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一个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它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核心,在最大程度释放人的创造性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支柱,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本文从生产力三个构成要件对应性构建了衡量指标,提出了1-2-3-4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为后续生产力研究奠定了基础。“1”即一个关键核心,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核心;“2”即两个根本原则,即最大程度释放人的聪明智慧原则和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原则;“3”即三个基本要求,即低污染、低消耗、低投入;“4”即四个主要内容,即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现代企业群体、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建立良好生态环境。并提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四个主要路径:一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二是健全科技创新体制;三是完善现有产业体系;四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医疗人工智能应用的法律挑战及其治理

医疗人工智能的高效性和先进性对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领域的技术创新产生了深刻影响。医疗人工智能有望使公民更好地享有健康权,并对整个公共卫生领域带来裨益,但同时也需注意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远超对其监管框架的部署规划,会对个人权利和公共健康构成严重挑战,亟需法律作出相应回应。从相关当事人的尊严和自主性的保护、健康数据处理中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医疗人工智能应用的公平性和透明度、问责制度和归责原则等方面分析了医疗人工智能应用的法律挑战,并从明确医疗人工智能的治理原则,建立包含硬法和软法在内的初步立法框架,构建科学、合理、高效的监管体制等角度构思了我国医疗人工智能的治理框架。

数实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重点、战略任务与路径选择

数实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是通过数实融合为实体经济提供技术支持、内需支持、政策创新支持来实现新型工业化。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数实深度融合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重点在于以数实深度融合创新力提高实体经济的产业基础能力,以数实深度融合培育实体经济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以产业价值链整体水平提高完善新型工业化的价值链支撑,消除数实深度融合区域差异弥合制约新型工业化的数字鸿沟,以数实深度融合制度体系的完善构建新型工业化的制度基础。在数字经济新发展阶段中数实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的战略任务在于以数实深度融合培育实体经济的新动能和新优势,培育创新型人才优化数实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的人才链,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实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微观主体,以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实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的服务体系。在我国数字经济新发展阶段数实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的路径选择在于: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费转型升级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实融合,进而推动新型工业化。

金融知识、风险态度与个人养老金参与行为

在我国全面推行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背景下,居民对个人养老金的有限参保抑制了制度的实施效果。运用2023年对西安市居民的网络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金融知识、风险态度对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能够增加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增进对制度的信任,提升投资能力,推进居民对个人养老金的参与行为;风险态度是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重要因素,风险偏好的居民对不确定性有更强的承受能力,对投资损失有更高的乐观程度,更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风险态度部分传递了金融知识对个人养老金参与行为的影响,金融知识可以使居民对风险做出正确预判,减少对风险的排斥,提高风险偏好程度,从而激励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此外,金融知识、风险态度对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影响在学历和收入方面存在异质性。提供通俗易懂的养老金融知识和个性化的风险投资服务,推动“个人养老金进万家”活动,打造定制化的风险投资指导方案是激励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重要举措。

“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十年进展、问题分析与推进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走过了蓬勃十年,它不仅是中国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总抓手,而且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合作平台。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之一,贸易便利化对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至关重要。在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之际,本文从商签自贸协定、加强海关合作、交通互联互通、发展贸易新业态四个方面,系统总结十年来“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历程与进展,剖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探讨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路径。

劳动关系微分化视角下网约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障

在算法技术与平台经济相得益彰共同推进数字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关系日益呈现出微分化的演化趋势,使得以网约工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人员陷入了“身份不明确”的主体性危机与“权益保障难”的双重困境,不仅对传统的劳动从属基础性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也日益凸显现行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现状。基于网约工群体经济从属性、人格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微分化趋势之系统理论分析,科学审视与证成微分化视阈下具有劳动从属性的网约工“第三类劳动者”之身份,并将“内在经济与人格从属程度的差距均以外在劳动量的差别为表现形式”这一从属性微分化之核心作为识别与判定标准,对具有不同强度从属性的“第三类劳动者”给予不同程度的劳动法倾斜保护,希冀能平衡平台经济有序发展与网约工劳动权益合法保障之间的关系,为健全和完善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体系提供符合数字经济内在运行规律的科学立法选择。

个人养老金:政策认知与居民参与行为

个人养老金制度在我国已试点实施一年,研究居民的参与行为有助于推动该制度的全面实施。本文基于对西安市1475位居民的问卷调查,探讨了政策认知对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认知对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居民对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规定越了解,越可能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规定的了解更能促使女性、身体健康状况较好以及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做出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行为决策。机制分析表明,居民对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规定越了解,其对个人养老金的福利效应就越认可,对这一制度也越信任,从而越可能参与个人养老金。

