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价值。在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数。遵循“数字化赋能-多重驱动-创新变革”的逻辑思路,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传导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用外生冲击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驱动路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89%、11.09%和21.02%,可见这三个变量中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和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第二,优化顶层制度设计,发挥产业升级、金融发展以及消费需求的“中介因素”作用;第三,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战略,提升各地发展的协调性与均衡性。本研究为理解数字经济驱动与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链接路径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为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提供了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优化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现有关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传统生产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展开讨论,鲜有文献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并探索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要素流动总指数呈现出小幅度增长的态势,位于均值之上的地区中64%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说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二,要素流动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引入城乡之间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删除4个直辖市和缩短时间窗口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第三,空间异质性分析中,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始终表现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第四,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电商销售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并未发挥出中介变量的作用,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整体推进与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典型经验。研究结论为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健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参考。

数据要素嵌入、双元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据作为全新的生产要素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双元创新是助推数据要素有效嵌入实体经济的关键动力。基于双元创新视角,剖析数据要素嵌入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运用2008—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嵌入能够有效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双元创新在数据要素嵌入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更多地通过探索式创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利用式创新的中介效应尚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嵌入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在企业内部微观特征和外部宏观环境层面存在异质性。因此,建议应有效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营造数据要素赋能外部环境;持续提升企业探索式创新动力,激发数据要素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活力;积极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的深度融合。

农产品加工企业市场势力与技术创新

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但鲜有文献从市场势力视角研究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激励。为此,基于创新决策模型解释企业市场势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并采用2008—2021年农产品加工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DLW市场势力测度方法,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市场势力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在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2SLS方法处理内生性后,该促进作用依然显著;第二,市场势力通过溢价效应和成本效应等机制共同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第三,市场势力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交通便利度、企业产权属性等不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需要从培育领军企业、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国有企业创新引领作用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从而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现代产业链韧性评价及提升路径

国际变局加剧产业链发展风险,产业链韧性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提升产业链安全的重要基础。理解产业链韧性的内涵及影响因素是建立产业链韧性理论分析的基础,构建包括产业链基础能力、产业链抵御能力、产业链链条控制力和产业链创新能力在内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对产业链韧性水平进行测度评价,并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发现,支撑中国产业链韧性的主要因素是包括基础设施、劳动力供给在内的产业链基础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产业链抵御能力和产业链创新能力对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贡献相对较低;近年来中国产业链韧性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增速放缓。因此,应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产业链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治理能力,积极开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推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成为提升中国产业链韧性的主要政策主张。

生态位视角下创新型产业集群竞争力测度研究

创新型产业集群是通过聚合创新形成现代产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性力量。在生态位理论视角下,构建创新型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选取技术、组织、资本、服务创新资源生态位因子,运用生态位宽度、重叠度、适宜度及竞争力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70个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生态位竞争力进行多维测度。研究发现,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生态位宽度呈递增趋势,涵盖的资源空间日益广泛,资源聚合竞争力逐年增强;生态位重叠度存在过度竞争、过度分散等问题,其中地理位置邻近、主导产业相同的创新集群间生态位重叠度偏高;生态位适宜度总体偏低,进化动量总体较高,说明多数集群在生境适应能力方面的竞争力较弱,与领先集群间差距较大,但呈现出较好的成长性。生态位竞争力综合分析显示,创新集群形成了由四个梯队构成的产业创新空间格局。从产业特征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及相关服务业集群的生态位竞争优势明显,而节能环保、高端装备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集群则处于生态位竞争劣势;从空间维度看,南部沿海区域的创新集群生态位竞争力最强,形成珠三角经济圈创新生态高地,而大西北区域的创新集群则面临着创新生态脆弱性的挑战,存在更大的进化动量空间。据此,提出资源协同集聚、集群错位竞争和区域协调发展策略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生态位竞争力。

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动态分解、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

