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基础、价值意蕴与实践探索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与实践,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全球文明倡议突出了“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文明传承和创新”“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倡导弘扬人类共同价值”之要义,而摒弃了西方渲染的“文明中心论”“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承认文明在个体上的差异性,但同时强调人类文明完全可以在尊重理解的基础上碰撞交融、和谐共生。世界文明发展史证明,融通并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主旋律,且需要在同异质文明的不断对话中摄取养分,实现自我更新和文明的升华及发扬光大。中阿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人文滋养和精神资源。中非文明互鉴是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典范,中非国家间的互利交往体现了双方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和对文明平等的认知。未来,中非文明互鉴在哲学思想和发展理论构建、文化创新合作、经验传播和分享路径方面,将继续向纵深发展。

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环境塑造与秩序重建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持续调适其中东战略,这与全球格局变化、美国全球战略面临的挑战、中东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其实质是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且服务、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当下,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塑造战略环境以“竞赢中国、限制俄罗斯”,是拜登政府在全球推行大国战略竞争的中心任务。由于过去十年美国持续从中东战略收缩致使美国在中东主导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开始浮现。被美国视为全球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区域主要挑战者伊朗在中东影响力不断扩大,同时美国在地区的主要盟友和伙伴对美国离开中东担心加剧,以离美疏美为特征的战略自主趋势不断发展。为此,美国确立了由战略竞争主导的新中东战略,将遏制中、俄在中东影响力作为中东战略的主要目标。该战略以重建美国区域领导地位、重塑地区规则、重建美国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关系、重建区域安全体系、重塑区域供应链和价值链为主要内容。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并无新意,且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集团政治和零和博弈的色彩,不利于中东发展与稳定,也注定难以实现其战略目标。

《西亚非洲》稿约

1.本刊主要刊登研究西亚非洲地区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等问题的学术论文,欢迎投稿。2.来稿应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并在立论和论证严谨的基础上突出新意:选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至少“四新”中有一新。3.本刊独立网站现已开通。作者可通过网页的“网上投稿”系统投.稿,须完整填写各项内容。论文字数不少于1.5万字。来稿除正文外,还应包括内容提要(约280~300字)、关键词(3~5个)、作者简介(注明工作或学习单位、职务职称、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和电子信箱),并请在文末附上文章题目、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的英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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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关键矿产的大国竞争:动因、特征与影响

全球能源转型、供应链多元化需求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上升,凸显了非洲关键矿产的战略价值,进而塑造了当前大国在非洲关键矿产上的竞争。西方国家企业依然是非洲矿产包括关键矿产的主要外部投资者,但中国凭借关键矿产的贸易、产业和市场优势,建立了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要地位。当前,大国在非洲关键矿产上的竞争呈现出竞争战略的阵营化、竞争程度的差异化、竞争策略的工具化的特征。阵营化表现为美国领导的关键矿产联盟与中国关键矿产供应链体系之间的关系;差异化表现为关键矿产联盟内不同力量,如美国和欧盟以及国家内部不同利益攸关方在战略执行程度上的差异;工具化表现为大国把关键矿产当作博弈和竞斗的工具。拥有关键矿产或在供应链中占据主导的一方实行出口管制或所谓“断供”,或者将资源治理政治化,通过炒作、攻击、矮化竞争对手的矿业合作,影响和削弱竞争对手。大国竞争正对供应链安全、非洲发展以及中非合作带来多重影响,进而构建了以关键矿产为中心的复杂的大国与非洲关系。这一变化给中非合作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挑战,但同时也凸显中非协调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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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杂交水稻在非洲的技术积累及其可持续发展

杂交水稻技术作为缓解世界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要工具,为中非农业合作带来了深远的积极影响。中非杂交水稻技术合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现已从杂交水稻试验示范、本土化育种初探阶段发展至本土化制种及全产业链合作初创的新阶段。由中国主导的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商业化运作全产业链合作体系,不仅为马达加斯加粮食振兴计划的增产目标夯实了基础,而且为中国农业技术在非洲开展属地和商业化产业合作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然而,杂交水稻技术合作的复杂性使之在其他非洲国家的大面积推广面临一些挑战,具体而言,包括合作目标国农业投入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匮乏、农业技术人才缺乏、产业发展资金不足、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纷争与国际舆论环境的压力等多重制约因素。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建立自主可控粮食安全体系的紧迫性、中非提升粮食生产战略与政策的高度契合性、中非经贸博览会创立提供的新动能,以及中非农业合作挑战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使未来中非杂交水稻技术合作得以渐进性发展与深化具备了条件。

