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国际习惯法地位逐渐清晰并巩固。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与科学性,实现当前生态环境法治改革的逻辑自洽,亟需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未来的环境法典中应当明文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其展开宜采总分模式。风险预防原则的三种强度版本是相辅相成、彼此衔接的有机统一体,灵活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且发生可能性应达到“合理怀疑”程度的生态环境风险活动。协商合作型生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耦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于法律理性之中,将实体上生态环境风险共识的形成纳入程序性的法律制度过程,是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及其规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破坏性创新”,在推动技术变革的同时,也因其独特的技术逻辑带来了诸多治理风险。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巨量化数据的训练模式存在数据侵权风险,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模式则可能加剧虚假信息的生成和传播,其技术壁垒又会强化互联网巨头的垄断地位,进而带来一系列风险。而我国现行法律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制虽然形成了初步框架,但仍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存在困境,以欧盟和美国的监管措施为镜鉴,我国应当秉持包容审慎的理念,协同多元主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共商共管,通过“共建”“共治”实现成果“共享”。

美国行政法中政策声明制定程序及启示

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大量的指导性文件,其在法律效力和功能上与美国的政策声明相似。政策声明是美国行政规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效力方面,政策声明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和法律效果,但可能产生事实上的拘束效果。在制定程序方面,政策声明虽豁免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3节规定的通告评论程序,但在实践中经历了加强程序控制、反思过度正式化的程序、关注制定程序电子化和灵活性的发展历程,折射出美国国家机关持续在行政效率与民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在类型化的基础上,政策声明的制定可能经历启动、拟定草案、审查、公众评论、公布最终规则和后评估等具体环节。政策声明制定程序受到法院的一定控制,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拒绝公众请愿的决定、通告评论、公布最终规则等重要程序进行审查。可借鉴美国政策声明制定程序的规范要求与实践经验,完善我国指导性文件的制定程序,注重指导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规范性与灵活性,通过前评估与后评估程序发挥行政自我拘束作用。

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的实践样态、困境与优化路径

统筹配置自然保护地执法职能和执法资源,推进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是促进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体制、机制和制度等方面呈现不同的实践样态,并逐步向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和构建最严法治保障体系转型。但是,自然保护地内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和协作不畅加剧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需重视和破解重立法轻执法、重管理轻治理、重权力行使轻权力监督的“三重三轻”治理困境。为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需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元共治原则为指引,依法授予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一定的执法权,规范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与司法协同合作并向全过程执法延拓,通过多元执法方式和智能化治理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治理转型与法治优化。

食品安全法律责任阶梯化的关键问题研究

食品安全法律责任阶梯化是解决食品安全领域法律责任合理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可以有效提高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当前存在行刑衔接缺失、惩罚性赔偿金额缺乏弹性、刑事责任设置不平等、一味从严设定的法律责任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实现食品安全法律责任阶梯化应当遵循法律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刑事立法应当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对象、主体、资格刑与行政法相协调,罚款应当折抵罚金。行政法律应当降低行政处罚的最低限度,实现行政责任梯度清晰化。惩罚性赔偿标准应当增强灵活性,并设置赔偿金额的上限。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应当增加罪刑阶梯。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逻辑——一个三层分析框架

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内涵和外延丰富、时空领域宽广、内外因素复杂。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系统分析其整体逻辑,根据“发展时景-安全时景-关系时景”的分析框架,从“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系统分析传统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研究总体国家安全的内部逻辑,从“统筹四对重要关系”探讨总体国家安全的关联逻辑。结果显示,社会稳定是国家安全向公共安全的下沉,社会治理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民生福祉是国家安全的首道防线;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为空间关联,统筹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为主体关联,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为内容关联,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为命运关联。

环境风险治理的制度化与“制度化自反”

