程度是各方权利配置的关键。《民法典》第524条赋予对履行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代为清偿权,较之传统理论界定的“法律上的利益”更有弹性,可为司法实践面对复杂多样之第三人利益主张创造适用空间。《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30条第1款对第三人类型列举详尽,但适用该款第7项时应注重对第三人利益的说理。第三人代为清偿后发生债权的法定移转,应参照意定债权移转规则确定具体的法律效果。基于限缩担保人之间内部分担请求权的立场,担保人代为清偿且有其他担保人的特殊情形,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就担保人之间内部分担请求权的规则。

新质生产力何以助力文化治理

新质生产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着力点,也赋予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崭新动能。数字化背景为探索新质生产力助力解决文化治理问题提供了科学向导和战略引领。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的生成逻辑,结合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为内核,切实完善和创新文化治理模式、思路和观念,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正处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推动实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时刻。在推进文化治理的实践中,依然存在党对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仍需完善和加强、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协同性仍有待提高、文化治理模式和思路需与时俱进、专业人才保护机制不足以及文化治理机制仍需完善等现实问题和瓶颈。需要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治理主体、文化产业培育和文化治理模式创新等形式和手段,为文化治理提供新动能、新思路、新理念和新进展。

数字守门人理论:溯源、误读与构建

在数字市场治理的讨论中,数字平台经常被称为数字守门人。“数字守门人”概念主要涉及两种不同的守门人理论,一是讨论中介机构履行第三方监管义务的传统守门人理论,二是讨论超大型平台履行促进竞争义务的新型守门人理论。两种理论在概念逻辑、义务产生机制和义务设立方式上存在本质区别。将两种理论混为一谈,会产生提高第三方监管义务的设立标准、将反垄断义务转换为事前义务的问题。事实上,传统守门人理论已经为数字平台第三方监管义务的设立初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式,而新型守门人理论则未能证成为超大型平台设立促竞争义务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因此,为了有效回应数字市场治理实际需要,构建逻辑自洽的数字守门人理论应聚焦于数字平台的第三方监管义务,在具体内涵阐释、义务标准构建上进一步完善传统守门人理论。

新质生产力何以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数实融合视角的研究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目标有机衔接。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创新驱动的生产力,数实融合作为其战略构成要素能够有效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理论机制上,新质生产力通过拓展市场规模、提升市场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驱动市场扩容畅通;借助增进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增强核心产业竞争力与培育新业态而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释放市场创新活力;以深化“放管服”、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和促进多元共治,驱动市场营商环境优化;发展数字贸易和数字丝绸之路,驱动充分开放的大市场建设。但地方保护、政策规则不统一、市场垄断以及要素流动不完全畅通会阻抑统一大市场的推进。为此,建议以数字技术完善市场规则体系、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数字时代的市场监管,从而高质量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制造边界: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分流与现代调适

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转型改变了情感伦理化的依附性表达路径,赋予情感以自主的实践空间。情感实践兼有理性面向和伦理底色。结合鄂西的田野调查经验,文章建构了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分流路径,揭示了以制造边界为核心的情感调适逻辑。情感分流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伦理轨道中代际互动过程的分化,基于“父子之别”构造了生活本位的情感实践路径;二是在伦理轨道之外激活情感轨道,基于“嫁娶之别”构造了以资源流动为媒介的情感实践路径;三是面对代际互动的双轨格局,子代家庭基于“夫妻之别”构造了灵活的场景转换机制,维系了双轨格局的均衡稳定。“制造边界”的目标不是伦理的封存,而是理顺理性、情感和伦理的关系,进而在底线伦理之基础上拓展代际互动空间,塑造灵活、自由且富有弹性的代际关系。伦理、理性在融入情感实践的过程中赋予转型期家庭制度以开放性和包容性,展现了农民家庭秩序重建的可能路径。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跨文化传播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具有广泛的国际关注度,是我国文化与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宝贵契机。探索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跨文化传播意愿(IWTC)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跨文化传播效能。论文通过对2023年中国成都第十一届“世界体育舞蹈节”系列赛事的实证分析,提出并验证了一个基于城市形象感知的中介模型,证实了互动动机、沟通技能、态度及体育技能等变量可以通过城市形象感知显著影响跨文化传播意愿。最后,论文强调了大型体育赛事在推动跨文化传播方面的重要价值,并提出充分发挥体育赛事的文化功能、加强对城市形象的管理和塑造、建立赛后文化互动的长效机制等实践策略,以期促进我国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持续提升。

