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数字化转型可以突破研发资源配置时空边界,赋能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但潜在的数字鸿沟问题也可能会加剧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鉴于此,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构造数字化转型指数,系统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选取2007—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对于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来说,其数字化转型水平低于门槛值,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助力,而非阻力;人力资本和公司治理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合理评估中国制造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视角,对国家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合力效应也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基本框架与实现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新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重要助推器,有效深化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胜法宝。为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客观要求,需要搭建“一体两翼三质多维”的基本框架。其中,“一体”指新产业,它刻画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未来蓝图;“两翼”则指由新要素和新技术共同驱动,它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所在;“三质”表现为高质量、多质性与双质效,它明确了新质生产力概念的产生相较于一般生产力是一场根本性变革;“多维”涵盖了在新质生产力这一新理念引领下的新业态、新方向、新布局和新领域等多维特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要在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框架下探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加快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基础、创新基础、文化基础、绿色基础和开放基础。

数字乡村、技术创新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数字乡村、技术创新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分析框架,揭示数字乡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内在逻辑,对于促进数字乡村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及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农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主要结论:(1)理论机理分析及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显著促进粮食主产区农业高质量发展,但对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3)中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农业技术创新在数字乡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4)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据此,未来应加快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发展环境,挖掘数字乡村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基于区域异质性特点,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激发农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尽早跨越数字乡村建设的门槛阈值。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减污降碳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

“双碳”目标的推进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基于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碳排放及其空间溢出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不仅降低了本地区碳排放污染水平,而且显著促进了邻近地区城市碳减排,且随着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的推进,对应碳减排效应逐渐增强。其次,东中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具备更强的碳减排效应,且随着地理空间延伸,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碳排放的减排效应逐渐衰减,1000~1500km为最强作用区间。再次,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我国绿色融资水平促进城市碳变化。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结论对于推进绿色金融包容性增长,实现区域协同减排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平台型电商企业生态圈价值共创的实现机制研究

平台型电商企业生态圈是由诸多企业种群构成的复杂网络组织,各企业所在的供应链是平台型电商企业生态圈价值共创的基本单元,而供应链动态演进的协同模式如何影响生态圈价值共创的意愿及行为尚需要进一步揭示。基于服务主导逻辑探讨供应链协同、资源整合能力和关系治理与生态圈价值共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明确平台型电商企业生态圈价值共创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协同对生态圈价值共创具有正向影响;资源整合能力在供应链协同与生态圈价值共创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关系治理正向调节了供应链协同对资源整合能力以及生态圈价值共创的影响,同时也正向调节了资源整合能力对生态圈价值共创的影响。研究拓展了服务主导逻辑的应用范围,丰富了平台型电商企业生态圈价值共创的研究框架,为推动平台型电商企业生态圈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二次项修正模型,以两种“借用规模”视角考察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特征。当前除了山东、广东和内蒙古三个地区已出现超出最优多中心水平的现象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城乡融合尚处于随着多中心水平发展而逐步提升的阶段。第二,对于东部地区来说,交通基础设施和市场一体化是多中心空间结构影响城乡融合的有效途径,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多中心空间结构发展并未达到最优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和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并未凸显。第三,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在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城乡融合效应中发挥着显著的正U形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收缩——来自夜间灯光数据的证据

数字经济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它对于抑制城市收缩、促进城市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利用2011—2021年夜间灯光数据,识别城市收缩,并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收缩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抑制城市收缩;数字经济发展抑制城市收缩的效应在收缩型城市以及市场化水平低、教育水平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城市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创新创业是数字经济发展抑制城市收缩的重要渠道,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会更有利于数字经济抑制城市严重收缩。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收缩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即当数字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它对城市收缩的抑制作用才会显现,同时抑制作用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后发性优势。本研究有助于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收缩的作用机制,对于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有效抑制城市收缩提供了经验支持。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研究

在乡村振兴、农业强国战略布局下,从国家政策、学术研究两个层面提出高素质农民及其培育的内涵和特质,继而梳理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理论基础和历史逻辑,认为农民素质培育演变过程表现为传统农民—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其演进现实逻辑主线为从“谁来种地、怎样种地”到“谁来治村、如何兴村”再到“谁来引领致富、如何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分析高素质农民培育成效及困境,从政策法规、组织管理、教育培训、考核评价等四个方面探讨未来趋向把握。最后,构建高素质农民“3311”培育体系,体现其实践价值,并从精准遴选培育对象、精准设置培育内容、精准配备师资团队、精准选择培育方式和途径等四个维度,提出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运行中应把握的细节,以期对后续政策实施和研究提供参考。

