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县域乡村振兴探索研究

西藏县域发展应以衔接农业农村发展需要和农牧民生产生活需要为基调,坚持城乡融合、分类施策、创新驱动的发展原则,在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上,强化粮食安全意识,推动县域粮食经济快速发展;加快推动农牧业绿色转型,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大力提升县城综合承载力,保障农牧民在城乡之间可进可退;创新县域基层党建模式,改进党对统筹县域发展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

西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

西藏生态产品是生态资源和人类劳动共同作用下生产的直接或间接满足人民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生态服务产品的总和,分为生态纯公共产品、生态准公共产品、生态俱乐部产品和生态私人产品。西藏生态产品具有多重价值,其价值在消费过程中转化为经济收入和民生福祉。当前,积极探索西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能够推动生态产品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实现的有机统一,对促进西藏地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不丹窗饰看藏式建筑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本土化语汇转译

不丹建筑外窗装饰语汇的流变与本土化,是我国藏式建筑文化与技术对外输出与传播的缩影。从不丹建筑窗饰形象的文化来源追溯,可以看出受西藏艺术、犍陀罗艺术、尼泊尔艺术与本土习俗的影响,不丹从完全移植藏式建筑的构造与风格到生成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子文化风格历程。喜马拉雅地区多元文化的碰撞,形成了藏式建筑语汇于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本土化转译特点。

再论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命题,讨论此话题,关键在方法论上要有新的突破。中西诠释学为外来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课题提供了恰当的学理支持。如何理解和研判作者原意、文本原义与理解者、阐释者互动所导致的结果,即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意识,这是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其答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回到文本和作者本身,由此还原作者原意和文本原义,此所谓“我注六经”的原则;二是回到读者中心论的立场,任何读者的理解都是处境化的理解,因此没有更好的理解,只有不同的理解;三是视域融合所包含的必然是作者原意、文本原义和不同时空背景下读者的增质性理解,这两者体现的是“籍经立论”、“六经注我”的定向,此即所谓“守正创新”或者“继承发展”,“守正”体现的是文本原义、作者原意与诠释者之意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创新”标志着它们之间的差别性和多元化。

藏传佛教中国化三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宗教中国化”、“藏传佛教中国化”标识性命题,这是深化党的宗教工作规律性认识的重大理论成果。本文谨从中国大历史观视野,对西藏地区历史、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传承的历史、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时代性进行基本的解读分析。

对口援藏:推动西藏繁荣发展的重大创举

自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以来,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成为党中央的一贯政策,长期坚持,从未间断。支援西藏的单位之多、力度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不仅在中国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史上绝无仅有,而且成功地推动西藏从改变相对贫穷落后的面貌,到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再到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学界高度重视援藏或对口援藏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梳理和研究援藏或对口援藏的发展演变历程与运行机制,考察和分析援藏或对口援藏的经济社会效益及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关于援藏或对口援藏的学术史回顾,参见徐志民:《当代中国学界的援藏研究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第161—169页。此后学界的援藏或对口援藏研究成果主要有,杨明洪:《和平解放以来中央对口支援西藏政策变迁研究》,《中国藏学》2019年第4期,第46—55页;杨虎得、韩喜玉:《从无偿援助到互利合作:新中国援藏政策转型的理性思考》,《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第68—73页;杨明洪:《国家一体化视角下的对口援藏问题研究》,《西藏研究》2021年第4期,第7—15页;徐志民:《长期建藏与对口援藏——新中国的西藏建设叙事考论》,《青海民族研究》2024年第1期,第197—204页等。目的是提升援藏或对口援藏工作水平,扩大其综合效益。笔者拟按照时序分析对口援藏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运行逻辑和理论逻辑,旨在反映中央对西藏的特殊关心、全国人民支援西藏的深厚情谊,反映对口援藏是促进西藏与内地共同繁荣发展的重大创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集中体现。