关联性理论视角下文物主题游径研究

文物主题游径是通过一定的内在关联线索将各类文物资源与非文物资源整合串联起来的文化遗产旅游线路,强调游径系统中各构成要素间的整合。本文为深入挖掘影响文物主题游径生成的内在关联逻辑,引入城市设计中研究有机组织与整合城市内部各要素构成的关联性理论,分析文物主题游径构成要素在环境、历史、空间和功能层面存在的紧密关系,并基于这些关系及其作用与影响,提出文物主题游径在建设过程中梳理历史文化脉络、凝练特色主题文化、明晰线路连接要素和盘活利用资源要素的具体路径。

对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思考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如何确保“有力”是需要最先解决的问题。本文构建了中央、地方、市场社会和农村农户四类主体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互动机制。这四类主体内生和外在的力量构成决策力、探索力、创新力、内生动力以及领导力、执行力、协同力、反馈力八个方面的力度体系。因此,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法治化、规范化、利益联动、农民组织化等路径激活乡村全面振兴中各类主体的力量,形成中央有力引领、地方有力执行、市场社会协同参与、农民主体推动的乡村全面振兴推进新格局,落实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各项部署目标和重点任务。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备案审查制度的衔接机制研究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备案审查制度是我国约束规范性文件制发的两种审查制度,但部门法之间的隔阂导致它们在理论上长期割裂。这两种审查制度在监督机制、审查能力、审查动力等方面具有互补性,使得建立它们之间的衔接机制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坚持公平竞争审查的事前自我审查这一基本定位的前提下,可以将事后审查部分纳入备案审查制度中,将公平竞争审查结论作为备案审查中合法性与适当性审查的参考文件。还可以适时扩张公平竞争审查对象,将部分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党组织规范性文件以及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决议和决定纳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并建立党委、人大、政府之间的公平竞争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自主知识体系视角下的新时代中非减贫合作

贫困治理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的核心关切,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丰富了国际减贫理论与实践。进入新时代,在中非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非减贫合作以自主知识体系为标识,通过深化基础设施合作、加强产能合作、加速贸易畅通、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等路径,有力推进了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在合作共赢的对非减贫合作过程中,秉持“真实亲诚”与正确义利观,保持战略或政策对接、制度规则互通和理念协调一致,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世界意义。未来,将中非“减贫之路”作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路径,提升中非减贫合作方案的精准性,探索中非减贫知识产品共享新机制,将是中非双方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土壤污染防治规定的法典表达

环境法典编纂对于土壤污染防治规定的安排必须处理好预防与治理、污染防治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本语境下预防的对象是污染后果而非健康损害。污染源控制分则编应以预防为主,土壤污染防治分则编的定位是以治理为重心。《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治理责任的构成要件、多类或多个责任主体间责任承担关系的规定缺失,土壤污染防治分则编应从终局责任和中间责任、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角度填补这一结构性疏漏。为避免交叉重复,环境法典应根据预防性措施的规定内容综合考虑其在土壤污染防治分则编和污染源控制分则编的位置安排。环境法典应在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变动、污染治理后土地的再利用三方面建立土壤污染防治与土地利用的衔接。

环境法典污染控制制度的二元结构与体系整合

污染控制制度是环境法典的最主要内容,需要在现行污染防治单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体系化整合。现行立法分为两大基本类型,环境要素污染防治法围绕环境要素的污染排除进行制度设计,污染物质和能量污染防治法围绕污染物质和能量的减量和管制进行制度设计。在整合进入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时,两类污染防治制度的共通性制度要提炼出来进入污染控制编的基本规定,环境要素污染控制制度仍然围绕水、海洋、大气、土壤的污染控制展开,规定与环境要素相对应的具体污染控制制度。污染物质控制制度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控制和放射性污染控制几个方面,应规定污染物质的全过程管控制度。能量污染控制制度以噪声污染控制为重心,振动、电磁辐射和光辐射污染控制应在法典中有基本规定。在协调不同类型污染控制制度的基础上,对现行污染防治规定进行归类、精简、合并、调整,并补充重要的污染控制规则,以完成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的制度设计和编排。

回鹘戴三叉冠人物身份再考

回鹘三叉冠造型独特,是研究回鹘文化的重要历史遗存,关于其佩戴者身份众说纷纭,主要包括回鹘王、回鹘王子、元帅及乐师等。然而,这些解读往往缺乏系统性的论证与深入分析。本研究在现有观点的基础上,首先对回鹘三叉冠佩戴者的身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分类,通过比对图像资料与文献资料,将三叉冠的形制及其象征的身份进行了归类,指出其身份象征随时间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并采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探究了三叉冠在回鹘文化中身份象征演变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回鹘在西迁前,受到萨满教及阿尔泰系部落生活方式的影响,三叉冠主要象征回鹘王或部落首领。西迁后,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佛教的兴盛,三叉冠的身份象征逐渐世俗化,扩展到王子、贵族以及高级军官。