制度化是环境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但制度化也会因为“制度化自反”而成为新的环境风险源。环境风险治理制度化体现在认知理性化、行为规范化和组织系统化等方面,获得了科学认知并开展有序的治理行动。但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速流动性的环境风险时,制度化路径失效了,反而在应用中出现制度化的自反,制度化的路径成了新的环境风险的根源。环境风险治理中制度化自反表现为:风险认知理性化引发风险认知偏见,参与程式化带来民主形式化,组织规范运行却出现异化。总体来看,环境风险治理需要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在行动主义框架下消除制度化的自反。具体来说,需要确立合作行动的治理理念,健全风险治理规则,构建合作行动组织体系,优化技术治理工具。

长江流域环境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问题研究

以行政区划为标准的传统环境司法管辖模式与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生态性、整体性、系统性相矛盾,而流域环境案件集中管辖可作为破解环境治理难题的关键路径。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目前长江流域所涉各省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的具体实践存在行政区划分离程度不高、法律规范依据不足、环境司法专门机构设置衔接不畅等制约因素。因此,要明确以流域治理所遵循的整体和系统理论为基础,确立长江流域地理单元为基础的整体环境治理理念,确保集中管辖实质效用得到发挥;确立与完善流域跨行政区划环境案件管辖法律规范供给,为司法实践提供统一标准遵循;坚持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以长江生态环境法院为基础框架发展完善专门管辖,以便破除行政区划对流域环境司法的阻碍,增强流域集中管辖的规范性、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赋能国家安全的六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不仅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更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治理从“社会建设”领域调整为“国家安全”范畴,这并非是内容的简单位移,而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全方位变迁。我国社会治理效能体现的关键在基层,核心在基层,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视角下主要集中于制度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资源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六个层面。从这六个维度出发探讨国家安全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二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断向国家安全赋能。

论“三个务必”的生成逻辑、理论特质与实践指向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三个务必”。“三个务必”的提出既是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顺应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发展趋势。“三个务必”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彼此呼应,彰显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动力源泉、作风修养、精神面貌的集中统一。“三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凸显了百年大党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慎终如始的忧患意识和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三个务必”孕育于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之中,形成于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之中,既昭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的胆识和魄力,又体现了百年大党常戒常新的优良作风,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重要遵循。“三个务必”映射出百年大党对于执政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对于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成绩面前保持清醒和坚定,在困难面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演变历程、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长三角一体化主要经历了初步探索、合作深化、持续拓展、高质量发展四个发展阶段,并实现了治理模式从分割式治理到一体化协同式治理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区域治理组织、区域治理内容、区域治理形态三个方面。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不断取得实质性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绩效日益显现,但仍存在“行政区行政”产生区域分割和地方主义、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障碍、一体化的领域发展不够均衡等现实问题。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应围绕建构跨域治理模式、优化区域一体化体制机制、有序推进各领域一体化建设等方面综合施策。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我国家庭养老照料研究的进展、反思与展望

目前我国家庭养老照料研究主要包括家庭在养老照料中的作用、家庭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养老照料的影响、家庭养老照料的现实困境、支持体系等方面。现有研究的文献数量快速增长,重点关注家庭养老照料的现实压力,以社会学研究方法为主,体现了家庭变迁与文化传统,研究结论既有共识也有分歧。现有研究对家庭养老照料的需求识别、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照料意愿、照料能力、支持体系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家庭养老照料研究:历史、现实与未来相结合,不同机构与团队相结合,被照料者与照料者研究相结合,理论、实践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多学科方法相结合,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积极探求家庭养老照料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策略。

环境执法自动化裁量的法治挑战与制度因应

碳中和、碳达峰旨在实现国家和全球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治理,也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高质量推进指明了方向。为提升执法效能,行政主体已逐步部署算法装置,用于环境违法问题的非现场治理。面对环境执法从街头官僚向算法官僚的转变过程,社会一般主体对技术裁量正当性的疑问成为了行政法治关注的焦点。况且,自动化裁量质效的提升通常基于对海量数据的训练,鉴于政府自身数据记录的局限性,引入并调度私人部门的数据存量用以形成更全面、准确的裁量模型,也是推进自动化裁量高水平演进的题中之义。此外,环境执法部门应正视裁量基准的正向价值,通过完善裁量话语体系的方式,达致生态友好型行政执法的法理情相统一。

