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牧民增收效应研究:基于西藏县域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9—2020年西藏65个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实证检验了西藏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牧民增收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对西藏县域农牧民收入具有正向影响;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对西藏县域农牧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乡村经济数字化的影响效应最大,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不显著。(2)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乡村指数不断提高,对农牧民增收的促进效应不断提升;非边境县数字乡村建设对西藏农牧民的收入效应显著为正,边境县影响效应不显著;农区县和半农半牧县数字乡村建设对西藏农牧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且农区县的促进作用更大,而牧区县影响效应不显著。

基于CNKI数据库的西藏考古研究现状及热点主题的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知网收录的西藏考古相关文献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学结合定量分析工具,对西藏考古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藏学、民族学、文物考古和民族高校学报等领域期刊是西藏考古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阵地;四川大学的霍巍教授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近三十年西藏考古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青藏高原史前文明、佛教考古、吐蕃墓葬、考古出土材料文化属性以及高原丝绸之路等五个方面。同时“唐朝”“丝绸之路”和“文化交融交流”具有潜力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对口支援西藏研究

基于“经济居先—文化认同—经济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逻辑,探讨了对口支援西藏这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目标的机制。中心观点认为:对口支援西藏作为中国特色的本土实践产物,是数千年来中华各民族结成共同体对抗自然灾害的历史实践的必然结果,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产物和重要手段。其基础性作用是补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短板,关键性作用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战略性作用则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展望未来,对口支援西藏在实现西藏地区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等“物”的建设基础上,应更加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致力于提升西藏地区各族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文化认同,提高就业和劳动技能,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通过实现均衡的文化水平以及共有的文化认同,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进而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发展,牢固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

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

吐蕃与唐朝因中原佛教结缘,而双方的交融依存发端于唐朝重启了儒家孟子性善论仁道思想,摒弃了过去天赋神权论的儒家思想。儒学扬弃之后在唐朝初期强调“仁”道,唐朝因“仁”和合吐蕃,佛教的中国化也在唐朝初期有了新的面目:“提倡众生平等”。儒学的“仁”转化为佛学的“众生平等”理念,形成了吐蕃与中原的基本交往范式,即以佛教为抓手,而以借鉴唐朝的基本思想为内容的事实。这也说明佛教在唐朝真正开始中原化了,而佛教在吐蕃还远未开始吐蕃化,文成公主入藏意味着吐蕃与中原启动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模式。

青海湖官方祭祀的历史沿革与神圣性确立

青海湖官方祭祀是特殊的文化事象,它根植于中华土壤,并从四海祭祀中分离出来成为官方重要的祭祀活动。明清期间,经国家的社会治理后青海湖的神圣性得以确立并开始近祭会盟;民国时期,青海湖官方祭祀不断革新,使其成为环湖地区的特色文化事象。梳理该文化事象历史,认为青海湖官方祭祀虽然是统治者维系统治权的工具,但在促进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地方文化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家意志建构地方文化中的典型;对我们当下如何建设共建、共享的精神文化空间有积极意义。

西藏古代体育文化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亦是党中央赋予我们的重大时代课题。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及逻辑分析法,对西藏地区古代体育文化的演进历程进行了阐释。研究认为,西藏古代体育文化是在中华各民族文化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历史上汉藏文化的深度融合中,体育文化作为强有力的粘合剂,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西藏古代体育文化格局。提出要深入挖掘研究根植于高原地域文化的西藏古代体育与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以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推动西藏民族体育文化在中华文化认同语境下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第十一届全国藏学期刊协调会在青海西宁举行

2024年7月13日至14日,由《中国藏学》杂志社、西藏大学期刊中心联合主办,《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藏学期刊协调会在青海西宁举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新华文摘》等学术评价机构,全国近30家藏学期刊单位以及相关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的代表参会。

略论新中国时期西藏城市发展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城市不断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城市随着社会变革经历了初期的调整适应后,实现了从少到多的跨越式发展,并向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现代城市迈进。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西藏城市发挥了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辐射中心和支撑点作用,成为西南边疆安全稳定的“压舱石”。这其中所蕴含的发展逻辑,是国家治理边疆,经营民族地区的宝贵实践经验,而制度性安排、机制构建是西藏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深层次逻辑。西藏城市发展在此基础上进入了新时代高速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芝加哥结构人类学的夏尔巴研究:一个学术史的梳理