数字基建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研究——来自“宽带中国”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当前快速发展的数字基建已成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引擎。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创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选取我国2011—2020年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基建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应用有效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基建对我国中部地级市、传统基建较好地级市、高城镇化水平地级市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驱动效应更强。机制检验进一步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应用通过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缓解财政支出城市偏向、加速乡—城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此,提出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力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金融赋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政策建议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是保持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目前,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困境,利用知识产权进行融资可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增添新动力。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主体,从知识产权金融视角出发,通过作用机理分析、现实情况考量、实践经验总结等途径探索知识产权金融赋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十分必要。通过重点分析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融资租赁等其他融资模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利用知识产权融资提供实践指导,可为完善知识产权金融赋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理论体系提供智力支撑。

转移就业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基于新疆县域数据的证据

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转移就业是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手段。基于新疆农户微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实证检验转移就业政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转移就业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这一结论在采用更改标准线及更改匹配方法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转移就业政策对南疆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削弱作用更强,对生计脆弱性水平越高的农户作用效果越强。在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中发现,转移就业可以通过提高农户技能水平和拓宽农户社会网络关系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当前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进行有效衔接时期,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共生视角下网络平台自律的多元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共生理论和平台治理的研究,构建了网络平台企业自律驱动机制的贝叶斯网络模型,提出了平台自律的6种驱动力和44个驱动因素。结合专家访谈,通过问卷获得样本数据,利用贝叶斯网络分析方法进行逆向推理、敏感性以及关键动力链分析,明确关键的驱动路径。结果表明政府压力、行业协会助推力、竞争者推动力和媒体舆论导向力是平台自律的4个关键驱动力。政府的法律法规、惩罚力度、税收优惠,平台竞争者自律获得的社会认可、竞争优势,行业协会对自律的重视、责任意识引导,媒体舆论的正向引导等是敏感性驱动因素。综合逆向推理、敏感性和关键动力链分析结果,发现健全法律法规、提高惩罚力度、增强舆论对平台社会责任意识引导和自律平台形象新闻宣传、扩大竞争平台自律的业内认可影响是当前推动网络平台加强自律需要重点关注和强化的路径。研究结果为推动平台加强自律的关键实施路径提供理论依据。

新兴市场企业第一次跨境并购的速度及影响因素:跳板理论的视角

跳板理论认为,新兴市场企业往往通过积极的跨境并购来获取战略性资产。本文从跳板理论的视角,基于中国企业在2003—2020年期间发生的416次第一次跨境并购(CBMA)和18184个观测值,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考察了新兴市场企业第一次跨境并购的速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兴市场的年轻企业执行第一次跨国并购的速度快于成熟企业;国际化程度较低和国内并购经验比较欠缺的年轻企业实施第一次跨境并购的速度快于其他企业。这表明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具有强烈的追赶动机和积极的风险承担倾向。本文的发现拓展了跳板理论的解释边界,深化了我们对于新兴市场企业跨境并购行为的理解。

业绩下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绩效差距理论和S-O-R模型

在乌卡(VUCA)的环境背景下,企业在遇到业绩下滑的不利冲击时能否坚守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企业乃至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选取201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绩效差距理论和S-O-R模型探讨业绩下滑能否刺激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机制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业绩下滑会刺激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在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业绩下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刺激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业绩下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刺激作用存在一个为期两年的最优窗口期,企业若在两年内不作为,则无动力进行数字化转型;业绩下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刺激作用存在“马太效应”,即原有数字基础较好的企业更有可能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因此,为摆脱业绩下滑的困境,企业应顺应数字时代潮流,充分利用数字资源,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升级;各地政府要因地制宜、因企施策,对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给予差异化政策支持,以帮助更多企业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会,从而提升整体数字经济的质量和发展水平。

异质性研发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2001—2020年制造业“行业—地区—时间”的三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法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研发活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上述结果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中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短期内基础研究对TFP的贡献微乎其微,长期内基础研究能够通过加快基础知识积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两条机制促进TFP提升。(2)现阶段应用研究会抑制TFP提升,这一结果是由模仿创新技术进步效应边际递减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并存所致。(3)进一步分组回归表明,相比于高技术差距行业和中、西部地区,基础研究对TFP的推动作用在低技术差距行业和东部地区中更为显著;同时应用研究对高技术差距行业和东部地区制造业TFP具有促进作用,对低技术差距行业和中、西部地区制造业TFP具有抑制作用。