守正创新:“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重要的思想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中断的文明,走了一条符合自己的道路,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个独立自主根本上来自我们的文明连续性,来自我们的文明主体性。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理论标识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命题与原创性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和鲜明的理论标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新境界的核心密码。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第二个结合”进一步提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这是总结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11世纪卫藏地区艺术多元化交融历程之映像夏鲁寺11世纪艺术编年史考述

11世纪的夏鲁寺壁画艺术分为1020年代、1040年代以及1080年代以后三个发展时期,经历过三种风格的演变与叠加,首先是波罗—中亚艺术风格中的早期“萨玛达类型”,中期出现直接来自印度的相对纯粹的波罗艺术风格,后期则是与扎塘寺壁画相类似的11世纪末叶夏鲁寺特有的综合艺术样式。夏鲁寺位于上、下两路弘法的交汇处,同时还与南亚建立关系,因而成为11世纪后弘期东、西、南三方的衔接点。这些充分展示了11世纪卫藏腹地年楚河流域曾有过多民族、多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

陈那因明给出了一套可靠的“成量”标准

古印度宗教宗派林立,彼此之间的各种学说和思想长期处于并行传播、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的状态。各宗派皆标榜自己掌握了真理,但如何证明,真理标准为何一直困扰着因明师们。在陈那之前的几百年里,古因明学家们给出了一个衡量标准,但并不可靠。直到陈那,这个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这也奠定了陈那在因明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关于吐蕃僧相钵阐布的几个问题

吐蕃僧相钵阐布的藏文对译应该是■,而非■(大沙门),钵阐布可能是贝吉允丹(■)的专称。■可简称为■,是吐蕃僧相的称号,但并非吐蕃僧相的专称,其他僧人也有此称号。吐蕃僧相有贝吉允丹和娘·定埃增(■)二人,两人都曾到敦煌组织抄经礼佛等活动。吐蕃僧相主要负责佛教事务管理和主持唐蕃之间的和好会盟,对世俗政务参与相对有限。羽077号《本阐哺(钵阐布)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反映了钵阐布贝吉允丹在敦煌以瓜州节度使衙署名义为由吐蕃宰相担任的东道节度使、侍中、瓜州节度使等人礼佛祈福,侍中为大尚论喻寒波(■),为东道节度使副手。羽077号中《某判官为国相尚乞心儿祈愿文》(拟)出现的国相尚乞心儿为当时(822年前后)吐蕃首席大相,并不是786年占领敦煌的吐蕃将领。

囊玛艺术新论

囊玛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西藏传统表演艺术,而囊玛吉度是以囊玛艺术的实践为主要业务的行会组织。作为群众自发形成的社团组织,囊玛吉度形成背景和艺人来源具有多元化,其使用的乐器和表演的典目具有多样性。囊玛的表现内容主要包括爱情、时事、祈愿、赞颂、讽刺等内容,大多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观念意识等关联密切。在囊玛曲目中,有部分歌词采用了仓央嘉措的诗作,汉文关联表达和双关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

清代邸报中的西藏镜像与中央政府治藏互动关系考察

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清代邸报在西藏的出现,源于边疆治理需要的同时也服务于边疆治理。通过清代邸报中呈现出的西藏镜像,可以发现邸报发挥了宣达皇命、沟通上下、分工协作、连接中西、沟通古今的信息传播功能。这种功能,不仅充当了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工具,便利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连接、联系,确保了清代“大一统”治理格局以及西藏局势的整体稳定,也增进了各界人士对西藏的关注和了解。

藏文家谱文献补遗与史料价值刍议

家谱是对同一姓氏世系、人物和事迹的记录,是家族的生命史。作为史类文献,藏语将其称作■,皆指父系继嗣谱系。藏文家谱修撰始于唐代吐蕃晚期,元明时期修撰家谱趋于成熟,清代及民国时期得到普及。通过对所搜集的130种藏文家谱文献进行分析,按家族身份属性和家谱记录对象可分为六种家谱文类,即吐蕃王室及后裔家谱、西藏地方政权建立者家谱、西藏地方区域性政权建立者家谱、佛教世家家谱、苯教世家家谱和贵族世家家谱。这些藏文家谱文献超出了藏族传统教法史、王统史的体裁范畴,是研究家族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地方史、区域史的重要史料,其所记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信息,为我们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规律,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现存元代西藏地方旨类文书及其文献价值