国家建构、政治文化与政治危机——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三维考量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历程中独具特色,从国家建构、政治文化和政治危机3个维度可以探究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纬、文化机理和面临的挑战。中东国家在政治现代化的启动、演进和探索过程中,以伊斯兰政治文化、强人政治文化、部落主义政治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政治文化一直是影响这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风向标,而以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中间主义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文化则是反映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质量和水平的“晴雨表”。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面临着国家认同、政治整合、政策贯彻、民众参与、政治分配、政治合法性等六重危机与挑战。因此,中东国家只有跳出西方政治模式的“窠白”,以自身国情民意为基础,才能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

20世纪大国政治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悲剧

在20世纪,大国政治对巴勒斯坦问题形成、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一战时期,西方列强对中东的争夺和充满矛盾的安排,直接导致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基于一战后英国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失败的现实,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就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案达成一致,导致了阿以冲突的长期化和巴勒斯坦问题被搁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争霸中东成为美苏中东政策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遭到严重忽视;70年代,巴勒斯坦问题在美、苏中东政策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但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和建国权利仍未得到重视;80年代,美国提出中东和平方案,而苏联则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拒绝阵线”进行反对,导致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化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化。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巴勒斯坦问题的悲剧在本质上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推行大国政治、争夺中东霸权的产物,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国强权从自身利益出发制造和操控巴勒斯坦问题,进而使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久拖不决的世纪难题。

非洲发展传播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进路

发展问题一直是非洲各国面临的核心议题。梳理非洲国家通过大众传播促进发展问题解决的历史性实践与尝试,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非洲发展问题并拓展中非媒体对话空间。非洲国家在长达几十年的发展传播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亲历了发展传播学话语情境与研究进路的变迁,其中,现代化范式、批判范式及参与式传播的赋权范式为非洲发展传播实践注入了动力。然而,由于政府与媒体未能形成良好的协作关系,发展传播在非洲一直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尤其是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媒介体制的引入更使非洲媒体一度脱离了发展传播的初衷。非洲国家学者对此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发展新闻、建构性新闻等实践成为非洲国家探索发展传播“中间道路”的重要尝试。展望未来,非洲发展传播实践的前景在于从宏观上重新反思其媒介体制的设置及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在新媒体传播技术赋权的历史机遇下,建构政府与媒体的良性合作与共生关系,重新发现符合非洲本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传播路径。

中国与南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就、挑战与前瞻

南非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非洲国家,也是最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非洲国家。自2010年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以来,各领域双边合作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不断提升,经济上务实合作发展迅速,人文交流日益走深走实,在多边舞台和国际事务上团结协作合作共赢,中南关系已成为中国同非洲乃至发展中国家间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与此同时,南非经济增长乏力,电力供应紧张,社会治理能力不足,治安问题严峻,执政党非国大支持率下降,给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平稳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展望未来,中南双方应继续加强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现阶段重点合作解决南非电力危机;创新经贸合作方式,在深化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合作的基础上,打造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职业教育合作等新亮点;继续加强在人文交流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方面的合作,以期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

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人的政策及其成因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对国内阿拉伯人实施表面上平等自治、实质上歧视压制分化的民族政策。在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以色列歧视性民族政策源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基于恶劣地缘环境而产生的绝对安全观,以及国内阿拉伯人“威胁”犹太人主体民族数量的认知焦虑。排他性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不仅阻碍了将阿拉伯民族融进以色列国家的路径,同时反向促进了阿拉伯人自身独立性的构建,而恶劣的地缘安全形势使得阿拉伯人长期被以色列社会看作“第五纵队”,无法被主流社会接纳。以色列本土主体族群人口不足、阿拉伯人数量增加的情势,使以色列的本土犹太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极大的不安与危机感,推动以色列政府事实上对阿拉伯人实行歧视性政策。该政策使得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都被以色列主流社会边缘化,同时更破坏了以色列的民主制与国家构建。以色列只有采取更公平的民族政策,才能在族群政治的现实中实现以色列族群关系的和谐,构建合理的国家认同,实现民族国家的稳定构建。

全球安全秩序重塑与中国的中东安全治理

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持续增多,进入深度变迁的重要阶段。中东地区作为全球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正处于世界与地区内外双重变局同步交织、叠加激荡的历史转折进程中,安全形势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同时也面临新挑战,尤其是新一轮巴以冲突推高了中东安全风险,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秩序重塑提出了迫切要求。域外大国基于不同目的与手段介入中东安全事务,对中东安全治理产生了不同影响:美国和英国通过制裁、干涉和军事打击等手段干预中东安全事务,对地区安全秩序具有破坏性作用;法国和德国基于防范中东安全影响外溢考虑,分别采用政治手段和平衡政策加以应对;俄罗斯逐渐巩固其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显示其独特作用。中国积极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合作,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推动中东地区的和解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中国贡献。

