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现状、体系与能力建设研究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公共数据是数据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公共数据不仅能在政府体系内部流转和使用,还能在市场和社会上畅通流动并被充分利用时,才能释放出更大的价值,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我国公共数据开放的法规政策和标准的不断健全,各地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量和数据开放数量、容量、质量等持续上升,公共数据利用成效初步显现,但也存在不充分、不协同、不平衡、不可持续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反映出我国现有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体系与能力还存在许多短板与瓶颈。对此,应进一步构建和提升有利于促进公共数据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之间实现畅通大循环的体系与能力,以充分释放公共数据要素价值。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与培育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新时代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行动指南,具有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要素配置优、环境友好等特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客观必然性,是新技术持续涌现和群体性突破带来新赛道、数据等新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科技—产业—金融”顺畅循环、强大国内市场有力支撑、产业基础积淀和高素质劳动者、企业活力和企业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等六个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孕育形成的结果。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推动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加速涌现,促进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活力充分释放,构建顺畅的“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夯实高素质劳动者和产业基础,充分激发企业活力和企业家才能,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汇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磅礴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发展路径与关键着力点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时代最新科技产业化的产物,代表了生产力发展方向和趋势,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生产力代际革命和生产力跃迁的体现。颠覆性创新引致主导技术体系变更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前提,产生通用目的技术和发生科技革命分别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充分条件和时代条件,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完善的科技转化应用制度体系加以保障。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创新创业融合,搭建技术转化渠道;推动数实深度融合,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引领;促进数据、科技人才和科技金融三类要素高效流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

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作为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具有技术性、互联性和倍增性等典型特征,通过创新要素的高效集聚与创新组织的精准匹配,重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通过促进产业变革调整与贸易转型提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形成网络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相互渗透、相互反馈及协同演化的进程。当前,数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在于提高数字创新能力、深化数实融合、增强数字普惠共享及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具体需要促进数字创新的加速发展,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基石;营造数字网络的生态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绩效倍增;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提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保障。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分析框架:理论机理、测度方法与经验证据

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文章尝试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构建一个涵盖理论机理、测度方法与经验证据的分析框架。在理论机理方面,主张从投入产出的视角理解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即投入产出关系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生产效率提升,并且新质成分既可作用于生产资料、通过直接改变生产过程影响生产效率,又可作用于劳动者、通过提升劳动技能间接影响生产效率。在测度方法方面,综合计算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内总的劳动时间投入,进而以全劳动生产率评估生产效率,同时分别从生产投入和劳动力再生产投入中识别新质成分及其动态变化。在经验证据方面,以数字经济为例,利用投入产出数据并通过计量分析发现,数字设备的投入显著促进了生产效率提升,而数字服务的投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这说明新质成分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可能具有非线性特点。

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生产力是撬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杠杆,是决定文明形态变迁的根本力量。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是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的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培育国家竞争优势、超越工业文明的关键,而且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应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培育发展新动能,丰富和发展人类物质文明;应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创造生态文明新形态;应进一步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厚植现代化新形态。

多重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优化策略

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表征的数字经济新形态深刻改变着要素的全球化配置和产业的区域化布局,所带来的要素变动及运行机理对空间格局变化产生深远影响。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与传统经济形态相比存在显著差异,这可通过构建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分工化与去分工化、趋同化与趋异化、收敛化与发散化四个维度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数字经济是先发优势还是后发优势,是有利于超越还是更容易落入陷阱,关键取决于数字化与区域发展诸多条件的共振效应。因此,应秉持新的理念和方法,正视数字经济下中心城市聚集和边缘城市衰落的两难境地,破解链条细分化和市场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推进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时代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基础,以科技创新突破为关键路径,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为特征,是一种对传统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产生颠覆性变革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从理论基础来看,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科技创新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从时代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起点、新要素、新模式与新动能的生产力,是我国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总结。为此,应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及优化科技政策支持,推进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内涵特征、问题诊断及推进路径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升耕地综合产能水平的有效路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建设主体的多元化、范围设计的规模化、基础设施的系统化、项目建设的标准化、生态环境的绿色化、资源利用的高效化及综合产能的持续化是高标准农田的内涵特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我国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制度标准体系、完善政策法律体系、健全管理体系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对高标准农田的内涵理解存在偏差、基础设施配套程度不高等,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此,应强化对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坚持系统观点,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质量;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保障基础设施良性运行;建立评价机制,为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有助于财政收入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对增强地方财政韧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地方财政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提升地方财政韧性,且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且由于地区间缺乏统筹协调,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财政韧性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需要多措并举发展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处理好数字经济发展与协调的关系,助力地区间财政韧性协同发展。

