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技术赋能统战工作发展透视

数智技术与统战工作在价值理念和政治定位等层面具有高度契合性,前者可以满足后者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动态化等发展需求,为后者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数智技术能有效支撑和服务于统战工作、开拓统战工作数据应用新空间、激发统战工作新活力。当前我国数智统战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面临数字化平台和工具应用不足、数据共享和协同体系不完善以及数智化人才短缺和统战干部理念更新不足等问题。因此,未来数智统战应综合运用数智技术,通过构建面向统战对象的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开发数智化统战工作工具、丰富宣传内容和形式,推动统战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智统战顶层设计和规划、构建统一开放的统战云平台、完善数智安全保障体系,赋能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通过推进协商数智化体系构建、建立政协系统数智人才培训与考核机制、加大新技术在协商业务流程中的应用,深化协商民主。

媒介变革中网络文学现实观照的幻像强化——从Internet到Sora的技术迁跃

网络文学的媒介提供了一种虚拟空间的文化交流与精神对话方式。伴随着互联网媒介生产技术从早期诞生到Sora AI问世的持续发展,文艺同社会生活边界的日渐模糊,进而打破了以往同社会存在遥远距离的束缚,以一种超现实的虚拟空间状态进入社会大众的生活。网络文艺创作将个体“无意识之思”通过超现实的叙事表达在集体“无意识之思”的公共语境空间内,并通过一种“在场”式体验的创作同创作者与阅读者构成共同的语意空间。而由于公共语境空间的平等交流性,读者与创作者都在他者介入的影响下参与到网络文艺在“自我理想”中找寻“理想自我”的过程中。

中国式城镇化: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开启了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起步晚,因此在中国城市化前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跟随者和模仿者,以“物”为主的城市化成为发展的方向,因而也出现了若干城市病。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遵循。因而,跟随西方传统城市化的发展,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选择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和新路径,扭转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中国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有其历史逻辑,也是“两个结合”的中国化与当代化表达。

AI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及评价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整个人类社会,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促进科技创新与发展,是各行各业“新质化”的促进剂。人工智能可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高效的研究工具和研究场景,将深刻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及评价的方方面面。加速人工智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及评价领域的深入应用,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效率,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为推进AI赋能哲学社会科学(AI4SS),2024年9月28日,由西华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协会主办,西华大学学术期刊部、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学术成果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承办的“AI赋能社科研究与评价天府论坛”在西华大学举行。来自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20位专家学者,从不同学科、研究领域出发,就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及评价进行了深入交流。文章为20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所作报告的主要观点。这些报告议题包括AI赋能人文社科研究方法的变革,法学、教育学、经济学、图书情报学、新闻传播等社会学科视域下的人工智能,AI辅助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伦理,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监测、大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应用,AI赋能学术期刊出版与传播,AI赋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新模式、新平台、新场景,等等。这些议题共同描绘了一个由AI技术驱动的多学科融合与创新的新时代。

员工家庭经济压力何以促进工作重塑行为:压力转换视角

基于压力转换理论,建立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家庭经济压力情境下如何经由员工的积极应对策略对工作重塑产生影响,以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对311名员工进行多时点的追踪数据分析显示,家庭经济压力促进员工工作重塑,而员工的积极应对策略中介了该过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即当主管表现出更多的家庭支持行为时,增强家庭经济压力对工作重塑的影响,且积极应对策略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反之,则不显著。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当员工面临家庭经济压力,管理者应多激励员工采取积极应对策略,从而激发组织员工在工作中更加积极主动。

已公开个人信息合理处理的实践困境及因应之策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了个人信息处理规范,但直到《民法典》的出台,已公开个人信息才被作为个人信息的一种特别类目进行特殊保护。不同于一般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告知-同意”规则,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特殊性体现在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对其进行处理,而无需个人信息所有者的事前同意。但目前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实践面临困境:以必要性原则为代表的处理原则界定模糊;“选择-退出”机制与“删除权”机制的实现存在障碍;自由裁量权行使不一的情况时有出现。因此,扫除在个人信息保护深入推进道路上埋下的隐患刻不容缓。文章结合我国现有判例,参考域外相关立法与理论,提出已公开个人信息合理处理的因应之策:在规范层面,对必要性原则进行强化以及将动态系统论引入处理合理性的判断;在机制层面,完善“选择-退出”机制与“删除权”机制。