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中劳务代偿的证成及其展开

劳务代偿的适用并不遵循修复责任的归责要件,且无法实现等值重建或更换受损生态环境的目标,其性质应为“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责任承担方式的执行(履行)方式”,而非环境司法普遍认为的替代性修复方式,故劳务抵偿的对象不以修复费用为限。其适用范围应明确为“自然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同时量化的损害数额不大且该责任人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案件。将劳务代偿作为生效裁判的执行方式,宜采用修改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模式明晰其适用条件、折抵标准、经济状况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等,同时需要探索建立劳务代偿执行方案制定和实施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优势,促成责任依法、全面履行。

列宁关于提升国家对外文化传播效能的重要思想述论

列宁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化宣传家。他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回应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思想领域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污蔑和丑化,把马克思主义文化宣传思想与俄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根据自身长年的新闻文化宣传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见性的关于提升国家对外文化传播效能的重要思想和实践举措。这些思想主要包括:构建共识性文化叙事,扩大对外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打造令文化受众认可的传播媒介,提升对外文化传播的公信力;紧盯受众需求开展调查研究,推进对外文化传播的精准化。在列宁逝世百年之际,深入发掘并学习这一思想对于进一步提升新时代我国对外文化传播效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影响力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指导和借鉴意义。

地方政府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行为逻辑——一个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推进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是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和出行条件,解决“悬空老人”、残疾人等群体上下楼难题的重要举措。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加装电梯前期业主之间的利益分歧与矛盾化解的研究,缺少对加装电梯工程审批阶段、建设安装阶段和运营维护阶段相关问题的分析。本文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广州市为例,研究地方政府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行为逻辑。研究发现,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组织优势,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破解公共事务治理难题。采用混合治理模式,针对高低层业主,疏解群众利益协调难问题;采用科层治理模式,聚焦政府职能部门,破解规划方案审批难问题;采用市场治理模式,关注业主与电梯厂商、施工单位、物管公司关系,化解工程建设施工难、后续管养维护难问题。

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制度实践与优化

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中央在深刻洞察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基本局势之上所作出的重要战略考量,内含深邃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受贿行贿一起查以来,围绕专门制度、补强制度和协同机制,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大量的制度探索和机制创新,推动制度实践取得可喜成绩与丰硕成果。未来,应坚持系统施治,不断汇聚制度合力;坚持规范查办,不断强化制度执行;坚持结果运用,不断拓展制度成效,以制度优化为着力点,切实做好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新时代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中国实践与进路

新时代反腐败国际合作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起着关键的协同作用。新时代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以明确战略地位和实施路径来谋划顶层设计,以完善反腐败国际合作主体机构和修订出台相关法律制度来提供体制制度保障,以开展追逃追赃系列专项行动、在多边合作框架下提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中国主张、积极构建反腐败国际合作平台来参与全球治理践行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是行动的先导。新时代反腐败国际合作面临着对腐败认识差异大、国际和国内法律制度障碍大、数据平台和人才队伍限制大等主客观方面挑战。针对这些挑战,应通过统一腐败行为评价标准和理性对待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冲突来客观认识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强国内法与国际法相衔接及国内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来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反腐败国际合作数据库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来增强资源整合,在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中寻求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最优策略,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更好地朝纵深方向发展。

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治理研究的国际进展与趋势前瞻——基于2006—2023年SSCI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合同治理是影响政府购买服务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以2006—2023年探讨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治理的SSCI来源期刊文献为样本,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从时空分布、期刊分布、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关键词突发性等方面,探析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治理研究的概貌、热点与趋势。研究发现,时空分布呈现发文数量“波动递增”、被引频次“加速递增”、发文国家以美国和英国为主等特征;期刊分布呈现来源期刊较为分散、跨学科期刊占有一定比例等特征;核心文献运用定量、定性、混合等多种研究方法,聚焦讨论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治理的主体关系、决策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热点主题主要关注合同治理的风险、工具和绩效;演进历程展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大致分为合同治理成本研究(2006—2014年)、合同履行研究(2015—2019年)和合同治理创新研究(2020—2023年)三个阶段,未来的前沿方向与研究重点可能会是合同治理问责、合同设计创新、合同治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