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集体经济与内源式发展:基于江苏省苏州市的案例研究

内源式发展是激发新型集体经济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本文选取江苏省苏州市四个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包括问题呈现、路径整合、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互动调整五个环节的整合性行动分析框架,归纳出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内源式发展的演化机理。研究发现,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核心主体;因地制宜地盘活优势资源要素并构建多方共赢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是其实现内源式发展的核心。

数据要素与新质生产力: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标志、核心是创新,数据要素对于提升创新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我国2009—2021年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数据要素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制造业企业;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要素主要通过数字化变革和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调节效应表明,产业融合与数据要素会共同发挥作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在中、高产业融合区域的作用效果没有显著差异,在低产业融合区域的效果不显著。

城市间房价分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面对一二三线城市房价增速的分化走势,“因城施策”逐渐成为主基调,为此需要准确识别不同城市房价分化的主要因素。本文综合使用XGBoost等机器学习方法以及SHAP值解释性方法,基于2009—201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测算并分析一二三线城市房价分化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预期因素在多轮房价分化期间都起到重要驱动作用;(2)货币政策本身并不是房价分化的主要因素,但可以通过影响预期导致房价分化;(3)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本身也不是房价分化的主要因素,但也可以通过影响预期导致房价分化。有鉴于此,“因城施策”的关键在于稳定公众对房价的预期:一线城市应在控制土地成本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住房供给,削弱由于供不应求所带来的房价上涨预期;二三线城市需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教育、医疗和环境质量,改善居民购房需求,防范人口外流带来的房价下跌预期。

专利权质押与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调查数据,在微观层面定量考察了专利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权质押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其积极效应不仅体现在以专利总数为代表的研发产出数量上,而且体现在以发明专利占比为代表的研发产出质量上。专利权质押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研发激励,提高了企业的研发经费占比和研发人员占比。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研发职务奖励有助于扩大发明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研发周期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专利权质押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研发产出数量、研发产出质量和研发投入均有显著影响,但相比之下,专利权质押对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创新产出数量的正面影响更大,对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质量结构改善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为深入开展专利权质押试点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资源错配抑制与中小企业景气提升

金融歧视下的资源错配,已成为中小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掣肘。如何突破这一约束,融合“普”与“惠”的数字普惠金融被寄予厚望。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与中小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对金融资源的诉求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利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中小企业发展调研数据,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景气提升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景气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提高都能促进中小企业景气指数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提高融资匹配度,由此提升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特别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景气的提升作用具有“均衡器效应”,景气状况较差的中小企业能够从中获益更多。为此,应当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借助其抑制金融资源错配功能,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其发展中的景气度。

纵向监管、地方选择性供地与产业结构绿色转型

地方政府的有效执行是中国式分权下提升中央发展战略实施绩效的关键,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治理行为的有效监督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微观工业用地供应以及中央环保督察的通报结果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政府选择性供地策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促使地方政府降低污染密集型工业用地供应,增加清洁型工业用地供应,从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机制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地方领导人职业发展激励机制以及产业转型能力机制对不同特征的城市工业土地供应结构策略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结论对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央地互动关系与地方利用土地偏向性供给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具有政策启示。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谋划

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谋划宜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以着力破解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为主攻方向。第二,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税收制度所作出的一系列改革部署和所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和成果为逻辑起点。第三,首先盯住相关行为主体关切,将着力点和着重点放在稳定相关行为主体预期、激发相关行为主体内在动力和创新活力上。第四,承继历史传统,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充当“先锋官”和“突击队”。

2024年改版说明

1981年1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正式创刊出版,首任主编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宋涛教授。《发刊词》以平实的文字道明初心:“我们这个综合性经济理论刊物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实际经济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开辟一个园地,以便共同努力来探索隐藏在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寻求提高我国的经济管理水平的正确途径,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和经济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技术进步、反鲍莫尔成本病与制造业占比

根据鲍莫尔的非均衡增长理论,技术进步会导致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这就使得我国既要坚持创新驱动,又要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面临理论上的悖论。本文立足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高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新变化,指出我国存在着反鲍莫尔成本病现象,即制造业领域而不是服务业领域存在鲍莫尔成本病,这修正了鲍莫尔理论模型,从技术进步角度找到了我国制造业占比下降的根本原因,为创新驱动和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同步实现提出了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此外,论文借助WIOD数据库2000—2014年1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2011年起制造业TFP增速每提高1%,制造业占比将提高2.3%,TFP水平提升会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重点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组合调整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组合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重点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的提高和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这种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突出。重点产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等渠道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调整,同时,激烈的国内同业竞争和目的地市场竞争进一步强化了产业政策效应。除了影响受支持企业的出口行为,重点产业政策还能通过融资和创新的溢出效应带动相同二位码行业内非重点企业调整出口产品组合,培育其竞争优势。