边界的治理与治理的边界——跨省流域科层治理反思

跨省界流域能否有效治理是关系我国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是困扰环境保护的痛点所在。跨省界流域在行政区边界治理成效不彰根源于科层治理的边界约束,即科层治理的范围、对象与治理能力的边界共同形构了有限的治理空间。面对跨省界流域治理的困境,地方政府努力拓展治理边界,探索出外部强制权力介入、建立区域管理机构、签订多边府际协议和构建多元自组织系统等四种路径。虽然取得了一定治理成效,但其尝试仍立足于内嵌的科层体制,无法克服科层治理的固有局限。因此,有必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延伸科层治理范围,扩展科层治理对象,提高科层治理能力,用现代信息治理技术为科层体制赋能,促使科层制超越治理边界,才能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实现流域边界良治善治。

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策略研究

受城乡迁移和自身资源的影响,低收入流动女性是女性中更需关注的弱势群体,其家庭需要经历更为严峻的压力挑战。那么,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究竟面临怎样的挑战?其家庭如何能够获得困境中的适应性发展?其间女性在家庭困境应对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文在对34例低收入流动女性质性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的核心策略。结果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及其家庭的压力主要表现为非正式/低保障的就业困境、家庭工作兼顾的生活困境、迷茫无奈的未来发展困境和双向支出的家庭资源分配困境。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表现为低水平资源流动的家庭功能维持机制、灵活重整的家庭结构协调机制、代际团结的家庭关系缓冲机制和积极传递的家庭信念免疫机制。流动女性通过敏锐识别困境以调节应对策略、角色灵活安排以重整家庭结构、双向照顾支出以促进代际团结、协调整合资源以提升凝聚力等个体与家庭的互动方式为家庭抗逆力提升作出贡献。在完成家庭抗逆力的使命中,流动女性发挥着其独立能动的主体意识,同时也造就了她们自身的脆弱性。

精准还是脱靶: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适配性研究——基于大气环境规制政策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大气环境治理政策目标的成效关键在于选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但政策工具是否一定能与其设定目标精准对接?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能够深入探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适配性问题。通过分析31个省级行政单位在大气环境治理中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匹配情况,发现高水平政策目标不可仅凭政策工具的单项施行所实现,而是多元政策工具综合配置的结果,同时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波动性,在绝对精准与全然偏离的连续谱系间存在多种适配可能性。研究结论有助于阐释在实现政策目标时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效应和联动匹配模式,深化在复杂环境中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关系的理论探索,为推动高质量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实践启示。

身份认同、衰老焦虑与性别平等:当代西方文化老年学关键议题研究

20世纪末以来,西方的老年学研究广泛吸收人文学科研究成果,从单纯的生物医学研究转向更为多元的文化研究,形成了人文老年学、文化老年学等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分支学科。文化老年学积极借鉴文化研究理论,将年龄置于同阶级、性别、种族等相似的范畴中进行审视,试图揭示老年所暗含的文化建构属性。在传统观念中,老年一直以来被赋予脆弱、固执、无用、落后等负面刻板形象,对老年的恐惧、抵制和歧视成了常见的社会现象。事实上,人生从童年到老年的各阶段划分,并非一个自然形成的概念,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文化研究视角切入,对围绕老年概念的身份认同、衰老焦虑及性别权力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可以揭示文化在塑造老年经验和身份过程中的重要性,有力地解构附着在老年人身上的负面话语,并为国内老年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三把半香”与袍哥精神世界的塑造