子代特质、代际关系与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

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属于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三支柱,它对于满足农民多样化养老需求、缓解农村地区的养老压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筛选与整理2020年CFPS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子代特质、代际关系与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参与情况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男性家庭成员占比高的和子女受教育程度高的子代家庭,其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参与率会更高,但代际关系对农村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发现户主年龄越大、学历越高、对贫富差距看法越消极和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村家庭,越倾向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能够促进农村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建议农村地区加强金融素养教育,提高养老风险意识,普及养老保险知识,刺激农民对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的需求。本研究拓展了对于农村地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以及代际因素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需求的影响的研究。

动力机制、战略行为与后发企业生态位跃迁——基于光伏企业的纵向案例研究

借鉴战略生态位、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基于“动力机制—战略行为—生态位能力”逻辑链路,以光伏企业为对象,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构建整合性理论框架模型。依据研究框架,剖析了天合光能、隆基绿能、协鑫集团三家典型光伏企业从生态位创建、扩张到成熟阶段实现生态位跃迁的动力机制、战略行为及生态位能力演进轨迹。通过各级编码提炼归纳,得出后发企业生态位跃迁的演变路径。研究发现:(1)后发企业生态位提升的动力机制表现为“创新要素驱动机制—转型升级动力机制—战略导向驱动机制”的演变过程。(2)创新战略范式经过了“基于需求搜寻的跟随者战略—基于市场开拓的探索者战略—基于领先创新的技术推动者战略”的演化过程。(3)生态位能力的积累和提升形成了“应用型渐进式动态能力—探索型突破式动态能力—颠覆型协同创新能力”的演化路径。据上,提出了中国光伏后发企业基于动力机制、战略行为、核心能力演化共同促进生态位跃迁的路径模型。该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拓展了后发企业战略演进及战略范式转换的理论范畴,为通过生态位创新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推动可再生能源企业追赶、超越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碳市场试点政策提高区域碳汇的机理研究

碳市场除了碳排放交易外,还包括碳汇交易。大量文献已验证了碳市场试点政策可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却忽视了验证其对碳汇的影响。结合中国碳汇交易的特征事实,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碳市场试点政策对试点区域和非试点区域碳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与非试点区域相比,试点区域的碳汇水平显著提高;碳汇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财政环保支出与碳汇正相关,经济发展与碳汇呈U型关系,城市化与碳汇负相关。因此,建立更加规范、专业的碳汇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碳汇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省际碳汇生态补偿机制,是提高碳汇的有效路径,对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

纠正、补偿和培养商誉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品牌综合评价的影响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CSR)是实现高质量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实施社会责任时,企业一方面可将重心放在自身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上,通过纠正、补偿等方式来减少负外部性问题的产生,另一方面可将重心放在与自身负外部性问题无关的社会及环境问题上,为社会创造财富,但目前尚不明确哪种类型的社会责任更能获得消费者认可。对此,研究基于正负外部性视角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纠正型、补偿型以及培养商誉型CSR,采用归因理论以及调节性匹配理论来揭示不同的社会责任类型对消费者品牌综合评价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CSR类型对品牌综合评价的影响效果不同,相较于补偿型CSR,消费者对品牌实施的纠正型以及培养商誉型CSR的品牌综合评价更高;(2)品牌道德感知在不同CSR类型对品牌综合评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3)宣传信息框架调节了不同CSR类型和品牌道德感知之间的影响。研究结论不仅是对现有CSR相关理论研究的完善,同时也为企业更好地实施社会责任提供了有效指导。

县域产业结构转型与数字化协同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31个县(县级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县域产业结构转型与数字化协同发展是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要点之一,也是实现县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系统论、共生理论构建TDE框架,采用我国31个县(县级市)的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考察县域产业结构转型与数字化协同的关键要素及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县域产业结构转型与数字化协同是技术赋能、数字经济与环境支撑维度下多个条件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二者高水平协同的驱动类型有5种,分别为“技术—数字经济”型、“技术—环境”型、“数字经济—环境”型、全能平衡型、数字经济主导全能型,其中“数字经济—环境”型最为普遍;数字经济在推进高水平协同进程中的作用尤为突出,技术赋能中的数字技术应用和环境支撑中的人口因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