以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为框架,构造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对中国2006—2019年城市碳排放治理绩效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含义、跨期动态变化、区域均衡等层面对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进行多维分解,检验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一,样本期内全国城市平均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动态分解结果显示,中国各地的平均碳排放绩效水平不断改进,创新效应对其贡献逐年增大但赶超效应贡献不足;第二,空间分异方面,珠三角、长三角、粤闽浙沿海、长江中游等东部地区城市群不仅平均碳排放绩效水平普遍较高,且碳排放绩效的增长速度较快,中西部地区仅成渝城市群碳排放绩效表现较好,中原、京津冀等城市群近年来碳排放绩效的改善速度较快;第三,基尼系数测度及其分解显示,近年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指数的分异程度逐步加深,分异成因主要为城市群组间差异,城市群内部差异贡献度较低;第四,Lasso分析及双固定面板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清洁能源使用、金融发展、绿色环保和科技支持能够有效改善城市层面的碳排放绩效,能源消耗强度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碳排放绩效具有负面影响;最后,城市群因子探测结果显示,各城市群间的驱动因子存在一定差异。

金融要素集聚的绿色创新效应:空间关联特征与城市群异质性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基础,而金融要素空间集聚则充当着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加速器。现有文献围绕着金融要素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两条主线展开广泛讨论,也关注到金融要素集聚所内生的绿色创新效应,但较少基于城市群这一新时期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型空间载体,系统考察两者的空间关联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因此,选取国内十大代表性城市群,对其内部金融要素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变轨迹和空间关联异质性进行多维度诊断。研究发现:第一,金融要素集聚有助于通过各种空间效应加速城市群内部的绿色金融发展,进而正向驱动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城市群范围内的金融要素集聚不仅会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明显的本地促进效应,也会同时形成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第三,金融要素集聚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还会受到城市群金融集聚模式、行政层级特征、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制约。有鉴于此,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应围绕城市群发展定位构建差异化的金融要素集聚模式,因之打造契合于不同城市群现实约束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同时深度挖掘金融要素集聚对于绿色金融发展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传导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推动金融改革和绿色发展的有效空间互动。

中国工业低碳转型进程再评估及其多样化分解

工业低碳转型是中国落实“双碳”目标、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所在,全面理解中国工业低碳转型进程具有重要价值。为此,首先构建工业低碳转型进程再评估及其分解的理论框架,随后基于跨国、省份和行业样本数据,采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对2001—2021年中国工业低碳转型进程展开再评估,并从生产技术演化、要素效率变动和经济结构变迁三个维度对该进程进行分解。研究发现,国际视角下的中国工业低碳转型进程在研究期内稳步推进,节奏更为平稳、方式更可持续;国内视角下的中国工业低碳转型进程在研究期内具有先快后缓的推进特征,且省份间和行业间低碳转型分化程度持续加深;经典分解表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在推动工业低碳转型过程中无法有效协同,存在普遍的正负或强弱特征;要素分解表明工业低碳转型的驱动要素逐渐多元化,能源效率和碳效率的贡献逐步凸显,但具有一定波动性;结构分解显示区域结构效率总体呈小幅下降趋势,产业结构效率始终为负且后期受政策影响而呈现周期性波动特征。基于研究结论,从协同推进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改善、提升区域及行业维度能源效率和碳效率、优化经济结构效率三方面为高质量推进中国工业低碳转型进程提出了具体建议。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能源消费、金融支持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

当前世界能源发展面临着供需结构不协调、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率低等不稳定因素,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能源消费及技术升级需要,金融部门积极创新,加大金融服务供给,驱动制造业绿色低碳创新,助力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构建2010-2019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及引入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实证检验能源消费水平、金融支持力度和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影响的驱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消费水平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呈负向作用,而提升金融支持力度有助于制造业绿色发展;能源消费水平和金融支持力度可经过交互作用形成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双碳”目标背景之下,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均加快了制造业绿色变革步伐;此外,外商投资和政府有效干预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制造业绿色转型。为此,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首先,制造业要转变传统生产思想,认真贯彻执行绿色创新理念,深度融入绿色发展格局;其次,鼓励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制造业绿色融资支持力度,并不断完善风险识别及管控措施;最后,政府应正确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提高决策质量、降低决策失误。