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路——基于瓦特改良蒸汽机商业化应用的启示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点是实现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这种转化应用需要多主体协同发力。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商业化应用拉开了18世纪工业革命的序幕,其实质就是加快了科技发明商业化应用的速度从而实现了生产力水平的跃升。从多主体协同视角审视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成功商业化应用,对探讨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成功商业化应用带来生产力的跃升,得益于发达的市场机制、瓦特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企业家敏锐的商业判断力和完善的专利制度体系。因此,我国要推动科技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跃升,需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培育大国工匠、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分析与建议

文章围绕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以及做强、做优、做大发展目标,建立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并使用测度指标体系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近年来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持续优化、创新力显著提升,但也存在资本“大而不强”、发展“未达先疲”、创新“投强效弱”、布局“引领乏力”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思想;根据新形势、新使命确定高质量发展功能定位;基于企业分类明确高质量发展路径;提高创新产业化率,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坚持市场化改革,优化高质量发展机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理顺高质量发展环境。

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以黄道周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由此出现了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治学特点就是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主张以六经治世的同时,又不舍弃以理学治心的传统。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来看,理学类的问业著述与经学类的著述是交迭出现的,说明在其一生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始终是兼顾的。即便是在《榕坛问业》这样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中,也常常涉及经学内容。从工夫论角度看,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体现为一种回环互补与融合统一的模式,他认为工夫不是节节往上、一劳永逸的,而是前后兼顾、回环往复的整体形态,换言之,治世与治心是并举的,都是本体上的工夫事业,并由“敬”贯穿始终,使治世与治心融为一体、相互成就,由此保证至善的状态长久维持下去。

词是复杂感情的产物——关于王国维《人间词》的解读

王国维的《人间词》今存104首。作者伪造词序以自高词品,删除浮艳之词和不标词题致使情感经历线索模糊和词意难解。解读其词者往往因作者是备受学界尊崇的国学大师,遂离开作品本意而努力寻求哲理与政治之寓意,从而进入误区。《人间词》作于辛亥革命前数年,主要抒写两次情感经历,并非凿空而道,而是复杂感情的产物。它体现了作者提倡自然真实之境界并反对深文罗织的词体观念。因此《人间词》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尚待重新认识。

责任伦理视阈中可敬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国际传播确立了明确方向。揆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历程,宜将可敬中国形象理解为负责任大国形象。负责任具有多维内涵,与中国传统责任意识、马克思主义责任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紧密相连。塑造与传播负责任的可敬中国形象意义深远,是消融美西方社会各种意识形态敌意、化解中西方负责任逻辑龃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客观需要。塑造与传播可敬中国形象,需要有机结合自塑与他塑的方式、战略与策略的理念、行动与言说的渠道、理论与故事的内容、民族与世界的价值、技术与艺术的手段等诸多方面。

公众在灾害应急供应链协同中的作用——考虑公众参与的演化博弈与仿真分析

考虑到公众参与行为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管理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应急供应链协同在应急响应管理中的作用日趋凸显。针对应急供应链协同,考虑在公众参与视角下,构建政府—制造商—零售商的三方博弈演化模型,分析不同主体间的演化稳定策略并通过仿真分析验证模型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中,仅靠政府加强监督与奖惩很难促进应急供应链协同;公众参与已成为促进供应链应急协同的有效力量,在面临政府因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应急救援的紧迫性所导致的“政府失效性”问题时,公众参与可以起到较好的“旁站”监督效果,这将会促进系统趋向政府降低监管,充当“守夜人”身份,从而形成供应链双方主体积极参与应急协同的理想演化稳定均衡状态。

农民工就业促进政策协同路径的质性研究

农民工是国家就业政策干预的重点群体,但政策协同不足使其难以抵御就业新风险,就业稳定性差、就业质量不高。为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广西农民工就业促进政策形成了“保障农民工获得平等就业权利-引导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保障农民工留城发展权-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和返乡就业创业双向发展”的协同演进路径。政策协同路径表明:财税支持是其他政策措施实施的必要条件;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就业能力和完善就业保障,有利于促进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和留城就业;就业政策措施的落实需政府部门协同组织实施和管理。但仍存在政策举措间协同不足导致农民工就业难以实现向上流动;实施与保障措施的协同程度仍待提高等问题。为此,应加强财税支持与其他政策措施协同,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选择;完善就业保障和提升就业能力,双向促进农民工就业向上流动;增强政策实施与保障的协同,推动农民工就业促进政策落实,切实促进和保障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

