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作为世界文坛巨擘,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才华横溢,著述等身,影响深远:在小说创作方面,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而在戏剧方面,也是同样风格独具,意蕴深刻。

岭南文派及南方写作之南方精神:欧阳山文学创作摭论

历史的烟尘漫天飞扬时,人们往往看不清历史的真相;待到岁月静好,烟尘落下,人们则看不清被烟尘覆盖之物。历史有真相吗?洋葱还有更里一层吗?许多问题的答案不容易获得,或者需要静待时间发酵才能得到一些线索。如果只是追踪某些烟尘飞扬或降落的轨迹,讨论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某些具体的事件,事情显然就简单多了。任何烟尘的任何轨迹变化都是一个事件,事件的叙述与事件本身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事件叙述的叙述更是常常发生变形,这些变形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历史真相的遮蔽,但也可能揭示了另一些更为本质的东西。欧阳山创作的《三家巷》及其阐述的岭南文派概念,在理解、接受及相关叙述方面就有透过历史的烟尘进行重新梳理和再认识的必要。

探寻乡土斯文变迁的现代理路——评赵普光等《城乡之际与斯文变迁》

众多影响深远的汉语概念最初都根植于乡土社会,“斯文”一词自然也如此,沟通官方权力与万姓黎民的乡绅,便成为乡土社会的斯文代表。孔子被困于匡地,感慨“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似乎成为此后文明礼乐的变迁的某种谶语,即“斯文”常常会遭遇困境。因此固守还是随时而变就成为考量历史的“斯文”标准。从乡土叙事研究的角度来看,关注底层人生样态和生命痛苦,是理解现代文学精神的必要工作;关注乡绅或乡贤这类人物及其形象,则显出反思文化承袭与变革的复杂沉重意味。

鲁迅小说中的创伤再现及其应对

鲁迅少年丧父,生活从小康堕入困顿,赴日留学“走异路”中亦颇多艰辛,而后的兄弟失和打击、与多人笔战、长期患病等等,鲁迅一生经历的创伤体验并不少,在其文学生产中,创伤话语亦屡屡可见。他在对创伤的小说再现中,呈现出创伤的挫败性惯习,一方面指向了传统致人挫败的杀伤力,另一方面则说明现代转换中亦有类似惯习。鲁迅亦有复仇创伤的书写实践,他强调反抗遗忘和自奴,同时亦有攻击性乃至同归于尽的复仇理念。而在其作品中,亦有疗治创伤的书写,其中也是悖论重重。

新时期文学的在地经验与世界想象——以早期《花城》为视角

《花城》杂志自1979年创刊起即以“南国”特色和“海洋”属性作为明确的办刊定位,鲜明的在地性显示出其与众多新时期文学期刊的显著区别。《花城》通过刊发中国香港文学和本土作家域外题材创作、译介世界文学等途径建构世界想象,较早参与到新时期文学与世界对话的进程中,并承担了时代文化心理与文学价值观念变革的媒介功能,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整体性与面向世界的可能性,也为反思世界文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提供了一种视角。

历时性视角下广东电视剧青年形象建构研究(1990—2024)

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兴则国兴。在国家仪式和国家话语的再生产下,青年成为民族精神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意指。本研究从历时性视角出发,发现广东电视剧青年形象有如下特点:在1990—2000年间,青年人物以敢闯敢拼的打工妹、无私奉献的警察军人、浮沉觉醒的岭南商人形象为主;在2001—2011年间,呈现出时代变迁下励志向前的创业人、岁月长河下为国奉献的民族英雄、文化包容下和睦相处的“外来媳妇本地郎”的青年形象;在2012—2024年间,呈现出时代潮流下推动科技创新的智造青年、湾区视野下传承传统文化的无私儿女、网络生态下有血有肉的岭南枭雄的青年形象。同时通过研究发现,广东电视剧青年形象主要围绕岭南元素来建构:重商拼搏的岭南平民文化、天下为公的岭南爱国精神、感性经验的岭南认知方式。