数字普惠金融对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在“双碳”约束日益紧迫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现实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成为城市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可持续增长极。使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中国2011-2020年273个地级市能源环境效率,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能源环境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能源环境效率呈现出正向空间依赖特征,本地区能源环境效率的提高可以对空间关联地区的能源环境效率产生积极影响。(2)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本地区的能源环境效率,且对周边地区的能源环境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推动节能降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三条途径提高能源环境效率,并且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这三条途径同时提高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能源环境效率。(4)数字普惠金融对能源环境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维度、500km范围内、大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和东部城市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为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金融服务优化路径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ESG信息披露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下,ESG信息的长期价值属性日益显现,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积极践行ESG理念更是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因而,企业ESG信息披露作为重要的非财务信息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成为企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因此,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企业数据,研究ESG信息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ESG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中介机制表明,ESG信息披露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来说,ESG信息披露可以提高创新产出、提高员工信任水平和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三,ESG信息披露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外部分析师关注较高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更为强烈的提升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ESG信息披露机制,推动企业进行ESG信息披露,培育ESG竞争优势,健全中国资本市场监管环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与中国家庭经济活动

当今世界,国外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将对中国家庭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在测算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消费和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均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这种负向作用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消费水平群体的家庭耐用品消费均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对中等消费水平群体的负面影响最大。此外,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在外向型产业占比更大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和消费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更大。而拥有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是缓解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经济活动负面影响的重要调节方式。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家庭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时,会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持有,增加持有无风险资产。

生育政策、婚育状态与生活满意度:来自微观序数数据的证据

生活满意度一般是由李克特量表测算得到的序数数据构成,反映了个体对幸福感的主观评价,是基于理想和现实状况比较后的综合度量。现考虑在基数变量优势分析和指数测算的基础上调整修改,创新性地运用序数数据优势分析和序数数据指数测算方法刻画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个体婚育状态与生活满意度的分布特征,比较生育政策调整前后不同婚育状态下个体生活满意度在总体、性别间和孩次间的差异,分析其极化和不均衡状况。进一步,选取15~49岁育龄妇女作为生育主体,在关注年龄别育龄妇女生活满意度分布差异的同时,结合城乡、区域和受教育水平等育龄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探究如何针对性地提升个体生活满意度以达到改善生育水平现状的目的。研究结果表明:生育政策调整后,总体满意度提升且极化和不均衡状况有所缓解;已婚二孩个体生活满意度最高,女性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离异丧偶人群满意度差异较大,单身未婚女性和已婚男性满意度最为均衡,孩次由1孩变为2孩的满意度不均衡状况的缓解程度最大,年纪较轻的育龄人群缓解程度较大;育龄人群极化和不均衡状况与城乡发展、地区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成反比。未来应继续加强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切实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进而提升社会整体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中国共同富裕推进能力的演化特征与空间关系

共同富裕的推进能力是共同富裕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基础。从基础保障能力、全面致富能力、共享发展能力、持续完善能力和认同达成能力这五个维度,构建中国共同富裕推进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共同富裕推进能力及障碍因子,运用Dagum基尼系数、Moran’s I指数和Kernel密度估计分别对共同富裕推进能力的空间特征和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共同富裕推进能力在整体上呈现递增态势且保持较高增速,但共同富裕推进能力的区域差距仍然明显;共同富裕推进能力的主要障碍因子较多集中在基础保障能力和全面致富能力两个子系统中。(2)共同富裕推进能力的空间差距在小幅波动中保持平稳,差距尚未明显缩小,其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各省份共同富裕推进能力存在空间正相关,大部分省份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状态。(3)从动态演进来看,共同富裕推进能力分布呈现主峰位置右移、极化现象、曲线宽度拉大、右拖尾变长的形态特征,反映出中国共同富裕推进能力总体不断提升与地区差异并存的态势。