1960年代之后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出象征—结构人类学和历史—结构人类学等,其中的一脉研究喜马拉雅南坡的夏尔巴人,主要是担纲者鲍罗帛和敖谢丽等人,分别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格尔茨的文化解释理论及萨林斯的历史结构理论出发对夏尔巴社会进行象征—结构分析,提出夏尔巴理想社会—文化范型和对该范型的中时段历史—结构转型的解释。

近现代涉藏游记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涉藏游记是近现代游记文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一方面,大量涉藏游记作品体现了近现代复杂的边疆民族关系,记录了作者的入藏经历,也保存了大量边地的民歌谚语、民间故事、民情风俗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资料,内容丰富驳杂,具有重要的历史和人类学社会学价值;另一方面涉藏游记作品体现了一种边缘化的文学生活,游记作者以纪实的笔触记录自己进入藏文化场域的所见所闻,也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其存在为我们全面关照现代文学现场提供了一种特殊视角。文章从文学地理学、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对近现代涉藏游记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背景、类型特征、作者群体、文学价值等进行整体梳理,并评述其总体特征和价值。

情系高原梦绕江河——访著名生态学家洛桑·灵智多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洛桑·灵智多杰先生是享誉我国藏学界和生态学界的知名学者,长期专注于青藏高原的生态学研究以及环境保护行动,同时也成功策划并主持了“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和“青藏高原环境与山水文化”两个重大课题,主持编纂出版了一系列青藏高原生态研究的高水平学术专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洛桑·灵智多杰先生认为,维护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对于人类的进步和成长具有重大的影响。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的游牧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和传统智慧,这对当今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文章围绕洛桑·灵智多杰先生的学术经历、成就、贡献等对其进行了专访。

阿来短篇小说感官描写的翻译重构与再现——以《生命》两个英译本为例

藏族作家阿来善用细腻的笔触描写感官体验,构建立体化的藏地故事。文章以阿来早期短篇小说《生命》及其两个英译本为例,探讨不同译者对视觉、听觉、触觉感官描写的翻译策略,揭示两个译本感官体验效果差异。研究发现,巴特偏重采用归化策略,在译文中重构了感官体验效果。葛凯伦和陈泽平则更注重异化策略,力求再现感官效果,为译入语读者提供了更接近原作的感官体验。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模式与文学特质的有效传递关系紧密。把握原文文学特质,再现文学审美内涵,对当代民族文学外译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

数字经济可释放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助推其实现共同富裕,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讨数字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选取2011-2021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予以检验,并以后发优势为切入点提出数字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有利于释放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并从富裕度和共同度两方面提升其共同富裕程度。第二,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释放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第三,数字经济对欠发达地区不同城市群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异质性,与兰西、滇中和黔中城市群相比,数字经济对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城市群实现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与呼包鄂榆和滇中城市群相比,数字经济对宁夏沿黄、兰西和黔中城市群提高富裕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与滇中城市群相比,数字经济对宁夏沿黄、兰西、呼包鄂榆和黔中城市群提高共同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四,在以西部地区为样本的讨论中,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形成区域内部联动发展格局,进而加快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针对上述研究发现,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西藏文旅融合特征测度与比较分析——基于投入产出理论与共生理论

文旅融合发展是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西藏处在反分裂斗争的第一线,文化建设承担着凝聚民心、巩固阵地的重要使命,西藏文旅融合具有很强的特殊性。研究结合“投入产出分析法”与“共生理论”,将客观评价标准引入文旅融合领域。运用“盯住关键指标法”解决西藏投入产出表数据缺失的问题,对西藏文旅融合特征进行测度,并与全国文旅融合特征进行对比,得出了西藏文旅融合尽管在直接融合水平上高于全国水平,但是在完全融合水平上低于全国水平等结论,提出西藏文旅融合需注重文旅延伸产业链的融合与改善互动机制等政策建议。

19世纪中叶法国公使对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态度之嬗变

1848至1866年间,因进藏活动屡屡受阻,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多次求助法国驻华公使,后者的态度由之前的“竭力”支持、“鼎力”相助逐渐转变为后来的“尽力”劝退,甚至可以说是“抛弃”。法国公使们对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态度之嬗变,一方面源于当时清朝中央同西藏地方两级政府通力协作坚决抵制法国传教士进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形势下法国政府基于对华“合作”政策选择放弃其“保教”立场。清朝中央同西藏地方通力协作成功阻断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既反映出当时西藏地方基于国家安全大局的深思熟虑,又反映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重视和体恤,同时彰显出中国中央政府一直以来严密的治藏方略及其不容西方擅入藏地、染指西藏的坚定外交立场。