旨类文书是元代官方档案中的一个大类,包含皇帝圣旨、后妃懿旨、诸王令旨、帝师法旨、中央或地方军政长官颁发的钧旨等,属于元代官方文书的最高级别。元代旨类文书多以碑铭石刻为研究材料,原始文书较为少见。西藏地方发现多份元代官文书,其中多数为原件,对研究元代官文书形制、政治建制、寺院经济及其他相关历史史实等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密续、法脉与世俗——白居寺道果殿空间配置意涵

西藏江孜县白居寺的二层道果殿修建于1424年至1425年之间,其绘塑配置体现出密续神秘性、法脉严肃性、世俗权威性的统一。白居寺道果殿中央鲁伊巴传规的泥塑胜乐曼荼罗,分为“外座”和“内座”,具有个人小我与宇宙大我合一之意涵,更具佛法上的教理性和实修中的神秘性。从金刚持菩萨到大乘法王贡嘎扎西的道果传承祖师像清晰地呈现出萨迦派道果传承的法脉形象。西、南、北壁的《八十六成就者》壁画意指“生起次第”的修行观法,是一个“即身成佛”而“兼修色法、心法”的过程。《八思巴传记图》以五处题记记录三场梦境场景,主体是《八思巴与忽必烈对坐图》,以对坐形式描绘二人形象。《萨迦班钦调伏外道图》表现萨迦班智达与外道辩论、调伏外道措切的场景。圣哇底像出现在《八思巴传记图》中,成为萨迦班智达与印度外道辩法的一个代表性标识,与对面的《萨迦班钦调伏外道图》相互呼应。

论《格萨尔·北方降魔篇》故事模式的形成基础

《北方降魔篇》是《格萨尔》史诗系列中“四方降魔”故事的首篇,它奠定了史诗的“降魔故事”主题及其典型情节结构。从起源上来看,它除了打上了深深的藏族历史、宗教和民间文化的烙印外,更多地可能受到了具有世界性的英雄屠龙和降伏牛怪故事的影响。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其主干情节结构(情节基干)在保持某种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异。通过15种文本分析,可总结出三种相对独立的传承形态,即传统型、发展型和变异型。

西藏纳木错湖滨三处岩画榜题的释读与研究

2021年西藏那曲市和拉萨市联合组织的“纳木错环湖科考”先后在纳木错湖东南岸扎西岛和西岸其多山,发现三处年代约为9至12世纪的洞穴岩画并保留着榜题。其中一部分榜题内容与附带画面高度吻合,与吐蕃时期的苯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另一部分榜题内容与洞穴动物、祭祀画面并无直接关联,但其共存关系为羌塘先民利用洞穴,外界贸易文化交流等提供重要线索。

社会性别视域下的女性形象探析——以《霍岭大战》为例

《霍岭大战》中的女性角色带有明显的社会、文化、民族等印记,是男权文化中的特殊群体。她们的曲折遭遇充分反映出史诗时代藏族女性的命运和最终归宿,展现出当时社会文明程度及发展水平,以及对女性的普遍认知。将社会性别研究理论引入史诗的性别角色分析,探究史诗中女性的性别角色及其族群身份,能够进一步了解史诗中女性性别角色的文化建构,使史诗的女性研究进入一个更深更新层面。

经典文艺作品对西藏文化传承的影响分析——以《洗衣歌》和《松则亚拉》为例

当代经典文艺作品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以《洗衣歌》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蕴含着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和丰富的民族团结情。西藏红色经典文艺作品《洗衣歌》及其衍生作品《松则亚拉》,对西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和引导作用。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在润物细无声的以文化人、以艺载道的文艺氛围中,感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恩情,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