金融科技助力企业提升ESG表现: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企业和投资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对企业的ESG表现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2011—2020年的数据,研究金融科技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结果显示,金融科技能够显著地提升企业ESG表现,且经过内生性处理、替换变量和剔除特定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可靠。作用渠道检验发现,金融科技通过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和风险承担能力对企业ESG表现起到积极影响,并通过抑制盈余管理行为促进企业开展ESG实践。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对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ESG表现影响作用明显,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监管较严地区的企业ESG表现也有显著促进作用。另外,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及增强利益相关方的信任,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证实了金融科技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正向关系,为推进中国ESG体系建设和完善激励相容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绿色金融政策、企业行为与中国工业非对称转型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政策的产业转型效应能否契合中国工业转型需求有待检验。以2015-2022年A股工业企业为样本,以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中国绿色金融政策的工业转型效应,并从微观企业行为层面分析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存在“非对称转型”效应,其总体上提高了污染行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绿色行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利用动态分析方法进行机制检验发现,对于污染行业,绿色金融政策倒逼企业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但抑制了企业创新行为,导致生产效率短期提升明显但长期增长动力不足;对于绿色行业,绿色金融政策明显激励了企业创新投入,但抑制了企业要素配置优化行为,导致生产效率短暂下降,但在较长时间窗口内稳步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与排污收费政策和研发补贴政策搭配使用能够削弱绿色金融政策对污染行业的创新抑制效应、提高绿色行业的要素配置效率,从而缓解绿色金融政策的“非对称转型”效应,促进中国工业整体生产效率在短期和中长期内均衡提升。

人口普查遗漏的组合式估计方法

以人口普查标准时点上的人口总体(全国、全国以下各行政区)为研究对象,研究如何利用对总体登记的普查人口名单和覆盖调查人口名单构造的组合式遗漏估计量估计人口普查遗漏人口数。目前各国政府统计部门在人口普查遗漏估计中主要使用单重遗漏估计量,但该方法未包括同时遗漏于这两份调查人口名单的双重遗漏人口,低估了总体普查遗漏人口数。组合式遗漏估计量除了包括单重遗漏人口外,还包括了双重遗漏人口,避免了单重遗漏估计量的缺陷。采取抽样估计和数理模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单重遗漏估计量、双重遗漏估计量和组合式遗漏估计量,理论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组合式遗漏估计量在抽样估计精度和遗漏人口数估计上优于单重遗漏估计量,尤其是在分析双重遗漏人口特征和改进未来人口普查登记工作等方面;在使用刀切法近似计算总体的组合式遗漏估计量的抽样方差时,不能忽视等概率人口层之间的协方差,否则可能低估或高估其抽样方差;单重遗漏估计量和组合式遗漏估计量属于有偏估计量,要使用均方误差比较其估计精度。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利用原始数据全面演示了单重遗漏估计量、双重遗漏估计量和组合式遗漏估计量及其抽样方差估计量等的详细计算过程,同时讨论了其统计性质,尤其是利用设置的数据模拟了有偏性,有助于中国人口普查遗漏估计方案的科学制定及估计精度的提高。

数字中国建设的绩效评价及其推进策略

数字中国建设的绩效评价研究对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分析框架,从数字经济、数字政务、数字文化、数字社会和数字生态文明五个维度出发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熵权法(EEM)确定了各指标权重,并计算出2017—2021年间的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从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区域层面三个角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绩效评价,结果显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势头较好,数字中国发展指数逐年递增,但区域性差异显著,华东、华南地区数字中国发展优势明显,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基于评价结果,数字中国建设进一步推进的重点任务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畅通政府数字资源大循环、实现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和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进一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策略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加强数字鸿沟治理,实现数字中国建设均衡发展;二是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实现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协同推进,促进数实深度融合;四是加强数据共享与利用,打通数字中国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五是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六是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环境监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