现代化视阈下中阿文明互鉴的理路与进路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是“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在百年变局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体现出更强的主动性与主体自觉意识,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话,用事实证明了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拓展了“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思路和途径,亦成为中阿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化视阈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具备深厚的历史基因、广泛的价值共识与有力的政治保障,且受到双方现代化发展的共同诉求、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及中国在中东和平大国角色等因素的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应以现代化发展合作为目标,加强两大文明的积极价值观互鉴,具体内容包括:加强道德观互鉴可为双方合作注入东方特色的价值观准则;加强包容性互鉴是学习对方现代化成功经验的真正精神动力;加强和平观互鉴可为双方现代化进程营造友好的外部环境;加强创新性互鉴可增强各自现代化进程的道路自信;加强生态观互鉴有助于探索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方案等。总之,以现代化发展合作为主轴深化文明价值观互鉴,有助于为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奠定稳固的共同身份基础。

南非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非洲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基于世贸组织背景下1995~2021年南非对华反倾销的全部44个案例,可以发现:中国是南非反倾销的首要对象国;钢铁行业及制品是南非对华反倾销涉案最多的行业及产品;南非对华反倾销执行率较低,且主要基于倾销与损害缺乏因果关系;南非代表着南部非洲关税同盟5个成员国对华反倾销。南非对华反倾销高发的主要原因包括:南非倚重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救济措施扶持本国经济增长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南非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最大贸易伙伴国;钢铁产业是南非着力保护的制造业重要支柱产业;中国企业忽视利用价格承诺作为积极应诉的有效措施;中国对南非的反倾销案件稀少。南非对华反倾销的高发,已严重影响了中南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和中南经贸关系的深化。为此,中国应加强中南两国发展战略及规划的对接合作,尽早与南非建立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重视对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及其对华反倾销的研究,扩大对南非以钢铁产业为重点的直接投资,积极应诉南非对华反倾销。

重塑自我:非洲人类学“本土化”发展之路——基于埃塞俄比亚人类学发展经验的讨论

非洲人类学是区域国别学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国际学术界在此领域进行了视域广阔的学术深耕。在具有“民族博物馆”之称的埃塞俄比亚,一方面,欧美学者率先开展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和多种学术研讨,深化了学界对埃塞俄比亚族群与文化的人类学认知;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通过培养本土专业人才、开展本土田野调查和撰写本土民族志等方式,努力推进非洲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埃塞俄比亚案例彰显了人类学如何从一门“外来移植”的学问,到在非洲社会“初步融入”,再到逐渐寻求“扎根与创新发展”的完整过程。针对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薄弱点,未来中国学者需调整传统研究思路与做法,进一步深刻辨析“非洲人类学”概念,精准把握其特殊性与基础性,加强非洲人类学研究中的与时俱进与“向非洲看”,并且立足非洲区域与国别发展经验,积极吸纳非洲学者在“观察自我、认识自我与书写自我”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性进展,以期有力推进中国的非洲人类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

从种族政治到利益政治:反对党参与南非选举政治的嬗变

南非的反对党主要由种族隔离时期的政治组织转化而来,有着种族身份的深刻烙印。新南非诞生后,黑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但经济上依然是白人集团占据主导地位,形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匹配的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种族政治与南非的政治理想格格不入,黑白种族界限不断被打破、被淡化;另一方面,基于种族划分的利益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变革,种族利益与经济利益依然处于同构状态。在选举政治的排他性竞争中,反对党要巩固既有的选民基础,不得不在种族政治与利益政治两个方向上进行双建构。随着社会阶层的重组、分化和非国大主导党体制的持续弱化,政党政治博奔的核心议题不断聚焦经济体制改革和公共政策领域,黑白之分逐渐转向左右之争,种族政治逐渐让位于利益政治。经过30年的发展,南非经济变革与政治转型不相匹配的状况依然未得到根本改变,2024年的大选结果也表明这种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基于反对党的渊源和演进脉络,以及其参与选举政治的实践困境,南非要摆脱种族政治的历史束缚,建构起健康、有序的政党政治生态,执政党、反对党都必须直面与经济体制改革、自主发展道路选择相关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