敬拜“三把半香”是袍哥精神和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三把半香”的文字与口头传播,吸取了中国历史、传说和民间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三把半香”的信仰仪式、其中的故事人物及其传达的伦理信息,既继承了从墨子到游侠的文化传统,也显示了人们对游侠风骨的精神寄托,构成了袍哥伦理说教的组成部分,是稳固袍哥组织、加强袍哥身份认同以及进行袍哥内部控制的行之有效的工具。这种工具从中国的历史传说中得到了养料,使得他们团结一心。这种共同的信仰,成为这个组织的粘黏合剂,将袍哥的信仰与仪式规范结合了起来。袍哥之开山立堂,行走江湖,敬拜“三把半香”,成为袍哥的精神支柱和共同教条。

当代中国民族叙事的演变及重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面对和应对复杂且影响突出的民族事象的过程中,一套完整的民族叙事逐渐建立起来,并定格于当代中国历史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民族叙事围绕少数民族进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确立为国家发展目标后,中华民族在民族叙事中的地位日渐突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叙事在多种因素推动下逐步构建起来。如此,一种具有70多年演进历史的民族叙事,既是关于民族事象的阐释体系,也是今天了解和把握民族认知和对应方式的重要对象。今天,在国家发展的形势和任务发生根本变化之际,根据形势的变化思考民族叙事的重塑问题,结合对民族叙事历史经验的反思,塑造一个将中华民族与国内各个民族相结合的复合型叙事,从而对当代中国的民族事象进行全面的阐释,形成一个完整的认知体系就势在必行。

国家荣誉制度的创新发展:理论构造与法治路径

国家荣誉制度的创新发展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国家荣誉制度在许多国家都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安排,旨在通过授予荣誉和褒奖功绩来激励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实现对全社会价值观的有力塑造和引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一个成熟的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离不开相对完备的法律法规作为其执行的基础和依据。要进一步明确宪法所确立的国家荣誉制度原则,通过立法方式使宪法所确立的重要原则获得更为明确的阐释;将宪法确立的国家荣誉制度规范化、科学化、具体化、体系化,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国家荣誉的授予标准、程序和条件;创设宪法未规定的相关国家荣誉制度内容,完善涉及国家荣誉制度的国家政策、发展战略、基本原则与法律规范。

公共风险法律规制中“刑扬行抑”现象之反思与矫治

以环境、安全和健康威胁为主的公共风险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部分领域出现了刑事规制扩张和行政规制不足的“刑扬行抑”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违法行为径行犯罪化、入罪门槛降低以及刑事责任优先三大典型特征。公共风险规制“刑扬行抑”现象并未显著提升刑事规制的实效性,反而违背了古典刑法的民权理念,造成违法-犯罪二元体系的消解。此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执法机关的威慑偏好和认知惯性是主观动因,历史文化和理论思潮的浸染是环境诱因。面对公共风险规制的法治困局,回应性规制法律框架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破局新思路,实现了由“刑责优位”到“最佳威慑”、由“威慑或遵从”到“执法金字塔”、由单一规制主体到网络型治理格局的三重转向,为行政规制的功能拓展提供了路径指引。

创造力与评价:人工智能的建模探索及其哲学问题

人工智能在建模创造力时既重视研究创造力与评价的关系这一带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也重视在自主创新计算系统中建构有自评和评他功能的评价模块。这样的研究既让创新系统如虎添翼,又向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甚至在创造力、价值、评价及其关系问题上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受人工智能评价研究的启发,应该而且可以从哲学上重思创造力与评价的关系,进而获得新的发现。人的创新活动除了受已发现的机制、变量的制约之外,一定还有类似于计算创新系统中的内嵌评价模块,它让创新主体在创新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反思、验证、评价自己的创新活动,思考已做的工作相对于自己过去和别人已做的同类工作有无重复,有无进步,并根据评价适时调整自己后面的创新活动,最终让创新成果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