时代精神和民族命运的广东表达——《珠江人家》“食在广州”的历史意蕴及精神特质

北伐之后,抗战之前,这十年间,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在其间堪当主要角色的广东及广东人,令人刮目相看。有鉴于此,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其驻南京总领事须磨于1937年1月离任之际,在使馆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说:"余在华已十一年,其间中国之情形转变,激如江涛,最感痛切者。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文化生态及社会想象

粤港澳大湾区有着非常特殊的文化生态。以人的维度为核心,在时间层面上,它既有发展的、进步的现代性,又体现了目标导向的文化乡愁,是“另一半的现代性”。在空间层面上,广义的“移民”是未来城市群的行为主体,粤港澳大湾区也呈现为异质多元的移民文化。聚焦今日之风险社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共同体首先应被理解为“危机共同体”,而其处理风险、应对灾难、城市治理与城市自救的能力将成为我们建设城市文化共同体的重要依据。

中国网络游戏海外传播的路径、效果与困境

在“版号寒冬”与内外多重因素的合力驱动下,中国网络游戏逐渐打破技术与文化壁垒,以投资、产品、IP等多样态输出模式,朝着更为宽广的海外存量市场迈进。出海半径不断扩大,网络游戏的产业增值创收也已逾百亿美元,大大超越传统文化媒介。网络游戏的成功出海,不仅展现了中国的文化创造实力以及文化输出的巨大潜质,同时也使网络游戏成为表达中国故事、传递中华文化价值、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复苏的重要引擎。而随着出海进入下半场,如何解决地区间的文化折扣差异,保持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二元平衡,避免当代文化的传播失语问题,仍然是中国网络游戏出海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亟须突破的现实瓶颈。

语重心长的叮嘱——黄修己先生的治史经验之启示

很久不见黄修己先生了,心里很是惦念。此次欣逢黄先生米寿,诚然可喜可贺,我虽然一向畏行如畏虎、很少出门,但黄先生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渴想何似,所以还是勉力南下,专程来广州拜谒黄先生、向他老人家表达我的祝贺和敬意。《诗经·大雅·荡》述周文王之言:“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

五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下文简称《通史》)由黄修己先生主编,刘卫国、姚玳玫、吴敏、陈希分别撰著,于2020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将1917年至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历史,按照中国现代史的分期。

论“租客故事”在中国香港电影中的叙事模式建构与文化价值

“租客故事”是中国左翼电影中以《乌鸦与麻雀》为代表的一种常见叙事模式。“租客故事”模式随着上海电影人南下中国香港,并在中国香港电影史上多次成为不同影片的叙事模式选择。在中国香港这座城市的特殊土壤的培育下,这些电影在“类家庭”的人物关系与可操作、程式化的叙事结构中,建构起了独属于中国香港电影的“租客故事”叙事模式。而这一叙事模式也在发展过程中,借助空间表达显示出该模式所具有的现实批判和人文关怀的、超越叙事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文化恋曲与国族诗力——论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黄河书写

作为一种符号象征,黄河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表达着国民对于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文学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效载体,在言说国家认同、民族精神,表征国民的文化记忆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黄河形象的文学建构,首先,通过“黄河—母亲”的隐喻使黄河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在启蒙、救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时期,促进了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其次,黄河文化中蕴含的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民族血性精神,勤劳务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以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气度在黄河诗歌中得到了多样化的表达。最后通过“诗歌叙事—记忆—认同建构”的逻辑,黄河诗歌借黄河形塑唤起社会个体之集体记忆,增进个体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黄河形象的研究,不仅表现了黄河的诗歌书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广东音乐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的主体性是新时代文化自信语境下对传统文化的新阐释和省思。广东音乐在传承发展中的主体性因素是解释其文化价值和推动其创新发展的关键。本文是对此问题的探究和初步论述,涉及文化主体性的理解与述要、广东音乐文化的历史维度观察、主体性表现以及时代性要求等,以期抛砖引玉、并引发方家的批评和深入讨论。