财税普惠度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对提高财税普惠度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生产率以及如何实施财税普惠政策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两大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引入企业逆向选择行为拓展了伯川德行业竞争模型,提出了财税普惠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的假说。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框架检验了财税普惠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影响机制及其行业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1)提高财税普惠度能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其三个机制分别为市场竞争效应、逆向选择效应和边际成本效应;(2)提高财政普惠度对高融资依赖度、高增长机会和高创新需求的行业具有更大的正效应,而提高税收普惠度对低融资依赖度、低增长机会和低创新需求的行业具有更大的正效应。本文为政府施行更加精准的财税普惠政策提供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的财税特惠政策向财税普惠政策转型提供了理论和证据支持。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驱动力: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

本文基于结构转型框架,以居民消费在各部门的分配份额度量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利用1992—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及投入产出表等数据,通过对偏好进行非线性估计并结合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探讨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驱动力。研究发现:消费的不同定义和测度方式会使结论出现差异。在最终消费支出定义下,收入效应是驱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在消费增加值定义下,若利用支出法GDP方法构造消费,则相对价格效应对2002年之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贡献大大增强。本文在理论层面为结构转型相关研究提供了需求侧视角,在应用层面有助于明确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进而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消费提质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及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

决策权配置对企业集团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将深刻改变决策权配置模式。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并使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集团决策权的集中度,促使决策权向子公司转移。在使用工具变量、DID以及PSM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后,主要结论仍然成立。渠道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集团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子公司与母公司间的相对信息成本两条途径促使决策权向子公司转移。此外,数字化转型促进分权的效应在民营、子公司数量更少和子公司承担业务量更轻的企业集团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对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为数字时代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撑。

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与财政收入质量:针对非税收入的研究

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是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研究表明,税收分成比例下降会提高非税收入相对规模、降低财政收入质量,且总量费非税收入有一定扭曲效应。经验研究发现,税收分成每下降1个百分点,地方非税收入规模约增加1.27%,财政收入质量约降低2.02%,这表明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是影响非税收入规模的重要制度要素。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化程度低和非税收入管理规范的地区非税收入规模变化较小,而提高财政资金审计质量和强化法制化建设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本文为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一定参考。

我国财政安全的内涵、挑战和实现路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

财政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文试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厘清财政安全的内涵和要求,甄别我国财政安全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并给出实现财政安全的政策路径。本文提出,财政安全是指一国的财政收支短期平稳运行,中长期实现跨年度、跨周期平衡,并储备一定的财政空间和财政资源,应对各种自然、政治、经济、社会重大冲击,以维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当前,我国财政安全主要面临来自财政收支压力、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自然灾害和复杂国际形势等方面的挑战。实现财政安全,未来政策取向可以考虑从强化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构建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与数字经济适配的数字税收体系和建立高效的财政应急管理机制等方面着手,以财政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

性别差异、养老金福利与退休决策

明晰不同性别个体在延迟退休中的福利损益,是优化设计延迟退休制度的关键。本文使用微观模拟和OAXACA-RIF分解方法,模拟了现行制度以及八种延迟退休制度下个体的养老金总财富、养老金净财富、退休总净现值三种养老金福利,并通过模拟养老金总财富累计值、养老金总财富峰值、养老金净财富峰值、期权价值确定了个体最优的退休年龄选择。研究发现:现行制度存在提前退休激励;阶梯奖惩的弹性延迟退休制度具有延迟退休激励效果;现行制度下个体养老金福利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可以通过延迟退休缓解。据此,本文认为在延迟退休制度设计中需要加入激励措施、采取具有阶梯奖惩措施的弹性延迟退休方案、减少养老金福利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三十年:演进、成效与变迁逻辑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这一制度既构成了中国现代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过去三十年分税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制度保障。纵观过往的改革历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每一次重大调整背后都有着深刻的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背景,始终服务于财政体制改革全局,并充当了财政体制落实国家战略、保障经济社会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工具。站在分税制改革三十周年这一历史节点上,本文系统回顾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演进,总结其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效,并阐释其制度变迁的内在经济和政治逻辑。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历程和运行规律,也为下一阶段进一步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工资和工资差距的内在机制

本文从新型基础设施的产品偏向性出发,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探讨了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工资和工资差距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基础设施直接带来的效率提升可以促进各类劳动工资增长,但间接导致的要素重新配置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总效应取决于资本与各类劳动之间的替代性以及技能型中间品与非技能型中间品之间的替代性。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技能型产品偏向型的新型基础设施可能导致工资差距扩大,但可以带来劳动工资的“普惠性”增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影子银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影响是否一成不变?考虑到2008年后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影子银行;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影子银行。这种阶段性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企业影子银行与实体经营活动之间关系的转变,并主要通过运营资产传导。第二,经济金融化程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差异性影响。第三,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具备融资优势或处于经营弱势的企业更易从事影子银行活动,且两者对于企业影子银行的扩张效应具有叠加影响。本文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子银行风险问题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分税制改革视域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理论辨析与路径展望

本文通过回顾分税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制度特征和学术争鸣,试图厘清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影响机制和改革路径。本文认为,分税制改革有效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初步构建起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权治理框架。从影响效果来看,分税制改革引领的“双重激励”将地方政府行政动员能力和市场增进能力有效结合起来,激励地方政府举债筹资建设了大量市政基础设施;但侧重“事上”而非“安下”的责任约束机制也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衍生泛化、变相积聚。本文为推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分税制改革和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财权划分、事权配置、行政监察、市场约束等改革战略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