明清小说情节涉医描写的叙事意义

医学与叙事关系密切,中国古代小说有诸多涉医描写,在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情节展开的叙事动力。《金瓶梅》中的李瓶儿、《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之死,情节结构呈现因果链条,但前者显露、后者隐微;而不少明清小说的涉医情节是由巧合和偶然行为组合而成,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往往是某种观念的图解。生老病死是人的生命历程,也是小说常见内容,涉医叙事在小说中意义重大。

论明代辨体类总集对《文章正宗》四部文体分类法的继承与创新——以《文章辨体》《文体明辩》《文章辨体汇选》三书为中心

过去对《文章正宗》四部文体分类法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储欣、姚鼐、吴曾祺、李兆洛、曾国藩等编选的以“归类”为旨归的总集上,以突出其在文体分类上执简驭繁的功效。《文章辨体》等辨体类总集尽管在传统的文体分类上采取的是“每体自为一类”的方式,然细考其文类编排仍可见真氏四部分类之流风。将明代辨体类总集与此四部分类法结合起来考察有助于识别文类内涵的变迁,对客观评估真氏四部分类法乃至建构古代文章学的分类方式亦有所裨益。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数据

企业内控缺陷和财务舞弊丑闻的频频发生,反映出其背后委托代理问题的严重性。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抑制管理层利己投机动机,减少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借助“金税三期”这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探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代理成本的具体效应。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完善内部控制抑制代理成本水平。管理层持股对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效应发挥了调节作用;公司治理水平与税收征管数字化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信息透明度低、两职合一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文化消费提升的内涵机制、城市趋势与路径选择——以成都市为例

我国正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文化消费是文化经济的重要构成,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城市文化消费迎来新一轮提质扩容机遇。从消费行为发生的视角看,文化消费通过消费意愿触发、消费偏好优化、消费群体波及三大机制实现整体水平提升。当前,城市文化消费呈现出需求个性化圈层化、方式数字化智能化、群体低龄化老龄化的趋势,文化消费水平成为城市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文章以成都市为例,分析了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现状特征,指出未来应从促进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综合施策促进文化消费、扩大优质产品供给、培育新兴消费市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五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增强文化消费能力、优化文化消费环境、培养文化消费偏好、提升文化消费层次、壮大文化消费群体。

自我与他者的讲述及协商:中西纪录片的中国边疆叙事探赜

分析近三十年的中国边疆题材纪录片,发现中西方纪录片基于各自叙事意图,通过“自我”与“他者”的表征共同建构了中国边疆的话语和影像符号,并由此发展出鲜明的边疆叙事特征和审美形式。中国纪录片采用了内视角与散文式叙事结构,西方纪录片则以外视角和戏剧化结构为主,在中西纪录片中,中国边疆分别被刻画为整体的意象空间与他者的现实空间。而当下新的中国边疆叙事亟待提高国际传播的效力,站在人类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时,能发现他者智慧与协商之道。纪录片是讲述中国边疆故事的重要载体,中国纪录片应建构自身的话语与策略,并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展现多元、真实、生动的边疆形象。

约翰·金塞拉生态写作中的反“田园”观

约翰·金塞拉是一位享誉国际的澳大利亚诗人、作家、批评家、教授。他的作品以澳大利亚西部的小麦带为背景,以生态为切入点,揭露人类在以自己的意志进行环境改造的同时又对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文章通过“环境”“我们”和“我们的环境”三个维度阐释了金塞拉作品的田园生态思想,展现一个诗人对人类生存的深切关注与忧患意识。环境是金塞拉几乎所有生态诗作的主题,其所传递的深层含义绝不是地方性的,而是人类普遍的共性问题,而“我们”对环境不断索取的态度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则是环境灾难的致因。这一结果本质上是“我们”错误地把自己作为“环境”评判的标准。因此,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

数字劳动异化问题的本质、成因与解决路径

数字时代,生产方式的变化催生出数字劳动这一新型劳动形式。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在当代的具体表现形式,数字劳动也不可避免出现异化问题。通过对数字技术的占有与运用,数字资本制造“自由幻象”实现劳动时空的全方位异化,并通过精神规训和数字财产的无条件占有实现了无偿劳动者的“自愿异化”。数字资本进一步开拓数字劳动异化的深度,将数字劳工的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纳入资本增殖逻辑。数字劳动异化问题的背后仍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追求,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增殖过程和劳动异化的解读仍适用于对数字劳动异化问题的分析。资本逻辑下的数字商品生产持续进行,数字劳动异化现象便不会立刻消失,因此,需要从建立健全数字劳动法律规范与数字财产分配制度、合理引导数字技术应用以发展生产力、打破数字资本平台的舆论霸权等三个方面为解决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提供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