我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位势评估、拓展框架与政策建议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和全球科技竞争显著升级的新形势下,广泛开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我国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任务。文章基于人工智能、先进通信、量子科技、跨学科应用数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纳米科技等六大基础前沿领域约12.6万条论文数据,综合利用文献计量和大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全球位势及合作网络关系进行分析。同时,通过构建“研究实力—合作地位”拓展伙伴框架,分析总结了我国在各基础前沿领域拓展国际合作关系网络的基本思路。研究发现,主要发达国家大多兼具发表数量和合作地位“双中心”地位,而我国在多数基础前沿领域是“全球发表中心”但并非“全球合作中心”。因此,我国需尽早谋划、精准识别,积极拓展国际科研合作伙伴关系网络。可从加快国家科技计划开放水平、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营造高水平开放创新生态等方面出发,推出更多具有突破性和引领性的改革措施,提高我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位势,加速向世界主要科学中心迈进。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总结提炼,也是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导。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对于保障粮食安全、繁荣农村经济、巩固生态底座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就如何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进行一系列思考与探索。研究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源于生产力发展之应然、始于农业科技进步之实然、丰于农业农村现代化之必然,其根本内涵是生产力内核在农业这一既定场景中,以“新”“质”相结合的现实表达,并体现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主要特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关键在于要素整合、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等环节,即加快推动农业资源要素的新质化整合、农业科学技术的新质化创新和农业结构的新质化转型。

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新一轮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其中解决对内开放不足问题是东北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当前,推动东北全面振兴面临新的重大机遇,东北要以对内开放为抓手,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契机,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在宏观层面,建立区域协调机制,搭建东北地区一体化平台;在中观层面,整合区内价值链,打造跨区域产业联动系统;在微观层面,加大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提升资源要素的流动性和竞争性。通过深入推进对内开放,实现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在充分的经济循环中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

中国数据产权制度构建研究

随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产权成为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发展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关键问题之一,构建数据产权制度是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发展、构筑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优势的必然之举。目前,全球数据产权制度仍处探索阶段,我国多地也在初步开展数据产权制度建设,随着数据产权制度高度依赖的技术日益创新,数据产权制度建设面临一些难题,如,数据生产过程涉及多类不同主体,分类分级确权细则有待完善;各地各部门数据确权授权实践差异显著,制度建设有待补齐;数据要素开发利用较为复杂,技术手段亟待攻关突破。在数据产权制度构建中,应遵循防范过度保护、公平与效率等原则,明确界定和划分数据产权,进而形成时空相异、主体相异的数据确权框架。同时,要加快数据要素领域立法进程,从根本上解决数据产权界定难题;逐步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数据产权制度,实现数据要素精准确权;加快多模组全流程的数据确权技术创新,实现数据可查可溯源。

“四水四定”视域下中国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探析

“四水四定”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流域经济理论的科学发展与创新,为推动新时代中国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分析视角。基于这一分析视角,从流域与城市、流域与土地、流域与人居及流域与产业之间的四重关系及其矛盾切入,能够探讨新时期我国流域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问题域。紧扣这些问题,要基于“四水四定”视域,有效统筹流域经济中的水、城、地、人、产等各个方面,不断促进流域与城市、流域与土地、流域与人居及流域与产业之间关系和谐,将流域打造成“水城地人产”有机融合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经济体。

集聚外部性、政府作用与区域创新——基于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数据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03—2018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了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在政府作用下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聚外部性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二者之间存在基于政府作用下的门槛效应;受政府作用的影响,集聚外部性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在三种集聚外部性中有所差异,且政府的调节作用方向存在异质性。因此,应结合不同集聚外部性形成的集聚模式,对地方政府角色定位进行调节和规范,做好市场调研,有效回应各类型产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政府作用方向和水平,以最大限度避免政策有效供给不足和时滞问题。

数字经济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基于企业供应商数目变化的视角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经济秩序混乱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引发了各国对供应链韧性的重视。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供应链韧性;比较而言,数字经济对网络位置和市场份额较低及位于中低技术行业企业的供应链韧性提升作用更大;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越大。就影响机制而言,外部搜寻成本和内部管理成本的降低是数字经济影响企业供应链韧性的两个主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供应链韧性水平,还会加速供应商本土化。文章从新的角度阐释了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效应和机制,为中国提升供应链韧性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改革和政策设计的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随着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动力。文章基于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利用熵值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引入中介效应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运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直接正向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从影响机制来看,科技创新作为中介在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显著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建议制定区域差异化发展策略,通过科技创新激发数字经济潜力,以促进产业结构全面优化升级,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数据交易市场建设:实践进展、生命周期定位与推进对策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不断释放价值潜力,数据交易市场建设推动数据从资源到资产的跳跃,为赋能实体经济和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持。文章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出发,通过对我国数据交易市场的建设现状与面临问题的探讨,结合竞争者数量、市场结构、技术创新性、产业规模等产业生命周期识别的主要指标分析,将我国数据交易市场建设划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扩张期、成熟期等生命周期阶段,并探讨各个阶段的特征。研究认为,当前我国数据交易市场处于扩张阶段,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不可避免会有产业周期的异化现象影响其向成熟期演进,建议从推进大探索、开展大布局、培育大市场、组织大研究等方面立体化开展国家数据交易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