十年来“一带一路”研究:概况、成就与展望

2023年正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及时总结十年研究成果、把握未来研究趋势对于促进“一带一路”研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系统分析了2013—2023年我国“一带一路”研究的概况、成就与展望。结果显示:从研究概况来看,十年来国内“一带一路”研究在发文量上经历了“倒U型”发展趋势,在核心作者与重点机构方面呈现出专业化与区域性的特征;从研究成就来看,其在学理阐释、基建互通、经贸合作、产业金融、文化交流、全球治理六大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并在研究范式上呈现出由传统经贸地缘政治向新型全球治理转型、由依赖单一学科向多学科融合、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转变。未来研究应当重点围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顺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求、突出规则制定与机制构建、强化突发事件应对与风险防范、推动“一带一路”共建中新问题新主题研究等方面拓展深化。

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国家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公平统一且设计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降低商品及生产要素流通成本、释放流通潜力的功能,因此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备要件。然而,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在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都存在不足,尤其是地区间和人群间的制度政策差距大、部分项目资源配置不合理、绩效管理机制缺失等,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要全面深化社会保障改革,不断增强制度的公平统一性,提高制度运行效率,逐步统一社会保障权益设置、筹资规则、管理规程和服务规范,为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做出积极的贡献。

从“碎片”到“整体”:老年健康治理的逻辑与实践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剧。我国“健康老龄化”实践表明,“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和途径。在推进和实现“健康老龄化”这一理想图景的过程中,老年健康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时下迫切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老年健康治理的主体碎片化、内容碎片化和过程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思想对解决我国老年健康治理碎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信息技术赋能的老年健康治理的优化应从如下三个方向展开:第一,深化合作,理顺老年健康治理的组织协调机制;第二,统一标准,完善老年健康治理的整合机制;第三,搭建沟通平台,重塑老年健康治理的信任机制。

基于融合发展的延安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研究

融合发展是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创新举措。革命文物由于数量多、分布广,存在保护不平衡、展陈同质化、辐射带动效果不佳等普遍性问题。本文以延安革命文物为例,构建以革命文物为核心价值的要素体系,从全域资源视角出发,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综合分析革命文物空间集聚性、城市关联性、道路通达性、资源组合性等空间特性,提出“分类保护、轴线带动、组团开发”的保护利用空间策略,探索革命文物整体保护和融合发展的路径,切实推进革命文物内涵价值和空间特质融入现代生活,改善民生福祉,赋能老区发展,促进延安精神传承弘扬。

康德的德行概念并非自制——基于《道德形而上学》“德行论导论”的论证

关于康德的德行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自制概念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观点:德行只能算作自制;德行不只是自制;德行可以理解为自制。通过对《道德形而上学》“德行论导论”的疏解可知,两者存在明显差异。目的学说方面,德行以定言令式为根据,以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为质料,以普遍法则为至上原则;自制以最高善为根据,以幸福为质料,以正确的逻各斯为原则。意向学说方面,康德认为人有对义务概念的易感性的主观条件,且德行是承担义务的唯一能力,但德行义务不止一种,相关于法则,具有先验性;亚氏认为,人可以出于意愿去行为,但德行只有一种,相关于中道,可从经验中学习。康德认为,人对德行的拥有不是义务而是目的,仿佛是德行拥有人;亚氏认为,应当通过克服不自制来拥有自制;德行要求驯服自己的激情,驾驭自己的情欲,自制则要求抑制感官欲望,控制自然需求和痛苦。方法论方面,德行不能靠习惯养成,要以问答法进行理论练习,以修行法进行实践练习;自制则要求掌握真正的知识,学会明智,要在习惯中养成,在实践中完善。因此,德行并非自制。

数智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逻辑与进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分析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下,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分析框架,探索数智技术驱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理论机制及可行路径。首先,沿着劳动者的生产力主体作用逻辑,探索了数智技术的劳动主体能力与意识变革机制,并沿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作用逻辑,厘清了生产资料、组织与产品分配关系重组机制,进而阐明数智技术作用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其次,从数智技术作用于劳动主体与劳动关系的冲突入手,探析了阻碍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逻辑堵点;最后提出:通过增强数智技术赋能生产知识支撑、推动数智技术“向善”发展等打通数智技术增强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底层逻辑;通过拓展数智农业技术应用场景、依托利益联结和协同“共智”、强化涉农数字资本相关的顶层设计等,强化数智技术的生产关系再造逻辑,反作用于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这一结论呼应了党中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相关要求,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解释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