“向北方”与“在香港”——中国香港读书月刊《开卷》中国内地文学在场论析

《开卷》是中国香港第一本综合性图书导读月刊,尤以文学类图书评介为多,对内地现当代文艺的推介占有相当比例,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内地文学同海外读者见面的“南风窗”。这一“南风窗”内容取材“向北方”,却是基于位居中西文化交流点的中国香港开放性,基于自觉的“在中国香港”本土意识,建构内地现当代文学微型在场,着意呈现中国香港与内地文化的勾连,并以兼容雅俗、以雅化俗的方式,提倡读书风气,建构中国香港地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认同。

个人情感、历史书写与人类情怀:政治抒情诗的新维度——兼论程学源长诗《紫荆花开廿年红》

作为“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的政治抒情诗,抒情主人公往往以集体的“大我”的身份表达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情感反应。程学源长诗《紫荆花开廿年红》一如既往地具有“大我”的代言人特色,但这首诗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有了不同的特点,寓示政治抒情诗这一诗歌样式发展的新趋势:其一,抒情主人公不仅有“大我”代言人,还出现了“小我”的个人声音,“小我”的个人情感得到体现;其二,以喜悦为情感核心,以四重奏的方式讴歌香港回归之美;其三,表现出希望世界和平、人人平等、共享太平的人类情怀。

“粤味”融变:《粤讴》英译本译者行为“务实”探究

《粤讴》是清代文士招子庸辑录而成的民间曲艺集。1992年,Peter T.Morris重译《粤讴》。本文以内容分析为方法,以NVivo12为辅助质性分析软件,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牵引,以翻译外因素,即译本绪论中译者的翻译目的为线索,在翻译内探寻《粤讴》英译本中的译者行为特征。NVivo12统计数据显示:译者行为在词汇层面,使用易于读者拼读的刘锡祥粤语拼音方案,对富含文化意象的地名和人名以音译为主,同时加以注释;在方言用词的英译上,大体采用意译策略。在韵律层面,译者则选择省译。在目标文本生成环境层面,译者通过省译部分序言、增加翔实的绪论和注释对目标读者的背景知识进行了大量补充。据此结论,译者行为整体呈现出理据可考的“务实”倾向,这与绪论表达的“读者为先”的翻译目的不谋而合。

诗化图式——王肇民绘画风格与传统诗学的语境跨越

王肇民以水彩画闻名于当世,而少为人所知的是他一直坚持中国古典诗词写作,作品多达千余首,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到晚年时期收录的内容。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其古典文学修养与西式绘画风格联系的相关研究。王肇民古典诗词中深沉幽微的人文情愫,成为理解其艺术意象及风格形成的重要参考指征,并在他的诗词中窥见其绘画作品的诗性美学推原,这种现象透露出20世纪中国美术家围绕在中西美学之间的相融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体现了王肇民的绘画在以中国传统诗学审美精神为本源并潜移转化为西式图像语言形式时所呈现的当代性意义。

云游于影:数字技术催生影视评论新貌

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离不开细致入微的经验洞察和开拓创新的实践探索,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当立足时代主流价值、扎根人民群众生活,创作出有温度、有力度的中国故事。文艺评论作为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是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的重要推手,而影视评论的书写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数字时代的影视评论吸引了更多元的评论主体,他们以多维的评论视角、生动的评论话语和丰富的评论场域,共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不断激活“以人民为中心”的精品影视创作。

契诃夫《万尼亚舅舅》与鲁迅《过客》中的“出走者”形象研究

俄国文学大师契诃夫的剧作精准描绘了人类生存的精神苦痛,表达作家对人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注。其代表剧作《万尼亚舅舅》中,不甘沉沦于“虚无”人生的主人公阿斯特罗夫借“出走”寻找自我存在之价值。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也将其“批判现实,探寻超越”的创作理念贯彻于戏剧创作,在剧作《过客》中塑造出一位以坚定“出走”来“反抗绝望”的过客形象。由此可见两位作家对于人类存在的求索具有跨越时空的共性:笔下的主人公都以“出走”的方式超越生命存在之虚无。只是,契诃夫与鲁迅借“出走”超越虚无的阐释又存在明显差异,这因为二位作家所处社会的历史背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