论藏传因明的理论价值及其理性工具作用

因明起源于古代印度,但随佛教的传播传入我国西藏地区以后,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已经彻底融入藏族传统文化,完全实现了中国西藏化的改造,成为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明作为佛教哲学和逻辑方法的学问,其本身就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工具性作用,成为论证其宗派思想和教理见解的基本理论和有效方法。藏传因明形成以后,其思想理论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其理性工具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应用,成为藏族传统文化重要的理性工具,有效提升了藏民族的思维辨证能力,并为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文章以藏传因明的基本原理为研究对象,以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方法为研究主题,通过分析其思想内容和理论方法,深入挖掘其理论价值和方法意义,以促进藏族传统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并为藏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服务。

借鉴、交融与域化——琼结宾顿藏戏与门巴戏之比较研究

藏戏与门巴戏同为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藏、门两族之间紧密的地缘与文化关系,门巴戏深受藏戏扎西雪巴剧种(白面具藏戏)琼结宾顿流派的影响。同时,因其各自所处特殊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态语境使之形成其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文章通过琼结宾顿藏戏与门巴戏剧目《诺桑王子》之戏曲曲调、鼓钹伴奏、表演形式、服饰道具等方面比较,梳理、探究门巴戏与琼结宾顿藏戏之间的渊源关系和艺术表征形态方面的异同,证实门巴戏借鉴、吸收琼结宾顿藏戏及藏戏对门巴戏艺术形式形成的多重影响;同时门巴戏在融合门巴民歌和艺术表达形式以及审美表现方式等方面,不仅显示出门巴戏音乐在唱腔曲调、鼓钹伴奏、节奏、调式音阶、戏曲表演形式、演员服饰、戏曲结构、程式等多方面浓郁的门巴民族特点;亦显露出门巴族戏曲艺术家自身的创新与本民族、门隅化的表达方式及审美情趣的追求,彰显出门巴戏戏曲艺术表演特征上更具自然性和民族、地域特征。

明清之际川藏道的兴起及在中央和西藏地方中的连接作用

明清之际,川藏道逐渐兴起,并成为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重要连接纽带。除了中央政府的主动开拓,西藏地方也参与到了整个进程之中。自明中后期开始,大量藏族僧俗人员自川藏道前往内地朝贡,并将巨额茶叶、布匹、金银等物资带回西藏,这是“汉藏金桥”兴起的重要背景。当康区的白利土司阻断了川藏道时,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支持蒙古首领固始汗,攻灭了白利。清初,西藏地方与内地在川藏道东端打箭炉广泛开展贸易活动。康熙三十九年(1700)“西炉之役”与五十九年(1720)清军进藏驱逐准噶尔后,川藏道沿线多数地区逐渐纳入四川省管辖,清朝为保障道路畅通,以巨额茶叶与白银对西藏地方进行经济补贴。由川藏道的兴起及中央与西藏地方的互动,可以深刻理解该道成为双方连接纽带的原因,以及西藏地方牢固纳入中原政治体系的内在逻辑。

基于县域乡村振兴视角的甘青川藏族聚居县返贫风险研究

文章旨在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的返贫风险进行研究。样本数据和资料源于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精准扶贫及脱贫工作的田野调查。通过调研甘青川三省藏族聚居县的脱贫攻坚工作,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准扶贫模式,如迭部县“特色产业模式”、泽库县“拉格日模式”、若尔盖县“跨地域协作模式”,发现在实践层面,甘青川藏族聚居县存在扶贫项目的立项随意性的问题、部分脱贫技能培训脱离实际的问题、易地搬迁扶贫模式带来的问题。文章通过返贫风险分析,针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11世纪扎塘寺壁画之供养人题材研究

佛教艺术中的供养人题材,从北传路线的角度看,早在汉晋时期已经出现。西北地区以敦煌石窟艺术为首的壁画群中可以见到供养人题材在唐宋时期大为盛行,形成一条与佛教教义教理传播并行的发展模式,其背后的文化内涵除了展示世俗社会权贵阶层对佛教的尊崇膜拜,更具历史图像志价值,对当时的政治集团内权贵等级、社会分层乃至重大历史事件记录都多有涉及,大到统治集团人员的形象,小到服饰与等级制度,往往能以小见大,是极为珍贵的民族图像志资料。正因为如此,宗教艺术遗存中的供养人形象,更具有民俗风情记录的特征,是当时社会与习俗各个方面的图像记录。文章聚焦11世纪后期位于卫藏腹心区域的扎塘寺壁画中的供养人形象,除了探讨扎塘寺早期壁画在卫藏11世纪佛教艺术史中的独特性,还就北宋年间卫藏艺术中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状况做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